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①，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①（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②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徐志摩散文的艺术风格，整体上有一个令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基调，那就是：浓郁鲜明，繁富华丽，轻盈飘逸。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却是一个例外。它所呈现的，是另一种徐志摩散文中极少见的简约质朴的面貌。

    1922年冬，当时的北平市财政总长罗文干，因涉嫌卖国纳贿遭到拘捕，不久释放。但又因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提议，被重新收禁。一时清浊淆惑，谣传纷纭。罗文干的密友同事，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因深信罗素日操守廉洁，又不满被称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的行径，遂联合知识界发表宣言，抗议此事，掀起风潮，并辞职离京。归国不久的徐志摩，正处于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创作兴奋期。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从不直接参预政治。所言所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大都只是“随意即兴”。或者如茅盾所说，仅仅有一些“政治意识”而已。但他于政治的黑暗龌龊，一直有着“纸上谈兵”的兴趣。以他“真率”“坦然”的性情，脱口而出地议论时事。并且一旦投入，立即表现出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上独特的个性。正如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归纳的那样：“永远地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写起文章来任性”和“永远是用心写的”。面对这起与己无关的风潮，徐志摩依然即事兴感，在《努力周报》上撰写此文，以示在人格、正义与公道的立场上对蔡元培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声援与支持。

    一篇优秀的散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篇杂感散文，打破徐志摩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基本格调，一些最具其艺术魅力的东西，诸如修辞技巧的变换，语言辞藻的雕琢，以及色彩的调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施展，而统统让位于对其内心涌动不息的燃烧般的激情作最大限度的张扬。作者内心的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理想、信念，其实际内涵虽然如胡适所说，只是“爱”、“自由”和“美”的会合而已，还缺乏一个真正的内核。但是爱国主义毫无疑问是这些理想的基础。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对古老民族的深爱与真情，将对理想的追求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表现了为之舍身奋斗的凛凛锐气。

    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所能用笔去做的，是“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魄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1924年2月21日致魏雷信》）本文作者正是紧紧握住比手术刀还要锋利的挖苦的笔，毫不留情地解剖着社会人生的阴暗和丑恶。

    “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

    文章一开篇，就以难以置疑的语气下了这两个偏激的结论。如劈空之惊雷，气势突兀、“震耳”惊心。

    紧接着，作者连用三组“只……不会”的排比句式，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国民众生冷酷漠然的卑俗群相。之后，又用古今对照的手法，将历史上尚不少见的“义”、“侠”的气节壮举，对比今日社会到处“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丑恶现实，给尚待引据的两个结论作了具体的注脚。深刻的掊击，配合强烈的挖苦语气，并出之以“革命最彰明的成绩”的反语，更见作者痛之深和恨之切。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这句理想者肺腑心底悲愤的呐喊，在黑云翻墨的阴暗时代，不啻于一声惊醒沉默民族的警钟，一笛激励勇士前行的号角。但作者仍从反面落墨，以三闾大夫的悲剧，以国民愚暗残忍懦怯的通性，以社会政治卑污苟且的本色，来证明这句“不刊的真言”在现实面前的苍白和软弱。

    紧接着，蔡元培作为理想的化身，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他是作为整个阴暗社会唯一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日之国人，其侠义气节比古人更见萎缩，而当日之社会，其视理想如仇敌的态度又远甚于古代，如今，这位在“混浊的水里”“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理想者，端起如“一盆飞旺的炭火”的理想，让人去抓摸亲近，可见其“戆”，其“愚不可及”和“不合时宜”了。

    表面上看，作者再次举起了挖苦讽刺之笔，嘲笑了蔡元培的不识时务和愚不可耐，而其真正的潜台词，却讴歌了其为追求理想正义，孤身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从孤苦深寂中喷射出的一腔幽愤和激情。

    末尾大落大起，是全文的高潮。与前面的“悲观”论调相一致，作者再次以难以置疑的语气，预告了理想者必然失败的命运。但却在文章的结尾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注定要失败的理想者一边。不但表示要保全“这风潮里面的一点子火星”，而且还呼吁所有“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去“积极地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大门的精神！”至此，读者已可看出，前文所有看似悲观消极的低调言论，其实都是作者欲扬先抑的铺垫。为其结尾突然坦露的铮铮态度，造成了奇峰突起的气势。

    这篇杂感的创作，为了一场偶发的风潮，即事兴感、直抒胸臆，并无很高的艺术价值。因其全无虚情矫饰，体现了徐志摩散文中鲜见的素朴的一面。同时，与诗及徐志摩其他极富音乐美和绘画美并兼有浓郁意境的散文相比，这类率性而成，既忠实于生活又自由自在的文体，由于少了节奏和韵律等形式上的束缚，更毋须考虑意境的构思和辞采的雕琢。因此，可以说使作者获得了心灵更自由的解放。从本文看，确实更好地表达了作者奔放不羁的野马式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讲，内容和形式是桴鼓相应的。

    本文在写作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契合了文章立意构思的某些常用法则。如结尾的观点和文章的题目一呼一应，开合恰到好处。中间左右盘旋，似断实续，脉络可寻。而全文有五分之四的篇幅以反笔落墨，这造成文章结尾在气势上的一大跌宕。正如一条奔跳飞腾的山涧激流，被人为设置的一道闸门暂时锁住了水势。于是，在获得巨大的“落差”之前，它暂时削减了流速。但它蕴蓄着内劲，不断地积累起高水位。终于飞流破闸，澎湃千里。那股如潮的激情和飞动的气势，凭添了文章的情感力度。      

      （应　坚）

    ------------------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