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教育

　　作者：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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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周刊》的诞生

　　在中国，学艺术真可怜得很。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入了艺术专科学校后，除了跟那个教授画两笔以外，简直就不能再学什么，更不知还可学什么。记得在上海时，曾晤及一 个在艺术学校教图案的大教授。他说不久以前他到过北京。我问他对于中国古锦的种类，有不有兴味研究，对于中国铜器玉器花纹的比较有不有兴味研究，又问及景泰蓝的花纹颜色，硬木家具的体制，故都大建筑上窗棂花样，一串问题他皆带点惊愕神气用一个“否”字来回答。到后我把眉毛皱了一下，大约被他见到了，他赶忙补充似的说道：“我是教图案画的，我看到济南的汉石刻画，真不坏！”我当时差点嚷出口来：“我的天，你原来是教图案画的！”

　　教中国画与教艺术史的，关于他所教的那一行，我也碰过同样的钉子。

　　很少学校能够有一个稍稍完备的图书馆与艺术陈列室，很少学校能够聘研究本国断代艺术史与能够汇通一般艺术的教师。使学生把艺术眼光放宽，引远，且扩大他们的人格与感情，简直就不为从事艺术教育的人所注意。教画的兴味那么窄，知识那么少，教的有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凭我们的经验说说，凡是逛过公园的人，总常常见到有学艺术的青年人对那些牌楼很出神的作画。其中有的是大学一年生，有的是大学教授。看看他们的设色，构图，无一不表示他们还在习作。画来画去不离公园牌楼或树林白塔，他们的勤快与固执，真使人想起他们学艺术的方法选取题材的眼光，有点为他们发愁！除了公园中的牌楼，一个学艺术的就无可学处？谁需要那么多牌楼画？

　　使学画的居然能够同钓鱼游客一样，在公园林荫中从容作画，艺术教育指导者当然应负点儿责。在公园作画不是罪过，但先生们若知道多一点，也就会教学生们把学习范围放宽一点儿。然而目前先生们多少有些是画点牌楼终于成为教授的人，并且先生的先生说不准还是画这类玩意的专家！这个取证并不困难，我们只须跑到什么洋画展览会上去看看，数一数有多少幅油画的题材完全相同，就明白了。一个展览会若有三小幅画取材调色足使艺术鉴赏家惊讶，那么，这画展就不算失败了，间或有一两幅眩目惊人，过细看看，布局设色仿佛很熟，原来那是摹来的。

　　西洋画不会得到如何成就，还有可原谅处。所学的时间太短，教师对于大千世界的颜色与光，点线与体积，既无相汇的理解，世界上的一切光色点线自然便不能使他发迷。他虽学画，也就只“学画”而已。到外国时独自作一张人体素描，在解剖学方面不陷于错误，就得花不少时间。他原无那么多闲空时间。他一生也许画过几次石膏模型，但多数却学“油画”。回国来把他自己从博物院临来的或经教师改正过的几十幅画，作一次公开展览，于是自然而然各以因缘作了人之师。试想想，这样的教授能教什么授什么？其中聪敏一点的，强作粗犷，抛去一切典则，以为可以自创一派。同样是聪敏，而又想迎合习气，在中国受文人称赏，在外国被人承认为“中国画”的，必转而来画一群小鸡，几只白鹤，雪中骑驴，月下放舟，同时因基础不佳，便取法简易，仍然把粗犷当成秘诀，用大笔蘸墨在纸上大涂大抹了事。

　　学西洋画的不成，还可慢慢的进步，中国画又怎么样？生于中国的现在，人在大都市，上海、北京或南京。印刷术已十分进步，历史上各时代的名画，学艺术的差不多皆可以有机会见到。但看看我们从艺术学校得到好教育的国画家……说到这里不知得感谢还是得批评几个时下的名人。因为他们的“成功”，以及回老家来的洋画家的“摹仿成功”，各人皆把“成功”看得那么简单容易，多数学生皆以能够调朱弄绿画点简单大笔花朵草虫为满足，山水画也就永远只是隐士垂钓远浦风帆，诗人窗下读书与骑驴过桥那一套儿。一个国画展览会不必进门，在外边我们也就可以猜想得出它的内容：仿吴昌硕葫芦与梅花，仿齐白石虾蟹与紫藤小鸡，仿新罗折枝，仿南田花果，仿石涛，仿倪高士……仕女则临费小楼，竹子则法郑板桥。这种艺术展览会照样还将有些方块儿字屏条对联，又是仿刘石庵，何绍基，于右任，郑孝胥。他们这样作来，就因为学校只告诉他们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

　　大凡一个对中国前途毫不悲观的人，总相信目前国家所遭遇的忧患，还可以依赖现在与将来的一些青年人，各在所努力的事业上把恶梦摆脱。且相信不拘在政治，在艺术，在一切方面，我们还能把历史上积累的民族智慧来运用，走一 条光辉眩目的新路。但那点儿做中国人的勇气与信心，真没有比入一次什么艺术展览会的大门更容易受挫折了。

　　所谓现代艺术家者，对于这个民族在过去一份长长岁月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石头或一堆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很强烈的注入自己生命意识作成的种种艺术品，有多少可以注意处，皆那么缺少注意，不知注意。各自既不能运用人类智慧光辉的遗产，却又只想陡然的在这块地面创造新的历史。

　　政府对于艺术教育原是无所谓的，请这些人来主持艺术学校，除了花钱真不知还有过什么安排。一切既全由校长先生主持，一个艺术学校照例就只是以中西画为主体，因人的关系或多来一个音乐系，因地的关系或多设一个实用艺术系。

　　为一般学艺术的青年人应有知识而言，希望图书陈列室有种稍稍象样的设备，聘请几个能把艺术观点扩大放宽的教授，以及一群熟练精巧的技师，就是一个奢侈狂妄的企图。一个学艺术的想知道中国绘画从甲骨的涂朱敷墨与甲骨文字中的象形字起始到近代为止，关于它的发展与衍变，既无图片可看，又无先生能教。想知道中国铜器陶器或其他器物从夏商周到如今，各段落所有的形体花纹材料的比较，且从东方民族器物中加以比较，它与希腊波斯印度又互相有了些什么影响，也必遭遇同样的困难。要研究石刻不成，要研究木刻更不成。中国人虽懂得把印刷术的发明安排到本国教科书中去，但它的发展，想从一个艺术学校的图书陈列室看到就不可能。中国人的治玉与牙雕，在世界上称为东方民族的神工鬼斧，艺术学校不独从不把这种熟练技师请来研究，连这些器物照像图片也就稀有少见。说瓷器，学生更难希望有个小小陈列室，把各时代的瓷器，有秩序的排出，再请一个专家来作一个品质形体花纹的比较说明。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艺术学校配称为艺术必需要的设备皆极缺少，所有的却常常是只适宜于打发到理发馆或同类地方的“人”与物。可怜的学生，他们有什么办法？其中即或有想多学一些的，跟谁去学？从何学起？

　　一
些艺术学校，到近年来的展览会中，也间或有所谓木刻画了。我还记得在《大公报》本市附刊上，就有个某君说到他们学木刻画的困难。很显然的，目前任何艺术学校中，就还无一个主持人会注意到把中国石上的浮雕，砖上的镂雕，漆器上的堆漆与浮雕，以及木上的浮雕，与素描刻画，搜罗点实物，搜罗点图片，让想学习与有兴味学习的年轻人，多见识一点，知道运用各种材料，还有多少新路可走。

　　使艺术教育在一种鬼混情形中存在与发展，实为一般过去目前艺术家的习气观念所促成。在旧习气旧观念下，想中国艺术的发扬徒为幻想。必先纠正这个错误，中国艺术的明日方可有个新时代可言。《艺术周刊》的产生，便预备从这方面着手。一面将系统的介绍些外国作品与作家思想生活，一 面将系统的介绍些中国东西。篇幅安排得下，还将登载点国内外重要艺术消息。这刊物因为篇幅关系，工作或者不能如所希望那样方便。（比如业已约过的专家，如容希白先生对于铜器花纹，徐中舒对于古陶器，郑振铎对于明清木刻画，梁思成、林徽音对于中国古建筑，郑颖孙对于音乐与园林布置，林宰平、卓君庸对于草字，邓叔存、凌叔华、杨振声对于古画，贺昌群对于汉唐壁画，罗睺对于希腊艺术，以及向觉明、王庸、刘直之、秦宣夫诸先生的文章，到时图片与文章的安排，若超过了篇幅还很费事。）这刊物的目的只是，使以后学艺术的，多少明白一点他所应学的范围很宽，可学的东西也不少，创一派，走一新路，皆不能徒想抛开历史，却很可以运用历史。从事艺术的人，皆能认识清楚只有最善于运用现有各种遗产的艺术家，方能创造他自己时代的新纪录。

　　一
九三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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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教育

　　一
个对“艺术”有兴味，同时对“艺术教育”还怀了一 点希望的人，必时常碰着两件觉得怪难受的事情，其一是在街头散步，一见触目那些新式店面“美术化”的招牌，其一 是随意遛进什么南纸店，整整齐齐放在玻璃橱里的“美术化”文具。见到这个不能不发生感慨，以为当前所谓“美术化”的东西，实在太不美，当前制作这些“美术化”玩意儿的人物，也实在太不懂美了。即小见大，举一反三，我们就明白中国艺术教育是个什么东西，高等艺术教育有了些什么成绩。且可明白中学生和多数市民，在艺术方面所受的熏陶，通常具有一种什么观念。因为有资格给照相馆或咖啡馆商店作门面装饰设计、市招设计的，照例是艺术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新式文具设计也多是这种人物，享用这些艺术品而获“无言之教”的，却是那个“大众”。这人若知道这些艺术家，不仅仅只是从各种企业里已渐渐获有地位，而且大部分出了专科学校的大门，即迈入各地中学校的大门，作为人之师，来教育中学生“什么是艺术”，他会觉得情形真是凄惨而可怕。

　　这自然是事实，无可奈何的事实。可不能责怪学艺术的人。应负责的还是历届最高教育当局，对艺术教育太不认真。

　　虽有那么一个学校，却从不希望他成个象样的学校。这类学校的设立，与其说是为“教育”，不如说是为“点缀”。没有所谓艺术教育还好办，因为属于纯艺术比较少数人能欣赏的，各有它习惯的师承，从事者必具有兴味而又秉有坚苦卓绝之意志，辅以严格的训练，方能有所成就。植根厚，造诣深，成就当然特别大。想独辟蹊径不容易，少数能够继往开来独走新路的，作品必站得住，不是侥幸可致。谁想挟政治势力，或因缘时会，滥竽充数，终归淘汰。属于工业艺术的，也各有它习惯的师承，技巧的获得，必有所本。这种人虽缺少普遍的理解，难于融会贯通，然专精独长，作品也必站得住，不是一蹴可至。到模仿外来新的成为不可免的问题时，他们有眼睛会如何来模仿。一到艺术成为“教育”，三年满师，便得自立门户，这一来可真糟了。

　　由于教育当局对艺术教育缺少认识，历来私立艺术专门学校，既不曾好好注意监督过，国立的又只近于敷衍，南来一个，北来一个。（或因人而设，在普通大学里又来一系。）有了学校必需校长，就随便委聘一个校长。校长聘定以后，除每年共总花个三四十万块钱，就不闻不问，只等候学校把学生毕业文凭送部盖印，打发学生高升了事。这种艺术教育，想得良好效果当然不可能。这种“提倡”艺术，事实上当然适得其反。原有的无从保存，新来的不三不四。艺术学校等于虚设，中学校图画课等于虚设，因为两者都近于徒然浪费国家金钱，浪费个人生命。

　　当局的“教育”如此，再加上革命成功后党国名流的附庸风雅，二三狡黠艺术家的自作风气，或凭政治势力，或用新闻政策，煽扬标榜，无所不至。人人避难就易，到处见到草率和急就，粗窳丑陋一变而成为创作的主流。学艺术玩艺术的人越来越多，为的是它比学别的更容易。因之“艺术家”增多，派别也增多，只是真的够称为宏伟制作的艺术品，却已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词了。

　　当前的教育当局，如果还愿意尽一点责，就必需赶快想法来制止或补救。纵不能作通盘打算，至少也得对现有的艺术教育，重新有种考虑，有个办法。

　　在街上见到的东西使人难受，想起中学校的图画觉得凄惨，如果我们到什么艺术学校去参观一下，才真叫作难受凄惨！私立学校设备的简陋不用说了。就拿堂堂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说吧，成立了十多年，到如今不特连一座学生寄宿舍没有，据说招生若过三百人，连教室还不够用。问问经费，每月法币一万元。看看图书室的收藏书籍和图片，找找这样，没有，找找那样，也没有。再看看上课情形，倘若无意中我们走进去的那间教室是教“国画”的，眼看着那一群“受业”对着“老师”的画稿临摹时，真令人哭笑不得。下课钟响后，我们还不妨在院中拉着一个学生，问一问在这里除临摹以外还看了多少画，听了多少教益，且翻翻他们的讲义看看，结果会叹一口长气。他们即或想多学一点，跟谁去学？从何学起？学校虽给他们请了许多知名之士来作教授，却不曾预备一个能够让那些教授自我教育提高水平的图书室。不管是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图案系，雕塑系，作学生的想多得到一点知识，学校既不给他何种机会，教授当然也难给他何种机会。问问能不能到几个收藏古画古器物机关，如故宫、古物陈列所一类地方去观摹的特别方便，不成。问问他们能不能到几个聚集图片比较丰富的文化学术机关，如北平图书馆、北平研究院一类地方去观摹的特别便利，也不成。学画的学校就教他们学画，此外无事。杭州的西湖艺专稍好一点，几年来人事上少更动是原因之一。但就个人几年前得来的印象，还是觉得学校对学生教育尚注意，对教授的提高，去理想实在还远。教授对自己的进步要求，不够认真。问题自然是经费和人材，两不够用。

　　且就图案画来说，一个专家，学校能聘请他，他又有兴趣作人之师，假若他从事于此道又将近十年，对这方面有热烈求知的趣味，至少会有如下的小小储蓄：一千种花纸样子，一千种花布样子，一千种锦缎样子，一千种金石花纹图片，一 千种雕玉图片，一千种陶瓷砖瓦形体和花纹图片，一千种镂空、浮雕、半浮雕或立体器物花纹图片，一千种刺绣、缂丝、地毯、窗帘图片，一千种具有民间风俗性的版图画片，一千种具有历史或种族性艺术图片。如今对于这种轻而易举本国材料有系统的收集，不特个人无望，便是求之于学校收藏室也不可得，其余就可想而知了。

　　笔者深望最高教育当局，对此后中国艺术教育，应当重新有种认识，如年来对于体育教育之认识，而加以重视。政府如以为这种学校不必办，就干脆撤销，一年反可以省出一 点钱作别的用途。如以为必需办，就总得把它办得象个学校。

　　目前即或不能够添设高级艺术学校，至少也得就原有几个艺术学校，增加相当经常费用，力图整顿。更必需筹划一笔款项，作为学校应有建设与补充图书费用。此外对于由各种庚款成立的文化团体，每年派遣留学生出外就学事，且应当有一二名额，留作学艺术的学生与艺专教授出国参考的机会。更应当组织一专门委员会，对于某种既不入中学校教书，又不在大学校教书，锲而不舍从事研究，对社会特有贡献的艺术家，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和精神鼓励，且对他工作给以种种方便，兼作全国艺术教育的设计，改进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换言之，也就是从消极的敷衍的不生不死的艺术教育，变成积极的有希望求进步的艺术教育。如此一来，虽去不掉当前一 切丑化，还可制止这种丑化的扩大，留下一点光明希望于未来。若再继续放任下去，那就真是教育当局的糊涂，把“堕落这个民族精神”当成一句白话，目前在筹备的全国艺展，也不过是一个应景凑趣玩意儿了。

　　一
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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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写字一

　　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特殊天才虽可以超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作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样。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有地位又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与人间少共通性，在时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形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字艺术创造的精神。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切于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力的一个人。

　　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术下个简单界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艺术的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艺术，另外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者。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观。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笑。

　　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两下的朝野要人，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的存在。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作成的嗜好。山东督办张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

　　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 种。本来人人都有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

　　然而必需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欢喜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的很！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熟习的名字。有人欢喜玩它，谁能说这不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也不过是会写写字，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那么一 种人吧。欣赏者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衷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官感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专家。这种专家在目前情形下，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一是把写字重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一般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

　　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一
九三七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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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写字二

　　一
、宋四家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古。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就中蔡襄楷书虽努力学古，也并不成功。米书称从兰亭出，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若遇游山玩水，探胜访奇，兴会来时，攘袖挥毫，摩崖题壁，草草数行，尚有些动人处。函简往还，叙述家常琐事，跋赞法书名画，间或记点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书。至若一本正经的碑志文字，四家实少佳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荔子谱》，《万安桥记》，都笔不称名。理学大儒，馆阁词臣，元勋武将，词人骚客，也留下许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韩绛、吴琚、范成大、陆游，大多数可说是字以人传，无多特别精彩处。其中倒还是范成大和陆游较好。即以四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即以对于艺术兴趣特别浓厚赏鉴力又极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三两行瘦金体书，笔墨秀挺自成一格，还可给人一 种洒落印象。写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难称佳制。《墨庄漫录》称：海嶎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数人。海嶎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倪思评及宋贤书时，也有相似意见。大米虽有痴名，人实不痴，对于自己一笔字，平时倒看得极重。其实论到宋代几个有名书家笔墨长短时，这种应对可谓相当准确，并非完全戏谑。说宋人已不能如虞欧褚颜认真写字，并不为过。

　　宋人虽不长于认真写字，可是后世人作园林别墅匾对，用宋人字体写来，却还不俗气，照例可保留一种潇洒散逸情趣，容易与自然景物相衬。比仿颜柳字体少市侩气，呆仿六朝碑少做作气。就中米苏字体，在卷轴上作一寸以内题识时，笔墨尽管极力求脱俗，结果或者反而难免俗气。若把字体放大到一尺以后，不多不少来个三五字，却雅韵欲流，面目一新。

　　然放大米书容易，放大苏书似不容易。因此能作大字颜黄体的有人，作苏书的不多见。

　　二、近代笔墨

　　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欢喜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南海先生实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

　　其实欲明白清代书法优劣，为南海先生议论取证，不如向故都琉璃厂走走，即可从南纸店和古董铺匾额得到满意答复。因为照习惯，这百十家商店的市招，多近两百年国内名流达宦手笔。虽匾额字数不多，难尽各人所长，然在同一限度中却多少可见出一点各自不同的风格或性格。北平商店最有名市招，自然应数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西鹤年堂”一面金字招牌，传为严分宜手书，字体从小欧《道因碑》出，加峻紧险迫，筋骨开张，二百年来还仿佛可从笔画转折间见出执笔者性情。至于琉璃厂匾额，实美不胜收。二十六年最摩登的应数梅兰芳为“伦池斋”写的三个字。干嘉时代多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咸同之季多儒将手笔，曾左可作代表。晚清多诗人名士手笔，……入民国以后，情形又随政体而变，总统如黎元洪、袁世凯，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记者学者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罗振玉、林长民、邵飘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笔墨，都各据一家屋檐下，俯视过路人，也尽过路人瞻仰。到民八以后，则新社会露头角的名流，与旧社会身分日高的戏剧演员，及在新旧社会之间两不可少的印人画家，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石工诸人写的大小招牌，又各自补了若干屋檐下空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近两百年来有象征性的大人物名姓墨迹，还可从执笔的身分地位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先是名公宰臣的题署，与宏奖风雅大有关系，极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作号召。再其次是遗老与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这些人本身也必然承认了这个平等观。“民主”二字倒真象快要来到了。再其次是玩古董字画卖文房四宝，已得用新的一群作象征，也可知事实上这个新的一群，在时代新陈代谢中，已成为风雅的支持者了。

　　三、市招与社会

　　若说从故都一个小街上的市招字体，可看出中国近百年书法的变，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陈代谢及社会风气的转移，那从此外各地都会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点东西。凡较热闹的省会，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件事，即新的马路和新的店铺，多用新的市招。虽间或可从药店和糕饼店、南纸店，发现一二旧式匾额，比较上已不多。可知这三样旧社会的商业，或因牌号旧，或因社会需要，在新的都会中尚勉强能存在。但试想想，旧药房已不能不卖阿司匹灵，糕饼店也安上玻璃柜兼售牛奶面包，南纸店更照例得准备洋墨水和练习簿，就可知大都会这些旧牌号，虽存在实勉强存在，过不久恐都得取消了。（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与财神庙的匾额，这是中国人五 十年内少不了的。）虽然新式理发馆或大银行门面，依然常常有个伟人题字点缀，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办丧事人家题铭旌，只是题字人的功名，字体好坏实已不再为任何方面注意。

　　不过从执笔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点代表地方的象征。譬如说，南京多革命要人，市招上题名也大多数是这种要人。民十八以后，南京的旅馆、饭馆以及什么公司，都可发现谭于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点民国权要的气度。山东究竟是文化礼义之邦，济南市面虽日益变新，旧招牌尚多好好保存。较新的牌号，大多数还是一个胶东状元王摝所包办，《醴泉铭》作底子的馆阁体欧书，虽平板些尚不失典型。长沙是个也爱名人也重伟人的地方（未焚烧前），各业匾额便多谭延闿先生争座位颜体大字，和书家杨仲子六朝体榜书，两人秋色平分。杭州是个也有名流也要书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处可见周承德先生宽博大方的郑文公碑体写在朱红漆金字大匾上。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园亭，却多国内近三十年名流达官的题署。上海是个商业都会，并且是个五方杂处英雄豪杰活动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闻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题字。近代社会要人与闻人关系既相当密切，因之凡闻人的大小企业，却又多要人题字。

　　大凡欢喜写写字，且乐意到一个新地方从当地招牌上认识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征人物的，都可能有个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体有越来越不高明趋势。或者因为新式商店门面宽窄无定，或者因为油漆匠技术与所用材料恶劣，居多招牌字体比例就不大与匾额相称，匾额又照例难与门面装饰相调合。至于请求名人动笔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坏不问好坏情形，只是执笔的官位越大或为人越富于商标性就越好。至于写字的名人伟人呢，若还想把它当成一件事作，好坏之间还有点荣辱感，肯老老实实找个人代笔，还不失为得计。不幸常常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些人或者还特别欢喜当众挥毫，表示洒脱。不是用写径寸字体的结构方法放大成对径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么东西作成的笔，三 涂五抹而成。真应了火正后人米颠说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论成就，却与古人成就相去多远！虽说这种连扫带刷的字体，有时倒也和照相馆西药房这些商号本身性质相称，可是这一来，在街上散步时，我们从市招上享受字体愉快的权利，可完全被剥夺了。

　　权利去掉后自然多了一种义务，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头的伟人字和美术字。这两者合流，正象征一种新的形成，原来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凑”。从写字看文化，使我们感觉到象上月朱自清先生对于政府十年前迫学生用毛笔的复古担忧为不必要，也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会的修理工作的意见，同意以外觉得茫然。因为党国要人中虽还有个吴稚老，欢喜写写篆字。至于另外一位于右任，本精六 朝书，老年手不得用，写的字就已经象是用大型特制原子笔画成的蔬菜条笔锋了。

　　从写字也可让我们明白，社会在变，字体在变，可是字的存在为人民继续当作一种传达意见情感的工具来运用，至少在中国，总还有个百十年寿命。字本来是让人认识的，如象北伐以后，近二十年来政工人员写的美术字标语，使我觉得即此一事，提出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也就还有其必要！

　　但是向一个现代从事政工人员说“标语明白简单醒目而有效果，宜于从传统学习”，当然象是完全胡说！因为他正在打倒“传统”，而学的却是有现代性的“美术字”，辩论结果，只会大家头痛。

　　一
九四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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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滥用名词的商榷

　　谈到滥用名词的问题，除梁宗岱先生所举理由外，我们似乎还应当用比较近情的看法，弄明白为什么多数人滥用名词。

　　第一，得承认这是一个普通常有的现象，原因是多数外来名词初入中国，文字体制又新经变革，一个名词在“专家眼下”和“习惯使用”不能一致，也似乎容许它不完全一致，譬如说，对“象征主义”，梁宗岱先生说明时可以写一篇洋洋万言的大文，至于这个名词的含义，在一般人印象上，当然就简单得多，并且会不相同，使用时也不相同的（正如“科学”二字，爱因斯坦和梁宗岱先生两人使用时不相同一样）。

　　梁先生循名求实精神，我们表示尊敬。但如果梁先生肯注意一下这点平常事实时，也许就不会从一二名词牵涉到中国“文坛”、“学术界”上去，批评态度也许稍稍好些了。因为文坛学术界的进步与否，未必是一两个名词的关系，尤其不是一两篇文章上误用了一两个名词可决定的。就一二名词指摘全文，已近于笼统武断，若因此而说及全个学术界，似乎不大说得去。

　　第二，是我们还需承认一点事实，通常读一篇文章时，我们读者照例对一个名词的是非不甚关心，特别留下印象的倒是作品中一段或全篇所说的道理合不合，文章完美不完美，思想健全不健全，态度诚恳不诚恳。易言之，是概括的，非章 句的。例如梁先生的公开信上说：在我未执笔写那篇文章之前，我在各出版物上注意到我们底散文界渐渐陷于一种极恶劣的倾向：繁琐和浮华。作者显然是极力要作好文章；可惜才不逮意，手不应心，于是急切中连“简明”、“清晰”、“条理”等一切散文底基本条件都置诸脑后了，只顾拼命堆砌和拉长，以求观瞻上的壮伟。明明是三言两语便可以阐说得清的，作者却偏要发为洋洋洒洒的千言或万言。结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词，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不恰当的譬喻等连篇累牍又翻来覆去地使用。单就形容词说吧，在一篇文章里你可以发见“深远的幽邃”，“特出的超卓”，或什么“精细的微妙”等等。于是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大堆抽象名词、形容词和譬喻等游泳到另一大堆同样东西之后，只觉得汪洋万顷，淼淼乎莫知其底止。这实在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

　　（见《给李健吾信》）

　　大意上说得过去，就不会寻章摘句的推求。如用梁先生方法去认真分析，问题可就多了。梁先生说散文界陷于恶劣倾向，是繁琐和浮华。并且是从各种出版物注意而来的结论。

　　梁先生真看过中国多少出版物？是不是真在看多数出版物后下的结论？因为据我意见（读者较多数也必有同感）中国目前流行的散文，支配一般作者的笔和读者的眼，就并不是烦琐和浮华的散文，梁先生有兴味认真普遍注意过中国近年来散文的倾向，很可怀疑。若就引文看来，事实上不过是把一 个青年书评家几句不合文法的话举出，若下批评，指明他书评“写得不通”，劝他“好好的写”，如此而已。如因此便认为我们是在堕落，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说的岂不过分？梁先生赞成法国式的一剑一枪，平常和朋友对面时，很显然“深受法国学术界第一流大人物的影响”，语言奋斗极认真，又对于自己的语言逻辑深有自信的。然而使用名词就还是大可商量。若我们都照梁先生的法国式办法，来在筵席上，在茶会上，不客气的讨论，什么时候得到结论？文坛是不是就有长进的希望？若写出来，是不是有那么多刊物的篇幅可供讨论？

　　再引一例，

　　我想你一定拜读过梁实秋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那篇大文《论文学的美》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许一 个最高学府底外国文学系主任这般厚颜去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真的，连最初级的认识都没有！试看这一段：“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能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还有比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对于美学，甚至对于图画音乐的绝对的愚昧的么？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据这几句话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

　　我们先不妨假定说梁实秋先生的万言文章，恰恰如梁宗岱先生所引的那一小段文章一样，对于美的定义下得如此天真而单纯。但批评者如此写出他的意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是使我们照样不相信除了日本或美国都不许有梁实秋那么一个人作外国文学系主任，还是相信法国有象梁宗岱先生那么写批评文章的人？从这里可以弄明白，其实倒是“找寻真理”的方式，如宗岱先生所使用的方法，全不适宜。

　　即或法国文化就象宗岱先生所说的办法发展的，中国依然未必合用。这不象是求真，是最不高明最笼统的一种谩骂。

　　梁先生说毕法国情形后，又回头看了一下我国情形。

　　回头看看我们智识阶级底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底主张，他底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

　　代表中国“智识阶级”应当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中国哲学会，政治学会，生物学会，地质学会……大小公私团体不下百十种，梁先生参加过多少次这种团体聚会？就如说是文学团体的聚会，私人集会，事实上梁先生参加过有多少？事实上这些聚会又都是言不及义，除虚应酬与恭维就无可作？我倒同意梁宗岱先生另外说文坛流弊根源那几句话，以为很诚恳动人，其中或有一二错字，意思是明白的。

　　但是我那篇文章所抨击的，又不止文坛上一种恶倾向而已。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见我们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的风气：那才是我们文坛底流弊底根源。

　　我以为值得凡是拿笔——尤其是拿笔议论人或讨论事的朋友注意。因为这种注意可以去掉执笔的一些不必需的傲慢，却又可稍微增加一点应有的谦虚。写出来的文章也许不那么雄赳赳，理直气壮，热烈兴奋，但自己立场总站得稳一点，也就比较容易接近“真理”。真理是一个渺茫名词，就常识言，不妨说它容易有“效果”；如作者所等待的效果。一篇批评文章辞胜于理，而又气胜于辞，它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本文第一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因为许多名词在专家和流行习惯下使用时，含义不一致，值得原谅。第二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或错误，或轻重失宜，有心人欲救济，也不一定必需照法国式一枪一剑，因为它求不出结论，如梁宗岱先生办法即是一例。综合两点得来一个结论却是盼望拿笔的用笔时谨慎一些。在个人机会上有到法国或英国跟名流谈天的，在职业上有教授和专家，容许他因此对于个人生活多得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和身分上的自尊。也许可朋友，因自己年纪较轻，用“我不明白不妨事，你还不应当明白吗”态度而增加被指摘的挪揄分量，得到快乐。但拿笔发表意见时，还是同样应负责的。批评要效果，不只是自己写出，得到情感排泄的痛快，同时还要给被批评者看，令他首肯，还要给一般人看，觉得坦白而公平。

　　梁宗岱先生求真的方法，可说代表一种风格，吵吵嚷嚷街头相骂的风格。有时是声音大能持久就可成功的。若我们觉得这太需要精神，不大经济，还不如学学“在帮的”吃讲茶办法，压住气谈谈好。在帮的谈的不过买卖妇女占夺权利俗事，但说理方法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取法。

　　至于文学的进步，在一篇文章中寻章摘句，或筵席上一 剑一枪。即或是极重要的，事实上恐怕也只有少数人如梁宗岱先生可作，因为这需要丰富的学问，以及在一个名词上求真的兴味。至于大多数人，倒似需要从大处看，明白中国情形（不提国家至少也应当明白中国文学过去当前的情形），知道想分担这个建设的光荣，得低下头来苦干，不自满自骄，也不妄自菲薄；不因自己一点长处忘却世界之大，也不因为珠玉在前即不肯努力。诚于工作而不必急于自见，不至于因一 时得失而转变不已。各有所信也各有所守，分途并进且相互尊敬。批评它的得失者，能虚心客观的去认识它，明白过去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形，再从此推测未来，比较有意义些，说的也中肯些，要进步，期以十年，必然会得到相当的进步，若说堕落和危机呢，似应当由三种人负责，一是写作态度不诚实，或变相抄袭，不觉得可耻，又善于作伪，用各种方法推销其作品的作者。二是见解窄，野心大，知道的有限，话说的极多，毫无真实信仰，唯利是趋，反覆无常，却常居领导地位的论客。三是又热心，又诚实，不过英雄气分太强，自视太高，容易把写作（不拘是论文，批评，创作）当成排泄情感的工具，不大明白自己也不大明白读者的人物。这三种人在许多情形下，都将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但也在可能机会上，大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第三种人）。正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无言者“时间”，虽沉默却比较公正，将清算一 切作品，也教育一切作家。“信天翁”是我们用来嘲笑不负责之徒的名词，但一个作家在工作上尽责，在时间上等待，却并不十分可笑。一个关心目前中国文学，又明白文坛内情的人，一定会承认口号多，问题多，战争多，只缘于作家中忍受寂寞甘于作信天翁的太少。一些很有前途的作家，都在一 面写作，一面推销，忙碌情形中混，时间不得帮助他反而毁了他，从这种当前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未来，未来的希望或危机，与其说是在“思想抉择”上，不如说是在“写作态度”上。

　　一
九三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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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木刻

　　近十年来因各种定期出版物需要插图，报纸需要插图，木刻和漫画应时而起，成为一种新课目，且在若干“票友”似的热心家提倡下，经过一阵努力，弄出了些成绩，给一般人印象也相当好。从事于此道的朋友，很有些名字，说起来仿佛十分熟习，为的是所有作品，已经使我们十分熟习，漫画如张振宇，赵望云，黄鼎……木刻如李桦，陈烟桥，马达……几位的成就，对社会影响言，似并不弱于一般经院派的艺术家。这影响或者也可说是堕落了“艺术”的价值，因为它同“新闻纸”或“商业性”关系异常密切，不可分开，它重在装点时事，过于贴近眼见耳闻的世务，它的效果仅仅维持于“谐谑”以及邻于谐谑的“刺激”作用上。它只成“插图”，难独当一面。换句话说，它是新闻的附庸。虽有漫画杂志，和某某木刻集行世，依然不容易成为独立艺术一部门。即如说“艺术下乡”，“艺术大众化”，就当前情形，让我们公公平平想一想大部分漫画、木刻，下得了乡下不了乡？大众化，有多少大众能懂？就能看懂了，能不能发生作者所期望的作用？

　　这问题我们若对之有相当兴趣，分析分析看，便可明白一件事实：一般漫画木刻，提高还缺少能力，普及也同样还缺少能力。它离不开报章杂志的附庸地位，为的是它所表现的一 切形式，终不摆脱报章杂志的空气，只能在大都市中层阶级引起兴趣，发生作用。想把它当油画挂卧室客厅大不相称，想把它当年画下乡去也去不了。

　　现在我只就木刻来说说，它的问题可以作两点：一是技术上似乎还有缺点，二是作者对象似乎还认识不清。技术上缺点就是功夫不到家。素描速写基础训练不足，抓不住生物动的神气，不能将立体的东东西西改作成平面的画，又把握不住静物的分量。更大的弱点，恐怕还是在分配上，譬如说，表现一个战争场面，不会分布，表现一个人，空间同实体如何分配处理，方能产生那个恰到好处的印象。由于相关知识的疏忽，大体说来，总是成功少，失败多。正如写字，大家都在那里讨论拿笔方法和用笔方法，却不甚注意到组织以及由组织而产生的印象。讲刀法而不注重对观众眼耳的装饰效果，所以许多木刻画，若无说明，我们就看不懂他的意思所在，即有说明，也觉得这种说明不大相干。大家都有雄心大志，想“艺术下乡”，可是就从无人注意到“乡下艺术”。试举一个平凡的例说，乡下艺术中的年画之中的“老鼠嫁女”，现横幅的形式，如何容易使它事件展开？用粗重的线，有刺激性的颜色，如何使乡下人在视觉上得到习惯的悦乐？用多大纸张，使它当成装饰物贴到板壁上时，方能供乡下人欣赏。

　　假如转换题材，想用“炮打东洋人”、“全民抗战”一类题材制作画面，题目庄严，却必需注入若干快乐成分到画面上去，方能够产生效果？凡此种种值得注意处，就我所见到的木刻画看来，差不多全都不曾注意。因此不特下乡无望，即入城，到小县城中小学校去，还得让上海的五彩石印香烟广告画，和锦章书店一类石印彩画占先一着。木刻真正的出路，还依然仅仅只是作成手掌见方，放在报章杂志上应景凑热闹。

　　所以从我那么一个外行看来，木刻若要有更广大的出路，更好的成就，成为一种艺术品，就制作形式言，从武梁石刻近于剪影的黑白对照方法，到现存年画纯粹用线来解决题材方法（以及两种极端不同却同样用鸟兽虫鱼补充画面，增加它的装饰性方法），必需充分注意，认真学习，正因为值得注意值得学习来加以折衷试验的方法实在太多了！大家与其抽象，讲“刀法”，争“派别”，何如综合各方面知识，来作一 种大规模的尝试。只要有了这种尝试精神，据我个人意见，用“全民抗战”作题材固然必要且易见成效，即用西南数省少数民族风物习俗作题材，也同样可望产生一些惊人的成绩。我们当前极需要的，正是这种有尝试精神的朋友来努力。

　　一
九三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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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谐趣

　　经史中多讽刺记载，且有特为别立一个部门的。惟既多出于载笔立言之士，或草泽下民亡国之臣，形诸歌咏，所以多不外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则。重在以微见着，言约意远。虽间或也有说得极直接极露骨，可是较高的讽刺，总以蕴藉而不能背乎诗人雅言之旨，被认为正宗，并且作用大，影响深。自战国纵横之士以口舌取卿相，诸子著书立说，各有以自见，一种新的泼剌风气成立后，讽刺因中层分子抬头，使用范围就较宽了一些，也较粗糙了些。即以近于小说故事讽刺而言，如《国策》所引螳螂捕蝉譬喻之繁复而精巧，《韩非子》、《吕览》所称引齐人宋人故事之简单而鄙俚不文，正可见出讽刺到诸子手中时，如何从雅言而转为社会通俗故事。

　　雅言体虽尚保留于《说苑》、《新序》一类作品中，且形成魏晋人生活一部门（也可说极重要一部门）。《世说新语》这部书，因保留这个时代人物的雅言风度，更成为中国小说一部门。可是它的全盛时代也正是它衰落的起始，从此以后，雅言完事。到唐代，即无可追寻。《朝野佥载》的泼辣，便是完全反雅言体。讽刺混入人事中较粗俗成分，方式渐多渐宽。印度故事又因佛经说教而大量输入，在繁复与简鄙两方面都有极大影响。繁复如《卢至长者经》，形容悭吝人遇鬼种种，简鄙如《百喻经》、《十诵律》所述种种小故事，实同源而异流。

　　虽发展不同，仍异途同归，归于将讽刺中的庄严性去尽，而代以开玩笑的诙谐气分。我们虽可说这种开玩笑是中国固有的，《左传》或《诗经》，《论语》或《孟子》中，都能找出这类记载。可是扩大它使用的范围，却应当说起于战国时代，史称《庄子》的滑稽乱俗，当指此点。而盛于魏晋，因印度故事输入，且起大变化。这点变化，从历史各方面都可见出，绘画中更充分表现。在这里我只预备说说它如何形成宋人小说中的浪漫气息，和宋人生活中的不庄重情调。尤其是宋人生活中的喜欢开玩笑习惯，可说是上自帝王名臣理学大儒，下至贩夫走卒娼妓儿童，无不专精当行。使用方面，大至于处理国家事务，外交战争，小至于普通应对，家庭生活，无不见出为那个气氛所浸润。这个气氛从浅处言，为对于由儒入禅装模作样的理学的反应，亦为对于党禁新法的腹诽另一形式。但只要稍稍注意一下这个开玩笑的风气是如何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承认它的形成，还有一个更远的原因。不能不说它是讽刺的变质，它的存在，一方面表示语言文字的效果，已从经典庄严的意味，转为普通生活中的点缀物，一 面且说明从这个转变中即孕育《西游记》、《封神榜》一类长故事的产生。最有趣味一点，即佛道二教，均以浪漫情感形成的、充满东方式幻异抒情故事为宣传教义工具，到这种抒情故事发展成为一般兴趣后，即逐渐失去对于宗教的严肃感情，群众对之就有点“买椟还珠”意味。因之对宗教效果不再关心，仅沉浸于那个本来用作说教的幻美故事中，也就结束了宗教。这个发展是宗教宣传者所料不到的。

　　“讽刺”和“开玩笑”不同处，容易明白。讽刺的本来居多是以下犯上或有所顾忌，即身为史官，重在直笔，依然得为保全腰领禄位计，多出于含蓄。不过用笔虽含蓄，用意还是在直中其心。有所刺必有所伤，夫子所谓礼为尊讳，如周庙见金人三缄其口，戒在多言，无不见出古人谨慎自处，以少说有身分有势力的人坏话为安全，即讽刺也乱来不得。司马迁述《史记》，对于武帝发神仙迷的种种，不加可否照实写下，即种下后来受宫刑的危险，何况就中还多无言褒贬，当然难免终生屯蹇！至于开玩笑，自然便不同了。讽刺以开玩笑方式出之，最先见于帝王身边的优伶侏儒。史传上保留的记载，还可见出这个以下犯上的特权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作风与作用。优伶开玩笑的特权，既千年不变，所以直到五代后唐庄宗，还扮俳优来开皇后的玩笑。

　　史称：

　　后唐庄宗刘后，生皇子继岌。后父刘叟以医为业，诣邺宫自陈。后方与诸夫人争宠，耻为寒族，答刘叟于宫门。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药笈，令继岌负敝盖相随，自称刘山人来访女，后大怒，笞继岌。

　　正因为开玩笑是俳优的特权，所以到极端时，优伶对于帝王在玩笑中打耳光，不特不受处罚，还可望得到赏赐。

　　唐庄宗或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镜新磨遽前，批其颊。帝失色，群优亦吓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岂有两耶？”帝悦，厚赐之。

　　又记称诚惠和尚事：

　　后唐僧诚惠，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徒号为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祝祷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

　　对于这个大法师所开的玩笑，可谓无以复加，一直开到死后，还饶不过！若把这三件事并提，我们可说千古帝王喜欢开玩笑的，当无过于这位老总了。

　　《大唐西域记》卷八，记月支邻陀龙王：其水清黑，其味甘美。……昔如来初成正觉，于此晏坐，七日入空。时此龙王，警卫如来，即以其身，绕佛七匝，化出多头，俯垂为盖。

　　度迦叶陂兄弟西北窣堵坡，是如来伏迦叶陂所事火龙处。如来将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龙之室。夜分巳后，龙吐烟焰，佛既入室，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炽。诸梵志师，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号愍惜。……如来乃以火龙盛置钵中，清旦持示外道门人。其侧窣堵坡，五百独觉同入涅~''处也。

　　尽管这个记载和较后辑存于《太平广记》中自汉及唐几卷关于龙的记载，文字多么美丽，故事多么恢奇，所培养成的迷信浪漫气氛又如何浓厚，到法雨大师一来，自然就完全失去其意义了。所以宋代和尚道士多转为阔人门客，以看相算命为能事，正因为宗教上的庄严、浪漫气氛两失后，这些人的本领也就只有如此如彼。中世纪的宗教迷信的破除，即出于前一时用为建设这个迷信的工具之一，比如说《百喻经》，这似乎还不曾经人道及过。

　　试从人事上略略分析，开玩笑的发展，帝王的自尊自大与不自重，都可作成。因不自重，固不免如庄宗的逢场作戏。

　　若徒然自尊自大，不怕得罪人，也会如梁武帝所为。《续世说》称：梁武帝尝接刘溉，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安寝，加以低睡。帝以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

　　然而两者说来，又都可谓出于人君洒脱。这种洒脱性情实起于汉末，到三国时为极盛。魏文帝给夏侯尚诏，称之为“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蒋济以为天子无戏言，不宜见诸诏令。后来虽将诏令追回，然而史称其才艺兼该，似乎即包含了他会开玩笑，与走马夺槊弹棋赋诗同为这位花花公子而登大宝的帝王兴趣所在。《三国志注》引《魏略》，称文帝为五官将时，与其弟曹植都想得到邯郸淳作门下士。后太祖遣淳诣植。《魏略》描写曹植初次会面一场，情景十分精彩。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如何耶？”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圣贤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奇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这个“天人”照植本传称引太祖戒令说来，时当二十三 四岁左右。邯郸淳虽以博学多识精文字训诂见称，史志上第一部笑话小说《笑林》却相传是他作的。到《文心雕龙。谐隐篇》论著述时，且有《魏文因俳说以着笑书》，这部书还很可能就是文帝作的。是即刘勰所谓“辞浅会俗”，“无益时会”，但于当时弦歌酒筵中，实所不废，这从过去记载却可略见一二。

　　人君洒脱即成为曹氏兄弟会玩会闹，人臣洒脱便成为孔融弥衡嵇康阮籍记传上留下种种故事。居多是聪明过人，因才使气，放旷不羁，离世违俗，正如生命中具有游侠兼隐士两种反抗成分，时代既多变乱，除阮籍能逃于酒，其余几位，便不免因为不堪流俗而菲薄汤武，成为这个时代牺牲者。但竹林七贤作风，终于成为千年来一种否认反抗繁文缛礼的生活方式。在两晋曾摧毁儒法两派的人生观，在唐又增加了些文学上的自由浪漫空气，到宋代即成为士大夫开玩笑共通性情之一点。说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似乎应当把由于开玩笑所产生的悲剧和属于道德上的成见，暂时保留不提。正因为诙谐即或不是人性中最重要一部分，但至少是本性中固有一部分。宋人道学中有想极力去掉这一部分的，结果本身反而成为一种诙谐型，如《墨客挥犀》、《冷斋夜话》记彭渊材行为性情，可说是个代表。

　　彭渊材初见范文正公画像，惊喜再拜前磐折称：“新昌布衣彭儿，幸获拜谒。”既罢，熟视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镜自照，又捋其须曰：“大略似之矣，只无耳毫数茎耳，年大当十相具足也。”又至庐山太平观，见狄梁公像，眉目入鬓，又前再拜赞曰：“有宋进士彭儿谨拜谒。”又熟视久之，呼刀镊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鬓之状。家人辈望见惊笑。渊材怒曰：“何笑？吾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因相书上说年寿，有鼻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下绦之语。）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应天，奈何儿女子以为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见知于人，所谓伤古人之不见，嗟吾道之难行也！”

　　渊材迂阔好怪，尝蓄两鹤，客至，指以夸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语未卒，园丁报曰：“此鹤夜产一卵，大如梨。”渊材面发赤，呵曰：“敢谤鹤乎？”

　　卒去，鹤辄两展其胫伏地。渊材讶之，以杖惊使起，忽诞一卵。渊材咨嗟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嘉话所误！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语，予皆勘验。”

　　《东都事略》记丁谓文与孙何齐名，应举知第四，谓耻居丁下，胪传之际，有不平语。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有何言？”言虽不庄，若与《燕翼贻谋录》记太宗烧和尚事并观，倒可见出一种爽利性情，亦同出于谐趣的基矗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为报。太宗从之，命内传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鸣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

　　若太宗以下帝王都用这个方式对付和尚道士，此后就不至于有真宗时代的天书出现，徽宗时代的林灵素、张虚白辈为幻兴筑寿山艮岳，为花石纲闹得天怒人怨了。但真宗和他的臣下，可说是个会开玩笑的人物，天书一出现，灵芝动辄万千，自己未必不明白全是假的。《投辖录》称他引臣下逛海上三山，极有趣味。

　　祥符间封禅事竣，宰执对于后殿。上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一处闲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殿后有假山甚高。山面一洞。上既入，群公从行，初觉甚暗，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流水，极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处，重楼复阁，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奇古，来揖上，执礼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逊谢，然后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论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鸾鹤舞庭际，笙箫振林木，至夕乃罢。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万几之暇，无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归。臣下因请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也。”

　　群臣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再往。

　　王明清所记虽是一则小说，然就真宗时代空气说来，这个皇帝由丁谓辈设计，那么努力安排个神仙场面请一次客，给其臣下一个海上三山印象，也许竟是可能的。

　　至于幸臣为帝王造成一个神奇开心印象，则见于岳珂《桯史》。

　　艮岳之建，诸臣珰争出新意，念四 方所贡珍禽不能尽驯，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扰为优场戏，请于童贯，愿役其间。许之。乃日集舆卫，鸣跸张盖以游，至则以巨柈贮肉炙粱米，翁效禽鸣以致其类，乃饱饫翔泳，听其去来。月馀，而囿者四集，不假鸣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间不复畏。遂自命局曰“来仪所”。一日徽祖来幸，闻清道声，望而群翔者数万。翁先以牙牌奏道左曰：“万岁山瑞禽迎驾！”

　　上顾，罔测所以，大喜，命以官。

　　这种开玩笑所引起帝王嗜好，从后世说来，虽与亡国不无关系，可是帝王能领会它时，却未尝无好处。《挥麈录。后录》和《鸡肋》记这个好艺术能幽默帝王逃亡时二事，即见出在忧患中还不致为忧患打倒，这点容忍能力说他得力于幽默感，不无道理。

　　靖康元年，金人犯浚州，徽庙微服出通津门，御小舟，将次雍丘，阻浅，船不得进。夜御骏骡名鹁鸽青，望睢阳而发。闻鸡啼，滨河小市，民皆酣寝，独一老妪家张灯，竹扉半掩。上排户入。妪问上姓氏，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卫士皆笑，上徐顾卫士亦笑。（《挥麈录。后录》）北人南牧，上皇逊位，乃与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纲小船东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买鱼酬价未谐，估人呼上为“保义”。上皇顾攸笑曰：“这汉毒也！”

　　归犹赋诗，就用江鱼羹故事，初不以为戚。（《鸡肋》）帝王且有因为能够着意安排，在外交场面，还可占点上风的。《坚瓠集》称：孝宗击球，偶伤一目。金人遣使来庆寿，以千手千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孝宗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 眼观时千眼观，幸得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大惭。

　　王安石行新法，不便于民，《紫薇杂记》有徐王与神宗打球赌新苗法故事，就与这件公案有关，且可见间或亦用之于政治。

　　熙宁初，神宗与二王禁内打球。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赌别物，若赢时，只告罢了青苗法。”

　　开玩笑用于名公大臣的，实多而又多。约略说来有如下各种形式。有同僚用姓名谐音相谑的，《靳史》称：贾黄中作相，卢多逊作参。一日，府畿有蝗，卢笑曰：“某闻所有乃假蝗虫。”贾应声曰：“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

　　有以下犯上的，如《宋稗类钞》记党进事。

　　党进当大雪，拥炉酌酒，醉饱汗出，扪腹徐行曰：“天气不正。”有兵士侍帐外曰：“小人此处颇正。”

　　有故意捣乱以泄忿的，如《五代史补》记陶縠事。

　　何承裕素与陶縠不叶。世宗问陶曰：“承裕可知制诰否？”陶曰：“承裕好俳，恐非所宜。”遂已。何知之，及陶判铨，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声唱挽歌而入。陶甚惊骇。承裕曰：“尚书岂长生不死者耶？幸当无恙，闻某一 两曲又何妨？”陶无以抗。

　　开陶縠玩笑极著名的，无过于《玉壶清话》记韩熙载使妓女秦弱兰诈为驿卒女与縠恋爱故事，和《十国春秋》记他与钱縠吃螃蟹和葫芦羹一个通俗掌故。

　　陶尚书使吴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询其族类。

　　王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余以进。縠曰：“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盖以讥王也。王因命进葫芦羹，曰：“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縠在朝，或作诗嘲之曰：“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故王以此戏焉。

　　亦有用作无可奈何聊以自解的，《庶斋老学丛谈》：徐常传铉入汴，居五龙堂侧。宣徽角抵士遇内宴，必先习艺于此。一日坐道斋诵《黄庭》，闻外喧甚，使童视之。回白“众常传习角抵。”铉笑曰：“此诸同僚难与接欢也。”盖铉与角抵士皆称“常传”，可资一笑。

　　亦有天生诙谐，善于戏人，同时也常自己取笑自己不以为意的，如《归田录》、《》水纪闻》及《拊掌录》关于石熙载故事。

　　章郇公与石参政相友善，尝戏章曰：“昔时名画有戴嵩牛、韩干马，今有章得象也。”

　　尝堕马，左右惊扶之。石曰：“赖尔石参政也，若瓦参政，齑粉矣。”

　　又尝于杨文公家会葬，坐客多执政及贵游子弟，皆服白襕衫，或罗或绢，有差等。石忽大恸。人问其故。曰：“忆吾父。”又问之。曰：“父在时，当得罗襕衫也。”

　　亦有父子戏谑的，如《事实类苑》记苏易简父苏协事。

　　苏易简父协，性滑稽。初协为汝州司户，易简通判苏州。与易简书曰：“吾在汝，汝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

　　也有行于兄弟间，因之为千载佳话的，如《钱氏私志》记宋庠宋祁兄弟两人元夜各自寻乐消遣事。

　　宋庠在政府，上元夜，在书院读《周易》。闻小宋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翌日，谕令所亲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甚底？”

　　也有夫妇间或有戏谑事，承笑林作风，启徐文长派头，《韦居听闻》与《庶斋老学丛谈》各有一事皆极有趣。

　　周益公夫人妒，有媵妾，公盻之，夫人縻之庭。公过之，当暑，媵以渴告，公取熟水酌之。夫人窥于屏曰：“好个相公，为婢取水！”公笑曰：“独不见建义井者乎？”

　　（《韦居听闻》）

　　安鸿渐有滑稽才。妇翁死，哭之。其孺人诟之曰：“汝哭何得无泪？来日早临，定须见泪！”来日以巾湿纸，大叩其颡，妻窥之，曰：“泪出于眼，何故流额？”对曰：“水出高原。”（《庶斋老学丛谈》）也有用到政治上的争夺，来在草诰制上褒贬，因而由戏谑结怨，影响一生荣枯的。《》水闲谈录》记胡旦事，《步里客谈》、《石林燕语》记东坡事。

　　胡秘监学冠一时，而轻躁喜况人。其在西掖也，尝草江仲甫诰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实有功。”江小字“芒儿”，俚语以牧童为芒儿。又尝行巨珰诰词云：“以尔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诸竖切齿。范应辰为大理评事，旦画一布袋，内藏一丐者，以遗之，题曰“袋里评事”。（《》水闲谈录》）东坡行吕吉甫责词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聪，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曰：“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步里客谈》）

　　吕丞相微仲，性沉毅刚果，身长大而方，望之伟然。

　　初相，子瞻草麻词云，“果毅而达，兼孔门三子之长；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盖以戏之，微仲终身以为恨。

　　（《石林燕语》）

　　也有用到科举上，聊以自解的，如《高斋漫录》记徐师川族兄应举作赋事：徐师川之族兄少赴举场，试《圆坛八陛赋》，终日不能下一字，乃大书试卷云：“圆坛八陛，八陛圆坛，即圆坛而八陛，又八陛而圆坛……”至今传以为笑。

　　亦有用到官场文件中的，如《避暑录话》所记钱穆父事，《老学庵笔记》记田登事，更为后世通俗典故之一。

　　钱穆父为如皋令，会岁旱蝗发，而泰兴令独给郡将云：“县界无蝗。”已而蝗大起，郡将诘之，令辞穷，乃言“县本无蝗，盖自如皋飞来。”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穆父得檄，辄书其纸尾云：“蝗虫本是天灾，却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郤请贵县押来。”（《避暑录话》）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从之出，但引用的已失本意。

　　也有用到诗上，即成为后世典故的，《梦溪笔谈》记魏野事：从此“生张熟魏”四字即成为后世小说上形容新旧不分的典故。

　　寇忠愍镇北都，野在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举止生硬，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

　　野赠之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

　　又如《归田录》述陈尧咨射箭为卖油翁所笑故事，因为和“熟能生巧”一句话相合，这故事且又成为这句话后来最好的注解。

　　陈康肃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一日射于家圃，有卖油翁负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 贯八九，但微颔之而已。康肃曰：“汝亦知射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肃曰：“汝安敢轻吾射？”翁曰：“以吾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耳。”康肃笑而遣之。

　　至若炫学与鄙陋相对，自然更多可笑记载，《鹤林玉露》与《齐东野语》所记二事可为一例。

　　干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其所谋杀者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鹤林玉露》）昔传江西一士求见杨诚斋，颇以赅洽自负。越数日，诚斋简之云：“闻公自江西来，配盐幽菽，欲求少许。”士人茫然，亟往谢之曰：“实不知为何物：”诚斋检《礼部韵略》“豉”字示之，注云，“配盐幽菽也”。（《齐东野语》）讽刺与开玩笑，有时实相去一间，如《默记》记王溥父亲王祚事，由瞽者言，近于因阿谀而开玩笑，对《默记》作者王鑟e言，便已近于讽刺了。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耳。一 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原以卦钱相酬！”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曰：“更向上。”问“能八 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曰“能至百岁否”，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其人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 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又《蒙斋笔谈》记杨朴事，《东轩笔录》记穆修事，多因所记人物性情崛出，见得十分生动。本意即有所讽，亦若无害于事。

　　杨朴性僻，常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间冥搜，得句则跃而出，遇之者皆惊。（《蒙斋笔谈》）穆修性偏少合……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版，印数百部，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

　　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许值，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遍，不失句读，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未售一部。（《东轩笔录》）类似记述，尤以《宋稗类钞》述郭忠怒行为，使人如见其面。这类记载，刻画性格，虽若绘色绘声，似因人物生性如此逼真，无笔者爱憎，与讽刺亦隔一层。

　　忠恕先放旷不羁，尤不与俗人伍。宋太宗闻其名，召赴阙，馆于内侍省窦神兴家。先长髯，一夕忽竟去之。神兴惊问其故。曰：“聊以效颦！”

　　聂从义镇歧下，延置山馆。歧有富人子，好画，日给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请，且致匹素。郭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筝，引线数丈满之，富人子怒，遂与绝。又尝与小民贩夫入市肆饮食，曰：“吾所与游，皆子类也。”

　　亦有当时社会正把那个问题看得庄严神秘，笔者用意在讽刺而读来反得一诙谐印象的，如宋人谈禅，《邻几杂志》和《却扫篇》、《谐史》，却为我们记下几则有关禅事的笑话。

　　王随佞佛，在杭州尝对聋长老诵偈。此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以不闻也。随叹赏之，以为禅机。

　　（《邻几杂志》）

　　吕中公喜为释氏之学。及为相，务为闲静，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游。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性理，觊以自售。

　　时人谓之“禅钻”。（《却扫篇》）

　　殿中丞丘浚尝在杭州谒珊禅师，见之殊傲。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俟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丘勃然起打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谐史》）亦有本意对某人不过开玩笑，在缺少幽默感的子弟后人中，却认为讽刺的。《钱氏私志》摘欧阳修所记关于钱惟演事，绳以恩怨，以为事非美谈，人不忠厚。其实《归田录》所记，如今看来，不过足供读者一噱而已。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子弟辈非时不得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需钱者，辄取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十千购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与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

　　惟开人玩笑的，自然也常有被人开玩笑事，《诗话总龟》记杨大年受窘事，极有趣味。

　　杨大年不喜杜诗，号为“村夫子”。有乡人曰：“公试为我续‘江汉思归客’一句，”大年亦为属对。乡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孔平仲《谈苑》，记夏竦事，且可知这种开玩笑还用之于两国交兵战阵之间。

　　夏竦尝统率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平西王。”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荻箔甚高，倚之食市外，佯为食讫遗去。至晚食市窃喜，以为有所获。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竦闻之，亟令藏掩，而已喧播远近，竦大惭沮。

　　开玩笑的风气，从《梦粱录》、《都城纪胜》诸书所载“说笑话”“说诨经”即可看出是东京时代在游艺场即已当成一个娱乐部门，还有许多专家擅长此道，《鸡肋》载京师人卖熟食故事，且可知已为当时小商贩兜揽生意方法。

　　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

　　谓价廉不称也。时昭慈孟后被废，居瑶华宫。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开封府捕之，杖一百。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

　　同一方式，也会恼怒京尹的，还有《四朝闻见录》所记。

　　韩侂胄用事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率多非类。市井有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曰：“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又有卖浆者，敲其盏而唤人曰：“冷底吃一盏。”冷谓韩，盏谓斩也。

　　开玩笑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因此笔记中保留了许多记载，千年后犹令人读来失笑。如《萍洲可谈》记王安礼做寿送礼，《墨客挥犀》记贵族择婿，《老学庵笔记》谈相礼事，当时社会习俗，恰借重这类记载，得知一二。

　　近世长吏生日，寮佐画寿星为献，例只受文字，其画却回。王安礼自执政出执舒州，生日属吏为寿，或无寿星者，但以他画轴红绣囊缄，谓必退回。王忽令尽启封，推于厅事，标所献人名，引客共观。其间无寿星者，或佛像，或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画二猫。或云，时有囊缄墓志铭者，吏不敢展。（《萍洲可谈》）今人于榜下择婿，曰“亹婚”，其语盖本诸袁山松，尤无义理。其间或有不愿就而为贵势豪族拥逼而不得辞者。尝有一新先辈，少年有风姿，乃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原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皆大笑而散。（《墨客挥犀》）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盘有荔枝，欲啖之，白席者辄唱言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龋白席者又云：“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为一笑。恶发，犹言怒也。（《老学庵笔记》）宋代文人善诙谐的，当推苏东坡、刘贡父、石介、庄季裕，且有一部分说神说怪的荒唐小说，即出于玩世而作。惟几个人的作品，留给人的印象，却常常近乎讽刺，毒刻而缺少人情中那点“无是非”的情趣，所以即当成笑话说来，依然有刺有骨，就中尤其《艾子杂说》为最。至若《碧云暇》一 类作品，不问真伪，以言开玩笑，自更隔一层了。

　　王家兄弟性情虽不相同，在史传上常通及。王安石为人刚愎自恃，似乎是个永远不会开玩笑的人，《坚瓠集》却载有他一节故事。先被称为“行货”，到后且自居为“行货”。“行货”这个名词，《金瓶梅》上常常出于潘金莲口中，用之于对男子不中用形容。到现代还当作不中用的人或不结实的物品称呼。若《坚瓠集》所记故事可靠，那第一个“行货”倒应数这位“拗相公”。而且是用作蛇的形容词，也有意思。

　　王介甫乃进贤饶氏之甥，锐志读书。舅党以介甫肤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货亦欲售耶？”介甫寻举进士，以诗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如今行货正当时”！细想想这句话，真满有意思，因从报上看到南京的大会，用钱据闻已过一百五十亿，花这个钱的人物，就中似乎就有好些是不在饶八舅眼中，也不在你我眼中的。笑话中还有烧饼歌意味，一定不是拗相公所能料想到的事了。

　　一
九四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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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演剧的讽刺性

　　做戏的“打诨”，是历史上特许的专利，这种专利的获得，实包含一点儿不光荣的传统，即“帝王弄臣”。但枚乘司马相如词赋之臣，当时也一回待诏金马门，同样有帝王弄臣意味，所以这种不光荣也只是指它当时在帝王身边的抽象地位，并非指它在社会上的抽象价值。若就讽谏而言，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重要有时即恐怕比读书诵诗的儒者还切于实际，而容易有作用见效果。“优孟衣冠”这个典故的由来，即证明它的作用和效果，针对问题为当时儒者所不及。初期的戏既把讽谏和调笑两种成分相混，戏的本色长处是能机捷取巧，一 语破的。短处偏重谐谑时，则易成琐亵，先或尚保留侏儒专事讽谏长处，后乃衍为纯粹调笑取乐，“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成为千古讽谏佳话；到柏梁台联句，郭舍人说的“吃妃子舌甘如饴”就近于专寻开心了。

　　唐代是个在佛道二教烘染下充满抒情空气的时代，事事都包含比赛精神，在娱乐方面更擅长花样翻新。文人做诗写小说，多见神见鬼的叙述描绘，等于用怪异抒情，所以不问真伪，一例都写得极其生动俨然。在戏剧歌舞上，自然更多新玩意儿。《旧唐书。曹确传》称：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啭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

　　这个记载出之于《杜阳杂编》。这还可说是追悼公主，逗引帝王开心，不免阔气一点。其实当时军阀要人大出丧，场面也就够得会花费会玩了。《唐语林》说：送葬者或当街设祭，……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金饰画，穷极技巧。

　　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毕，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

　　缞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昭义节度薛公薨，归绛州，诸方并管内县于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障河廿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事也。

　　属于丧葬礼仪，尚可安排得如此豪华热闹，至于其他吉庆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每当帝王诞日，有集儒释道作三教论衡故事。史称徐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请佛老，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白氏《长庆集》尚叙及在麟德殿内道场，沙门义林与道士杨宏元对垒情形。不过这事情说若极其庄严，其实却依然近于引帝王开心的杂耍节目一项。故高择《群居解颐》述及那个《叹百年》舞曲的大导演李可及摹仿大德高僧作三教论衡时，结果亦使得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优伶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衣以升坐，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非妇人何烦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

　　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倘非妇人，奚待嫁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附会经典作证，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为意，反逗得皇帝大笑，赏赐甚厚，这就是我所说的抒情空气！无忌讳寻开心的抒情气分，既普及社会，影响到文学、艺术、音乐、歌舞，当然都比任何一代还大得多。影响不到的，恐怕只是一些装模作样拘迂别扭的古文家脑子。说迷信，这种人才真真有迷信！一个李贺爸爸讳“晋”就不举进士，一个韩愈又费多大气力作《讳辩》，比起为三教论衡大笑的帝王，岂不是更迷信得多？

　　宋代是个理智时代，唐代人那点抒情气分，经过五代运用到歌舞男女方面，不幸成为江南西蜀灭亡张本。入宋后，风流宰相再不能用这个玩意儿和大统一帝王厮混，再被几个准备入孔庙配祀吃冷猪肉的读书人“子曰”一扫而光后，代替而来的就是说道理兴趣。因此一来，虽有帝王对于佛道的浪漫情感，加以渲染，也不成功了。真宗时代王清昭应宫的堂皇华丽，六七年经营，日夜加工，集天下名画手来竞奇赌异，末了却为一把天上无名火烧掉，放火的安知不是读书人？徽宗时代寿山艮嶎又筑得不是时候，花石纲忙得天下人不得宁息，神运昭功巨石，抬石头更忙坏了花腿兵士。可是末了金人围城，园囿中万千麋鹿花木，只合供城中兵民当吃的当烧的！读书人喜欢空说道理，表面上为辟谬理惑，去迷信，重事实，实在却仅争是非，辨真伪，立门户，生党见。时代禁忌益多，因之到处有反应。读书人如元佑诸党人，道学诸君子，使用于“人与人之间”时，即通通不肯放下这个武器，用来作反抗，否认，以及消极的攻讦。金人外患与新法内争，两者影响到宋代国运情形虽不相同，却共同于社会中培养这个讽刺风气，直到宋末，形于诗词，见于小说图画，真可谓无所不至。尤以使用于杂戏方面，更见得大胆而泼辣，巧慧而明智。或就帝王面前讽刺国政得失，或在权贵筵席讥诮当局颟顸。许多国家大问题，幸臣御史说来有杀头充军危险的，一 个普通优伶，却常常于弦歌酒宴接杯举觞欢乐光景中，出之从容不迫，不以触犯禁忌为忧虑。虽说近于打诨，然所得效果，实意想不到。故《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当时即有“台官不如伶官”谚语。这类故事保留在并世文人笔记中，有些故事且因之即成后世通俗典故。

　　如以钦徽二宗北狩事作题目，《桯史》记一事。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并银绢万两匹，彩千缣，有诏就第赐宴，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席。有参军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诙谐杂至。参军方就椅，忽堕其蒙头，乃总发为髻，如行在之巾，后有大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伶递以朴击其背曰：“你但坐太师椅，请取钱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真可谓胆大包天，因此下狱而死，意中事也。然而这种冒险，不仅施于权贵，有时且施于帝王。《贵耳集》称：绍兴中，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帽环。进高庙。偶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曰：“此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放在脑后！”高宗为之改色。

　　同一讽刺用之于权臣，弄得一坐失色，虽不免杀身，用之于帝王，则只使帝王面上失色，并无下文。帝王在身分上得纳谏，所以同样事想来做戏的也不会赐死。这大约就是俗话说的“阎王不怕怕判官”了。

　　这类事有时若在公共地方表演，过于露骨时，或尚得牵连观众安全，所以《夷坚志》记《收三秦》打诨，点明题目时，即有观众散走情形。

　　壬戌，秦桧子禧，致昌，时龄，皆奏名，公议籍籍。

　　至乙丑春，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两宫，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或指某某优长。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

　　问者曰：“朝庭不闻有此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所以知今为彭越。”问者嗤其妄，且叩厥旨。曰：“若不是韩信，如何收得三秦？”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去。

　　正与孔融讽曹操为曹丕纳甄氏，引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异曲同工。

　　讽刺用之国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独醒杂志》记废折十 钱事，可作一个好例。和新法推行时郑侠绘《流民图》假驿传上奏，影响新法一样。若用现代人语调，则可谓“艺术救国”，无独有偶。不过当时郑侠却因此充军，触犯新法故也。

　　崇宁二年，蔡元长建议为折十钱，民间不便。优人因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其余。卖浆者以出市未有钱，可使饮浆。乃连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

　　又大农告乏之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裙被身之物，辄除其半。问之。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蹩足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闻禁内，亦为罢议。

　　这与千年后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战以来只闻半通不通读书人常有上“万言书”的，内容多拘迂不切事实。虽不切事实，这些闭门造车的纲要计划，有时却又居然在一离奇机会中成为国家功令。行不通，办不动，批评得失虽照例可由报纸社论负责，其实社论也说不了什么。即说出，又等到上面从舆论反映来更改法令时，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补救也来不及了。至于做戏的，可不大注意到对于这类问题抗议。

　　即抗议，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做戏的不仅大胆，而且头脑实在还聪敏灵活，许多事亏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齐东野语》记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贯用兵败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 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

　　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懒梳髻。”至童氏者则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讽失败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杂剧人有这个本领。

　　当时作大王将军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当位者，只是因缘时会而上台。所以用大王将军为讽刺题目，似乎竟特别多。如《坚匏集》述张俊贪财治生事，设计之新奇，正不让于宋院画抓题材方法。

　　南渡诸将俱封王，尊荣安富，而张循王尤善治生。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魁。绍兴间内宴，有优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间贵人必应星象，我悉能现之。”因用浑天仪设玉衡对其人窥之，见星不见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钱一文亦可。”令窥光尧，曰“帝星也。”“秦师垣？”曰“相星也。”“韩蕲王？”曰“将星也。”“张循王？”曰“不见其星。”众皆骇。复令窥之。曰：“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殿上大笑。

　　不过若遇到另外一种大王，做戏的本只是与民同乐，并非存心讽刺，亦不免倒霉。《事实类苑》记党进事极有趣味。

　　党进不认文字，过市，见构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头两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连带花样多，时禁亦多，因之反映于戏文讽刺上，特别深刻而微妙。如《清波杂志》记蔡卞为相时伶人颂词：蔡卞妻七夫人，荆公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床第，然后宣之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中外传以为笑。

　　后人言“吃裙带饭”即从此出。不过这个名词的褒贬意义，古今似乎不甚相同。凭这个名词得碗饭吃，千年来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气概，更失读书人气概。近二十年社会风气一变，小至于杀猪卖菜，大至于政治场面，任何职业，任何事业都以连亲带眷比较合手得力，且有用美人计攀藤缘葛得到富贵荣华，为世所歆羡的。戏文中提到这一点时，当然已失去讥讽意味了。又《桯史》所记一事，也和这个岳婿合作有关。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其婿蔡卞实主之。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明世真儒，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

　　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后朝议亦颇疑窒于礼文，每车驾幸太学，辄以屏障其面。

　　《豹隐纪谈》称淳佑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学，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狂话的万世罪人，削去其从祀孔子，令国子监日下施行。

　　可见这个讽刺直接影响于朝议，后来便断送了荆公在孔庙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记李知训一事，可为后世“刮地皮”一 名词作注解。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觏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可见五代杂剧即如此。当时这类讽刺，虽多行之于内宴，若为帝王一人悦目爽心而设。然而侍宴从臣必相当多，所以讽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开心变色，或给优伶得到很多赏赐，必尚有其政治意义。《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可明白那个作用。

　　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一出，于人情难有适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皆结舌矣。当时以君相威权而不能贴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时俗但呼之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使为嘲，又肆其诮难。

　　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神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游杂录》记丁仙现如何讽刺水利事，亦可见出这个大胆丑角讽刺的新而巧处。

　　熙宁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图，伶人丁仙现（此作见）假为道士，善出神，一 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视之，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之。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 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窃问左右。

　　曰：“为奈河水浅，献图请别开水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

　　这正与《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等记王荆公言水利事同。记称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思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刘贡父的杂谑，就近乎从伶人口吻取法而来。至于无所为而为，纯以笑谑为目的，无其他深意的，《绳水燕谈录》记陈尧佐写字事，另是一种风格。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世谓之“堆墨书”。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大幅纸浓墨涂之，以粉笔点四 点。问“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正与《贡父诗话》记石介开陈尧佐玩笑相同：陈文惠善堆墨书，与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戏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长五六尺，石取白垩横堆其上，可尺者。谓公曰：“吾颇学公堆墨书。”陈闻之喜甚。顾小吏舁床出。

　　曰：“吾已能写口字。”陈为怅然。

　　从这类记载上可看出讽刺谐谑的形式，杂剧人用的多与普通读书人所能领会的幽默相通，亦可说对象都是上层社会分子，即反映上层分子的爱憎。若说匕首投枪，这种戏文才真够得上锋利武器称呼。这种讽刺于戏文中存在，于笔记小说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从《世说》、《朝野金载》取法，《碧云暇》、《鸡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计划的安排人事，褒贬随之，后者代表随手摭拾，无甚目的。然而这个作风容易得罪人，于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笔法来写，《艾子杂说》就近乎旁门。抒情气分较浓重，不过看来也就若很多转弯抹角处，时代一隔绝，读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内容隐寓何人何事了。这与党忌文禁自然大有关系，近于《铁围山丛谈》指的不肯结舌的故臣名士一种表示。若稍说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后指为怨望，而将罪责加深。近代中国戏剧作者，虽多从外国取得一个剧本内含的形式，也依然还禀承明清传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层分子身分在剧本中出现，演出时，这些丑角且照例极能吸引观众。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类型人物，论效果，或转不如宋代杂戏那种单刀直入揪住问题表现有效果。原因是当前真值得说说的，决不会到戏上去，至于一般现象，又好象不用说，为的是我们原本活在一个“讽刺社会”里，对社会有所讽刺，是不大济事的！且既活在那么一个社会中，不谨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规矩，或发生比千年前“说韩信”那个人更严重的问题。或使观众因误会出麻烦。这事在宋人做戏时就发生过。《容斋三笔》说：俗呼冕为“天子冠”。范纯礼知开封，有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村人尝入戏场观戏，归途见匠者作桶，取桶戴之于首曰：“与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黔无所知以不应为，杖之足矣。”

　　一场谋逆灭族案，幸亏得一个贤府尹代为奏明，结果方打几下发落完事。万一遇到赵师罼，岂不要命。

　　《容斋三笔》和《事实类苑》记的两件事，都与戏中讽刺无关，不过借此可明白一点当时做戏情形。宋代内宴与官家筵会，优伶做戏，笔记所记多为应景凑趣，带点嘲谑性质。然公共场所如东京大相国寺前瓦市的戏，临安中瓦子的戏，或党太尉所见临时缚木为栏当街表演的戏，则似本讲史，“两汉”、“三分”必较多，甚或就同时代取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就正和《唐语林》载辛家大出丧时，孝子擘幕辍哭看《鸿门宴》、《尉迟公大战突厥番将》傀儡戏情景相合，可知还是唐代传来的。原因或是幽默过于精细时，普通人不容易懂。历史场面行动多于议论。易为观众理解接受。

　　至于做戏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戏迷幸而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气运。

　　现在看戏发迷的人，虽不用担心因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发，捉将官里去。可是写戏剧的，终究得存点戒心，凡事谨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于不义。因古今人心有一点相通处，即实在容易从“娱乐”中取得“教育”是也。另外，讽刺现实，也容易招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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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展子虔《游春图》

　　相传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是一幅名画，它的经济价值，传说值黄金四百两。我意思可不在货币价值。这画卷的重要，实在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的桥梁意义，恰象是近年发现的硬质青釉器在青瓷史上的位置，没有它，历史即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今古接连不上。有了它，由辽阳汉坟壁画山石，通沟高句丽魏晋时壁画山石，《女史箴》山石，及传同一 作者手笔的《洛神赋图》山水，北朝几件石棺山石，以及南朝孝子棺上刻的山水木石，及敦煌北魏前期或更早些壁画山石，麦积山壁画山石，才能和世传唐代大小李将军、王维及后来荆浩、关仝山水画遗迹相衔接。

　　这个画入故宫年月，或在严嵩家籍没时，或时间稍晚，约当十八世纪。流落民间却并不多久。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时，带走了大几百种旧藏贵重字画，就中即有名画一堆。照故宫溥仪起居服用日常生活看来，不象是个能欣赏字画的末世帝王，所以把这些劳什子带出宫，用意当不出二事：一换钱，托罗叔言转手换日人的钱。二送礼，送日籍顾问及身边一小群遗老应时进见行礼叫一声万岁的赏赐。可是这些画后来大部分都给了溥杰，有些九一八后即流传平津，有些又在抗战胜利后，才从各方面转到当时东北接收大员手中，或陆续入关。

　　关于这个《游春图》的旅行经验，一定还包含了一段长长故事，只可惜无一个人详悉。我从昆明随同北大返回北平时，是一九四六年夏天，这幅画在琉璃厂玉笥山房一位马掌柜手中待价而沽，想看看得有门径。时北大拟筹办个博物馆，有一 笔钱可以动用，我因此前后有机会看过六次。我觉得年代似有问题，讨价又过高，未能成交。我的印象是这画虽不失为一件佳作，可是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式，都可说有问题，未必出于展子虔手笔。约过一年后，画已转入张伯驹先生手里，才应燕大清华友好请求公开展览了两次。当日展览会四十件字画中，陆机《平复帖》数第一（内中有几个章草字失体，疑心是唐人抚本）。《游春图》作画幅压卷。笔者半年中有机会前后看过这画八次，可说十分幸运。凡看过这个尺寸较高小横卷的人，在记忆中必留下一点印象：不能如传说动人，却会引起许多联想。尤其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有些意见，即这幅画在设计上虽相当古，山石处理上也相当怪，似熟习，实陌生。保留印象一面和其他一些佳迹名墨相融会，一面也觉得稍有扞格。这个“融会”与“扞格”原居于相反地位，就为的是画本身离奇。我说的是辽阳汉墓日人摹下的壁画，通沟高句丽坟内壁画，相传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孝子棺刻画，北魏敦煌着色壁画《太子舍身饲虎图》，高昌着色壁画《八国王子分舍利图》，世传王维《辋川图》，传世《明皇幸蜀图》（实即《蜀道图》）……以及故宫和日本欧美所收藏若干种相传唐人山水画迹，和这画有些矛盾处。若容许人嘀咕，他会发生下面疑问：

　　这画是展子虔画的？

　　若说是真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从著录检查，由隋郑法士《游春山图》起始，唐宋以来作春山图的名手甚多，通未提及展作此画，谁能确定这幅画恰恰是展子虔手迹？就是有个宣和题签，也并不能证明画的真实可信。从《贞观公私画史》到《宣和画谱》，这画似均未入录，装裱也非《云烟过眼录》所谓中兴馆阁旧式。认为展子虔作《游春图》，实起于元明间。然而元代专为大长公主看画作题的冯子振辈，虽各有几行字附于卷后，同是侍奉大长公主的袁桷，于至治三年三 月，在大庆寺看画三十六，却不记《游春图》。明茅维、詹东图、杨慎，都似乎看到过这幅《游春图》或相类而不同另一 幅，当时可并无其他相关比证，证明的确是展画。若说它是假的，也很难说。因为画的绢素实在相当旧，格式也甚古。从格式看，可能是唐人画。即或是唐人手笔，也可能属于《宣和画谱》记载那四十多幅《游春山图》中之一幅，还可见出隋人山水画或展子虔画本来样子。尤其是彦悰、张彦远意见，有些可以作为展画注解。

　　也许我们得放弃普通鉴赏家所谓真假问题，来从前人画录中，试作点分析检验工作，看看叙录中展子虔作过些什么画，长处是什么，《游春图》和他有无关系。可能因为这种分析综合，可以得到一点新的认识；也可能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我的意思是这种分析虽无从证实这幅画的真伪，却必然可以引起专家学人较多方面观摩推论兴趣。我不拟涉及收藏家对于这个画所耗费的经济价值是否值得，也不打量褒贬到鉴古家啧啧称羡的美术价值是否中肯。却希望给同好一种抛砖引玉新的鉴定工作的启发，我相信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是需要有许多人那么从各种角度注意提供不同意见，才会取得比较全面可信证据并相对年代的。

　　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 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了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分。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

　　宫阙祠庙有画饰，史志上著录明确。孔子如周观明堂画，徘徊不忍去，欣赏赞叹不已，很显明这些画必不只是史迹庄重，一定还表现得十分活泼生动。王逸释《天问》，以为屈原所问关系根据于楚民俗习惯，先王公卿祠堂无不有前人彩画，包罗广大而无所不具。秦每破诸侯，必仿写其宫室于咸阳北坂。（此说历来有分歧，若连缀后边记载，有饮食歌舞不移而具，及近年从咸阳北坂所发现的各种瓦当看来，所谓“仿写”，实仿造诸国建筑而言，和画无关。）汉未央、甘泉、建章、寿宫、麟阁……无不有彩画。《南蛮传》且称郡守府舍也有画。这些画的存在意义，都不仅仅作为装饰。至于西蜀文翁祠堂之画，到晋代犹好好保存，使王右军向往不已。从古乐浪川蜀漆器彩画之精美推测，文翁祠壁画，可知精美活泼必不在漆器下。

　　宫观祠庙由隋入唐，因兵燹事故名画珍图毁去虽不少，保存下的也还多，尤其是当时的西京长安，南方之江都，唐人笔记常多提及。隋之工艺文物有一特点，以雕刻为例，似乎因南朝传统与女性情感中和，线色明秀而纤细，诗、文、字，多见出相似作平行发展。画是建筑装饰之一部，重漂亮也可以想见。这种时代风气，是会产生《游春图》那么一种画风的。彼时如《天问》所涉及古神话历史屋壁式刻画已不可见，汉代宫室殿堂画名臣，屏风图列女，亦渺不可见。然汉代石阙坟茔刻石规模，犹可以从武氏祠及其他大量石刻遗物及《水经注》纪录得知一二。唐裴孝源论画，谓“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隋《经籍志》且称大业中尚书省即有天下风俗物产地图，隋宫室制度，既因何稠等具巧艺慧思而大变，具装饰性并教育意味壁画，已不再谨守汉晋法度，局限于作忠臣列女，或其他云兽杂饰，具区域性之奇花美果，风俗故事，已一例同上粉壁。五代西蜀江南花果禽兽之写生高手，宣和画院中之同类名家，可说原来即启承于隋。至于寺庙壁画，由名手执笔，产生时且带比赛意味，各尽所长，引人注意，则自晋顾恺之瓦棺寺画维摩募缘时，似即已成风气。

　　陆探微、张僧繇著名遗迹，当时即大多数在庙里，隋唐时犹把这个各竞所长制度好好保存，且加以扩大，所以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庙中观画，张、陆、杨、展名笔，与阎立本、吴道子、王维、尉迟乙僧等名墨妙迹相辉映，罗列廊壁，专家批评得失，有个共通印象可以参校。入庙观画，也成为庙代士大夫娱乐之一种。段成式或张彦远等所记，不仅可以见出壁画格式位置，且可明白内容。当时已多杂画，佛神天王之外，花木竹石，飞走游潜，无所不具。说法变相，且将画题扩大，庄严中浸透浪漫气息，作成一部具色彩的平面史实或传奇。唐代又特别抬举老子，据《封氏闻见记》所述，听吉善行一片谎言，唐王朝就把老子认作祖宗，天下诸道郡邑都设立玄元皇帝庙，除帝王写真相外，铸金，刻石，及夹糦纻干漆相，同有制作，当时都供奉入庙，听人进香。此外按乐天女，仙官道士，当时摩登行列，也都上了墙壁（敦煌且有合家参庙壁画，如《乐廷瑰夫妇行香图》）。至北宋真宗祥符间，供奉天书的玉清昭应宫的兴建，由宰相丁谓监督工事，集天下名画手过三千，选拔结果，还不下百人，分为二部（见《圣朝名画》评《武宗元传》），还收罗天下名画师，各竞表现，昼夜赶工，二烛作画一堵。西蜀江南之黄筌父子侄，徐熙祖孙，以至于李方叔所称笔多诙趣之石恪，无不参加，各在素壁上留下不少手迹。若非后来一把无名火将庙宇焚去，则这个大庙墙壁上留下的数千种名笔妙墨，拿来和较后的《宣和睿览集》千余册纸素名画比较，将毫无逊色。调色敷彩构图设计新异多方处，且必然会大大影响到后来。别的不提倘若当时有一个好事者，能把各画特点用文字记录下来，在中国中古绘画史研究上，也就必然一改旧观，不至于如当前一片朦胧景象了。

　　由晋至宋所谓名笔还多，从壁上作品记载看来，展子虔画迹也多在寺庙中保存。

　　在宫观庙宇壁画上，唐人记述展子虔遗迹的，似应数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二书，比较说得具体。

　　江都东安灵宝寺、光明寺，洛阳云华寺，皆有展子虔画（《贞观公私画史》）。

　　上都定水寺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子虔画。海觉寺双林塔西面展画，东都龙兴寺西禅院殿东头，展画《八国王子分舍利》。浙西甘露寺，展子虔菩萨两壁，在大殿外（《历代名画记》）。

　　所记自然未尽展留下笔迹全部。唯就部分看全体，也可知展于南北两地名刹大庙中，均有遗作。这些画可能有普通故事人物，大多却必然与佛教相关。又《公私画史》另载展画计六卷：

　　法华变相一卷

　　南郊图一卷

　　长安人物车马图一卷

　　杂宫苑图一卷

　　戈猎图一卷

　　王世充一卷

　　《历代名画记》则称：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有《法华变》，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朱买臣覆水图》并传于代。

　　又可见用纸素的作品，世俗故事即多于宗教作品。

　　这些画很明显是纸或绢本，所谓“并传于代”，照唐人习惯，即不仅有真本，且还流传有摹本，其《长安车马人物图》，且注明是麻纸，同时有杨契丹作，与六朝以来名手所作《洛中风物图》及相似题材，到后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设计，可说即从之而出。《杂宫苑图》，又必为唐之二 李，宋之二赵，及宣和画院中专工木屋楼阁的高手所取法，但不及山水，只除非《南郊图》也有山水。

　　又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隋展子虔《大禹治水图》。从山石嶙峋如斫削而言，后世传周文矩《大禹治水图》，行笔均细劲，也可能从之而出。这个图上的山石画法，和《游春图》不相近，然更近展画。（后面当可说及）宋代著录展画较详的，当数《宣和画谱》。在《道释部》计有十二种，共二十件，计有：

　　北极巡海图二

　　石勒问道图一

　　维摩像一

　　法华变相图一

　　授塔天王图一

　　摘瓜图一

　　按鹰图一

　　故实人物图一

　　人马图一

　　人骑图一

　　挟弹游骑图一

　　十马图一

　　北齐主幸晋阳图六

　　从名称推测传授，则唐宋画人受展子虔影响的实在很多，如《维摩像》、《摘瓜图》、《石勒问道图》、《授塔天王图》、《挟弹游骑图》、《十马图》……唐宋若干名世之迹，或有不少即出于展画粉本。周密《云烟过眼录》称：“宋秘书省有展子虔伏生”，或者也就是世传王维《伏生传经图》所本。《中兴馆阁续录》记宋中兴馆阁的储藏，计古贤六十一轴，中有展子虔画梁武帝一，佛道像百二十七轴，中有展子虔伫立观音一，太子游四门二。若阎家兄弟及吴道子笔法师授，实从展出。我们说传世《帝王图》中梁武帝，及吴画武帝写真，还依稀有展子虔笔墨影子，说的虽不甚确实，却并不十分荒谬。

　　就叙录论展画长处，特点实在人物。画像与普通风俗故实，都必然以人物作中心，米疯子《画史》中早说到：李公麟家有展子虔小人物，甚佳。系南唐文房物。

　　然并未限于人物，唐沙门彦悰《后画录》论得很好：“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只千里。”

　　文章作于贞观九年三月十一日，可算是叙及展画兼善各体的最早证据。后二语且似乎已为《游春图》预先下了注脚，倘若说《游春图》本是一无名人画，由于宋元人附会而来，这附会根据，即因彦悰《叙录》而起。

　　唐张彦远《论画六法》，也批评到展子虔，语句虽稍抽象，和《游春图》有点相关：“中古之画，细密精致……展、郑之流是也。”

　　展即子虔，郑即同时之郑法士。《宣和画谱》人物部门无展之《游春图》，却有郑法士《游春山图》二。这个题目实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假若我们肯定现在《游春图》是隋画，可不一定是子虔手笔，可能移到郑法士名下去，反而相称一些。

　　若说是唐宋人本，非创作，实摹抚，说它即从郑画摹来，也还可以说得去。

　　又张彦远论山水树石，以为“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缕叶，多栖梧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彦远时代相近，眼见遗迹又多，称前人批评意见，当然大有道理。所以论名价品第，则以为：“近代之价，可齐下古，董、展、郑、杨是也。……若言有书籍，岂可无九经三史。顾、陆、张、吴为正经，杨、郑、董、展为三史，其诸杂迹百家。”

　　唐李嗣真《后画品》，中品下计四人：“杨循、宗炳、陶景真、展子虔。”朱景玄《名画录》展子虔不在品内。

　　同出于唐人，价值各有抑扬，所谓选家习气是也，方法多从评诗，评文，评字而来，对于画特别不合式，容易持一 以概全体，甚不公平。所以到明代杨慎时，就常作翻案，对于唐人“顾、陆、张、吴”，以为宜作“顾、陆、张、展”，用子虔代道子，对于时代上作秩序排列，意见也还有理。

　　彦远叙画人师笔传授，即裴孝源心目相授递相仿摹意，以为田僧亮师于董、展，二阎师于郑、张、杨、展。又谓：……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阁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

　　……展则车马为胜。

　　……俗所共推，展善木屋，不知董、展同时齐名，展之木屋，不及于董。李嗣真云“三轮休奂，董氏造其微，六辔沃若，展生居其骏。而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此论为当。又评董、展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如此之论，便为知言。

　　张引李所言董展优劣，措词甚有见地，唯时间一隔，无迹可作参证，自然便成悬宕。谈展画马较明确具体，还应数欢喜用《庄子》笔法题画的宋董逌《广川画跋》：“展子虔作立马而具走势，其为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势，若不可覆掩也。”米疯子素号精鉴，亦称许展画《朔方行》小人物佳甚。

　　画为李公麟所藏。

　　至于涉及展的山水人物，比彦悰进一步，以眼见展之遗迹。说得十分具体，也极重要的，却应数元汤垕《画鉴》：“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宗之，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度具足，可为唐画之祖。”

　　二李山水得展法，世多知之。世称张萱画美妇人明艳照人，用朱晕耳根为别。原来这个画法也得自子虔，并非纯粹创造，这一点说到的人似不多。

　　明杨慎喜作画论八股，翻旧案，谈丹铅。《丹铅总录》称：“画家以顾、陆、张、吴为四祖（用张彦远语），余以为失评矣。当以顾、陆、张、展为四祖。画家之顾、陆、张、展，如诗家之曹、刘、沈、谢，阎立本则诗家之李白，吴道玄则杜甫也。必精于绘事品藻者，可以语此。”虽近空论，比拟还恰当；唯说的似泛指人物画，即从未见过展画，也可如此说的。

　　《艺苑卮言》谈及人物画时，则谓“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为一大变。”指的方面虽多，用笔粗细似乎是主要一点，其实细线条非出自顾、陆、展、郑，实出汉魏绢素艺术（顾之《洛神赋图》与《小列女图》线条并不细）。至唐号受到吴道子莼菜条革命，至宋又有马和之兰叶描革命，然细线条终为人物画主流正宗。王维，郭忠恕，李公麟，王振鹏，尤求，一路下来，俱有变本加厉，终至细如捻游丝者，过犹不及，因之游丝笔亦难有发展。道子一路，则始在宗教壁画上发生影响，沿袭直到元明，从敦煌及山西宋元以来大量壁画看，虽若难以为继，尚可仿佛二三。且因近代坟墓发掘，汉晋壁画发现，陶瓷砖甓比证，才知道子的雄劲粗矿，亦非自创，很可以说从彩陶时代工师即有这个作风，直接影响还本于魏晋以来圬壁方式，不过到彼手中，下笔既勇猛凌厉，天分才赋又特别高，实集大成。圬壁出于工艺，绢素本不相宜，起此笔墨竟作成前有古人而后无来者趋势。至宋元代，即有意为云水壮观如孙位，画鬼神如龚开，作钟馗如颜辉，笔均细而不悍。石恽牧溪又近于王洽泼墨，有涂抹而无点线，嗣胤寻觅，却唯有从磁州窑墨画刻镂水云龙人兽，吉州窑的水墨花鸟虫鱼，尚得一脉薪传。直延长到明代彩绘及青瓷，勾勒敷彩，面目尚具依稀；至于纸素艺术，虽会通于王洽泼墨与二米云山，衍化成大痴、仲圭、方壶、石田、青藤，有意认亲，还是无从攀援，两不相关也。吴生画法，在纸素上已可说接手无人，如不嫌附会，可说直到千年后，才又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居然敢纵笔作人物，写草字，画花鸟虫鱼。但几人能把握的，已不是具生命机动之线条，来表现人物个性或一组故事。伯年画人物员比吴伟、黄瘿瓢见性格，着色又新鲜大胆具现代性，比吴彬、陈老莲活泼有生机，其实用线造型亦不佳，带俗气，去古人实在已相距千万里。吴老缶笔墨淋漓，在六尺大幅素纸上作绛梅，乱点胭脂如落红雨，十分精神。其特别见长处，还是用石鼓体作行草字。白石翁得天独厚，善于用墨，能用点代线，会虫禽骇跃之理，花果生发态度。然与其说是由道玄笔迹而有所悟，不如说两人同是圬壁手，动力来源相同，结果自然也有些相似成就。唯一则身当开元天宝物力雄厚宗教全盛时代，作者生于这个豪华狂热社会背景中，自然全生命能奔放燃烧，裴鬻舞剑略助其势，天王一壁顷刻即成。一则生当十九、二十 世纪间外患内忧时代，社会一再变革，人民死亡千万，满地为血与火涂染，虽闭门鬻画，不预世事，米盐琐琐，不能不分心。因之虾蟹必计数论价，如此卖画四十年，即或天赋高如道玄，亦难望有真足传世伟构。老去作菊虾，极生动然亦易模仿。因之多伪托，真赝难辨。

　　展子虔之《游春图》见于著录，不在中古，却在近古。

　　明茅维《南阳名画表》，记韩存良太史家收藏山水界画目中，首即著录一行：“南北朝展子虔《游春图》，宋徽宗前后小玺，元人跋名《春游图》，非《游春图》，是则画在明代即已著名，茅维所记犹旧名。”只云“宣和小玺”未云“题签”，私意当时列缀于前，正如阁帖诸迹与《平复帖》及其他名笔，还象秘阁官库本藏字画习惯。

　　张丑《清河画舫补》称：

　　“展子虔者，大李将军之师也。（近人傅熹年先生评此画年代有极好意见——从文注）韩存良太史藏展子虔《游春图》卷，绢本，青绿细山水，画法与李思训相似，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御题，双龙小玺，政和宣和等印，及贾似道悦生葫芦图书曲脚封字方印，第其布景与《云烟过眼录》中所记不同，未审何故。”

　　又传严氏藏展子虔《游春图》。

　　詹景凤《东图玄览》复称：

　　“展子虔青绿山水二小幅，致拙而趣高，后来二李将军实师之。”

　　又言：“李思训绢画山水小幅，布置溪山、村落、人家，大与今画布置殊，殆是唐无疑。”

　　明《严氏画记》则载《春山图》，大李将军二卷、小李将军二卷。

　　张丑所见作《游春图》，且明说是青绿细山水，笔与李思训近，有徽宗题，唯与《云烟过眼录》所记不合，《云烟过眼录》：画为胡存齐咏所藏，徽宗题，一片上十余人。

　　詹景凤则见二小幅，内容“致拙趣高”，以为“二李实师之”。又言“李绢画布置有古意，是唐无疑”。不及题跋。又言“唐人青绿山水二片，行笔极轻细”。很显然，同时实有好几件不同小幅画，或署展名，或署二李，或无名，格式却相差不甚多。詹景凤识力极高，所言必相当可信。

　　王世贞《艺苑卮言》谓：“画家称大小将军……画格本重大李，举世只知有李将军，不尽其说。……大抵五代以前画山水者少，二李辈虽极精工，微伤板细……”所言精工而伤板细，易作目前所见《游春图》评，或有首肯者。若有人觉得这画实细而不板，则应明白明代人所谓“板”，院画一例在内，和现代人观点本不甚合。

　　《云烟过眼录》称宋秘书省藏有展子虔伏生，涉及装裱，阅秋收冬藏（四个字号）内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则加以金花绫，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樱且说关防虽严，往往以伪易真，殊不可晓。今所见展画装裱似不同，有人说是宋装，有可疑处。

　　我们若假定不是展子虔画，有许多画可以伪托。

　　宋《宣和画谱》下，黄筌有《寿山图》七，黄居宝《春山图》二，黄居采《春山图》六，燕肃《春山图》六，李昭道《春山图》一，李思训《春山图》一。在人物部门，则有隋郑法士《游春山图》二。《南阳名画表》还有李确《春山游骑图》。

　　其他画家高手作春山图尚多，因为作风格致不近，不宜附会到传为展作之《游春图》，所以不提。

　　张丑又言：“庚子采日偶从金昌常卖铺中获小袖卷，上作着色春山，虽气骨寻常，而笔迹秀润，清远可喜。谛视之，见石间有‘艳艳’二字，莫晓所谓。然辨其绢素，实宋世物也。

　　越数日，检阅画谱，始知艳艳为任仲才妾，有殊色，工真行书，善青绿山水。因念仲才北宋名士，艳艳又闺秀也，为之命工重装，以备艺林一种雅制云。“此明言袖卷，和本题无关。

　　《游春图》既题名展子虔作，树石间即或有艳艳字样，也早已抹去。然从装裱上，却似元明裱，非宋裱。有同是东北来一军官，藏元人裱同式裱法可证。世宜另有其他明季装裱横卷，可以参考。

　　从著录掇拾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一、隋郑法士有《游春山图》，唐宋名家有许多《春游图》；二、《春游图》本来可能为茅维所见《游春图》。或“游春”，或“春游”，明人记录已不大一致，且当时有画迹相似而署名不同或无作者名若干画幅。三、本画可能是詹东图所见称为展画之一幅，或王世贞所见大小李画之一幅。（也可能即张丑所见艳艳临抚唐人旧迹）又或者还只是宋画院考试国手时一幅应制画，画题是唐人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萤雪丛说》说，徽宗政和中设画学取士，即有这个画题。又詹东图传闻文征仲家曾藏有右丞“花远重重树，云深处处山”纸本小帧，布景极美，落笔精微。笔记传闻有不可靠处，惟把两句诗作目下《游春图》题记，却也相当切题。又好象为刘禹锡“紫陌红尘”诗作插图，不十分切题，却还相关照。

　　一
面把握题旨，一面遵守宋人画诀，“春山艳冶而如笑……品四时之景物，务要明采物理，度乎人事，春可以画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游，翠陌竞秋千，渔唱渡水……”《山水纯全集》作者意见或在先或在后，都无关系，就画面空气言，却可帮助我们欣赏《游春图》，认为是唐诗格局。

　　这点印象宜为对绘画史有知识的人所同具。

　　又张彦远论山水树石，多根据当时存下名笔而言，批评杨、展画迹时，他曾说：“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

　　冰澌斧刃如可靠，则展画石方法，宜上承魏晋六朝，如通沟坟墓壁画山石，敦煌北魏壁画《太子舍身饲虎图》山石，六朝孝子故事石棺图山石，以及《洛神赋图》山石，山头起皱，必多作方解矾头式，下启大小李衍变为荆、关、马、夏直到蓝锳，用作花鸟配衬物则影响黄居采.居采迹不易见，林良吕纪画石还可依稀仿佛，作山或金碧堆绘，或墨笔割切，方法上终属于北派。《容台集》说：“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驹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而不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五百年而有仇实父。”一脉传来，均不与王维细笔山水相通。

　　现存传称周文矩《大禹治水图》，山头方折如大小李，从史志看同一题目名迹，吴道玄、展子虔、顾恺之均有作品，《历代名画记》谓，“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

　　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辏承平之时，此道甚行。“此《大禹治水图）作山方法，似稍近冰澌斧刃，不仅有子虔板处，还有顾虎痴精微处。《游春图》却大不相同，因之就《游春图》作山石笔意言来，这幅画作展子虔，反而不称，估作与子虔作风不同之唐五代或宋人画迹，均无不可。《宣和画谱》称西蜀黄筌、黄居采、居宝三人曾共有《春山图》计十五幅，如说这画是十五幅之一，可寻出下面几点例证，补充解释。

　　一
、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与唐初体制。淡红衫子薄罗裳，又似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风致恰如《花间集》中所咏）。世传五代画纨扇小人物，与董源《龙宿郊民图》，及松雪用摩诘法所作《鹊华秋色》卷子上人物，衣着均相近。直到实父仿赵伯驹画五丈长《子虚上林赋》画意，妇女装扮还相同。而山头着树法，枝柔而欹，却是唐代法。宋元人论画，即常说及蜀人得王维法，笔细而着色明媚。

　　二、黄氏父子侄本长于花鸟，用作花鸟法写山水景物，容易笔细而色美，格局上复易见拙相。唐人称展特长人马故实，宋米芾且为目证。凡此诸长，必特别善于用线，下笔宜秀挺准确，不过于柔媚。此画人马均不甚佳，衣着中的幞头和圆领服，时代都晚些，建筑时代也晚。山石树木亦与冰澌斧刃、刷脉缕叶也不相称。张彦远叙六朝杨、展山石作法时，还说及如“细饰犀栉，冰澌斧刃”这种形容，若从传世遗迹中找寻，唯敦煌隋代洞窟壁画中维摩五百事小景足当此称呼。（画录中则称陈袁蒨绘有此图）

　　三、从绢素看，传世宣和花鸟所用器材多相近，世传黄氏花鸟曾用细绢作成，不知世传李昭道诸画及某要人藏周昉士女用绢如何，若说展画是隋绢，至少还得从敦煌余物中找出点东西比较。若从敦煌画迹比较，如此绵密细笔山水，至早恐得下移至晚唐五代较合适。

　　我们说这个画不是展子虔笔，证据虽薄弱近于猜谜，却有许多可能。如说它是展子虔真迹，就还得有人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那还会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代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

　　一九四七年七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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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卫的一种看法

　　前不多久，向觉明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为炮火轰炸下历史文物有所呼吁。文章写得很平实动人。几个朋友读后，都觉得这不止是一二人私见，应当算作国内多数学人共通愿望。

　　以个人私见，社会圮坍与重造，应承认时间的重要性。历史文化和时代发展衔接，由理想证事实，得把时间放长眼光放大。专家分工合作的民主政治，若不久将来即必然来临，我们也得为这个合理社会，准备一大批少壮工作人员，来收拾残破，在废墟上重造个崭新国家！就事言事，目下谈文物保卫，不仅是伟人的“尊重”，国人的“爱护”，重要的恐怕还是社会多数学人对于历史文化广泛深刻的“认识”。我们还值得把这问题重新检讨检讨，在责任范围内，弄明白过去疏忽的是什么，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是什么。

　　第一是故宫博物院问题。中国历史文物除轻便书籍和笨重建筑雕刻以外，自然应数纯美术品的书画，和与工艺相关的铜、瓷、漆、玉、丝绣……诸器物。论收藏，故宫实可说是一个东方大宝库。这个包括有上下三千年百十万件文物收藏的机构，如处理得法，它不仅可教育中国人，还可启发世界美术家的手和心。尤其是可广泛影响到新时代若干工艺美术的新趋势。

　　故宫从民十三溥仪出宫，组织博物院理事会起始，到现在为止，时间已二十四年。以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国家博物院，纯美术品如字画，工艺美术如铜、瓷、玉、象牙、景泰蓝、丝织物、家具及杂类，不仅尚无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专门研究报告出版，即一个有条理可供研究参考的说明目录也未见印出。机构中多处长、科长、股长、办事员，却很少受专门训练的科研技术人员。因之工作就永远停顿在“点验”、“保管”、“陈列‘三事上，再无望进一步有何贡献。抗战以前十多年中，虽陆续印行了些画册周刊，一切还不脱普通商业办画报方式，见不出主事人一点现代眼光和远大计划。正因为主管人还不脱玩古董字画旧习气，缺少更多方面认识，到后竟用种种借口，把许许多多物品，由金银器物到……胡乱零星售出，将售款作为职员薪水。别的不提，即以个人亲眼所见而言，代表近三五世纪的千百种丝织物当作废品处理，这种糟蹋美术品的罪过，就应当有多大——直到因盗宝案事发，主事人从容逃脱，糟蹋文物工作才算告一段落。然而主事换人，内部人事组织却大体如旧。抗战八年，文物南迁，凡稍稍知道有关这部分文物迁移保管，以及复员困难过程的，都必觉得忠于其事的马叔平先生，及其他始终不离职务的工作人员，为国家实已尽了极大义务，值得国人感谢。但这个机构组织上有问题，却无可讳言。理事会最近一回新理事发表，还是由政府官吏、党国元老、学术名流三种人物组成，除年会听听报告，似已无事可作。在院务组织下，虽有个专门委员会，事实上只限于对于重要文物字画铜器鉴定谘询之用，这些人大都各有职业，能用故宫所有作专题研究的就不多。其它虽各有一二专人负责，以如此庞大机构，哪能有何成就？在工艺美术部门，且根本即未作这种研究训练准备。即有关陈列情形，也多因陋就简，一切还不脱二十年前旧样子，处理马虎和说明简略，致使若干部门，不仅无从增益人民教育效果，且常常把原有美术价值也因之损失无余。间或要人贲临，茶会款待，即闻某某宝物出库观赏，参加者亦引为幸运。却从不闻因为研究考订，对于海内学人有何较新贡献。看管陈列室的，不是可供参观者讲解说明具专门知识的管理员，还依然是专为监视游人盗窃的巡警。（本人即在乾隆文物陈列室，眼见过巡警骂小学生，不许蹲下细看。因代为说说，还被巡警吼了一声。）三大殿不能利用建筑上特点，将国家重要仪制器物作有计划安排，竟如一古玩拍卖行，既少应有庄严，又见不出如何美观。更草率的是西路布置，大多房屋业已关闭，让游人从房外窗下转来转去，几几乎到处窗前都是灰扑扑，几案炕床上一具绿玻璃小钟，既不象原有陈设，又不肯稍加安排，只累得游人又疲乏又厌恶，别无任何美感。这种保管典守心理状态，和故宫开放原因，以及现代博物馆主要目的，可以说完全不能调协。一个普通游人，也有资格向负责人抗议，何况是还不断有世界专家惠临！所以谈文物教育与价值发扬，第一件事，恐怕应当是故宫博物院得有个根本改造设计。一切原有的办事人员，尽管照旧保留，不用更动。

　　但有关研究陈列并推广指导及与现代工艺接触，却得集思广益，约请全国专家学人合作同工，来重新为作计。如果主持院务的马叔平先生有远见和魄力，把责任兴趣扩大，会成为国家民族复兴一种象征。目前即可拟具一个新计划，就北大文、史、博物馆科，清华文、史、人类、社会、建筑，以及新成立的美术考古系，师范学院的博物管理系，辅仁美术，人类学系，燕京史学系，以及美术专门学校，采取一种崭新的进步合作态度，由各校分别考选本校有关一系毕业生若干人，（共同假定为五十人到一百人，）给以助教费用，作各校“助理研究员”名分，用景山内博协空屋作教室宿舍，一部分时间就各校所有课目授古器物学，美术史，及近代博物馆保管与陈列等等专题训练，一部分时间就故宫所有实物分组作观摩学习，并参加故宫某部门整理研究目录卡片工作。以两年为期，这种学生训练结果，即可作如下分配：一各回本校服务，二入故宫作专门研究，三至各省市及国内公私博物馆主持工作，四出国去作国外博物馆有关远东文物艺术的助手。其次是特辟若干陈列室，将有关现代文化特种工艺美术品，如瓷、漆、玉、牙、丝织物、景泰蓝、家具，专供国内学术单位，中博协会会员，及各有关部门专家，工艺美术指导设计人，研究参考，并在技术上贡献以一切便利。这个计划提交理事会或行政院时，我相信将毫无异议，即可顺利通过。

　　第二件事是专科以上学校文物馆的设立。其有区域性的大学，尤宜有一较新看法，将文物馆看得和图书馆或生物理化等馆相等。不仅仅需要一笔固定经费，还需要特别培养一 点人材。

　　这种新看法虽各受预算限制，不易放手作去。但在北方几个大学，多因事实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投了点资，用了点心，一切还在摸索中，也必然在进展中。惟说起来会共通有一点感慨，即工作实在已迟误了二十年，能早在二十年前着手，有一部分金钱三五十个有心人精力放在上边，目前工作就便利多了。正因为来不及在二十年前抢救一点文物，训练一些专门人材，所以任何一个太学，在目前想办个小型而比较完备的文物馆，供给上文化史或其他相关课目作学习参考，就不易办到。甚至于要开那么一个课程，如美术史，想请一位合用教授，也不容易得到。清华复员各系设置费用数目比较大，想要用短短时间，产生个比较合用的参考室，到花钱时才知道仅仅是钱还不成。北大则蔡孑民先生提倡美育代宗教学说已有了三十年，当前在任何方面找寻一点影响就不容易发现。本来虽有一份丰富重要拓片，有一点史前陶和唐代冥器，在图书室中还有一大份明清插图戏剧小说，复员以来又陆续买了点铜器及杂器物，还另从国外博物馆购买了些散失出国的名画照片，若就这几部分收藏来教美术史，即不免使教师感觉束手，进而谈美育，还相差多远！

　　至于艺术专科学校，十年前由赵太侔先生主校事，谈起一个美术学校的必需环境时，个人即在《大公报》一个小文中谈到，“学校在学习上虽必须分组，惟共通基本训练，必从史的系统印象入手。必须扩大他们的兴趣和知识，眼或心到更多方面去。如只能训练他们用手的技术，结果恐不会有何成就。有关纯艺术参考室，如字画图录，至少得有三五千点代表原作或复制品。有关工艺美术参考室，至少雕塑，陶瓷，漆，玉，丝织物，毛棉丝编织与刺绣，木器家具和小件日用物，应特辟专室，各有上千点实物或模仿品。想把学校办成象个学校，不必要职员，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却有大笔经费作充实环境准备。主要原因是不仅教育学生，更重要即教师也必然乐意更加充实自己！美术专科学校的美术史教学，更必须用学校收藏和故宫收藏实物作主体，文字作辅助说明，方能给学生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启发。”时间已过了十二年，学校设备去理想实在还远得很。主校事的徐悲鸿先生，虽十分热心于“艺术革新”运动，各部门教学又多精干少壮，在空气上注入了一点新气息，可是一切真的革新恐还要有所等待。一 个雕塑系，一个陶瓷系，一个图案系，在北平办从传统学习正有取之不尽便利，史的系统印象，还不能为师生有个好好准备，不让他们从多方面透彻理解传统，再有所取舍，有所综合，言创造，当然也就不免容易堕入虚空。十年前国画组，即有至古物陈列所请求临摹鉴赏旧画的约定，近来似乎也未见继续。再如日昨举办李杏南先生的刺绣物展览，学校如能稍有一笔经费，对图案系教授助教一点鼓励，用一年半载时间，即可望作到更丰富成绩。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满以为必可碰到一个教授和一群学生，在用一种新的观点，讨论到这部门成就应用到现代装饰画，壁纸，陶漆，以及水彩画的可能影响，或有若干学生在摹取单位。谁知一个人都没有，一进去真令人有凄凉之感。总之，学校中美术或美术史的空气都还不够浓厚，待负责人作多方面设计与鼓励。若我们想得到，将来大部分毕业生都得去中学教美术，自不免令人稍怀杞忧。这时对古典优秀传统毫无兴趣，将来盼望他们分布到国内各地去，希望他们能吸收综合更多民间艺术，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也不免会受限制。悲鸿先生的理想，教授先生的热心，想在第二代人起作用，不特个人工作具创造性，还对普遍艺术运动具启发性，艺专的环境和设备，无论如何还得加以更大注意关心，方能配合，并应当取得故宫，中博，北图等等国家机构及私人帮助，给师生以更大方便与鼓励，才不至于落空。

　　有关学校文物馆的进行，美专可不至于发生人的问题。只要肯去做，大致不会十分困难。至国内其他学校，除热心的文史教授，大致就还得特别训练一些工作人员，才可望慢慢把工作推进。以个人私见，即用特别公费制，或由各校自考，或由博协代考，各送二三名本校文史系毕业生，派至北平就学，二年为期，再返本校服务，实在是一个方便而又经济方式。

　　第三件事是文化史或美术史参考图录的编樱以供给大学或中学为目的，这种侧重图录附加说明的著作，到今为止，可以说，还无一种完善的作品可供应用。虽近年郑西谛先生从日人工作上转手，印行了一些东西，个人精力识见终有限度，且价格也去普及甚远。这种工作宜由普通商人及专家个人，转而成为集团工作，不待说明也应当为国人所承认。这工作求接近理想，应当由博协个人会员取得团体单位特别帮助，共同来进行编纂，由国家付印，应作到至少每一中学必有一份，中学校的文史美术科目，也才有机会相互衔接会通，不至于各自游离。若干重要代表作品，并应当为特制大型复印品或仿制品，如普通生理挂图和生物模型。这也是必得由博协指导，方能进行的工作。

　　第四件事是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件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事情或由内政、教育二部特设一美术文物专门委员会，与博协合作，指导设计进行。或者完全放弃政府关系，由博协单位就近设计指导，逐渐试办。以省区作单位，如云南、贵州、青海、宁夏，不妨侧重民族人类学部门，浙江、河南、江西、福建收陶瓷，苏杭、南京、四川收丝织物纹案，两广收木棉纺织及藤类编织器物，福建、湖南、浙江则重点收竹漆器旧物……国家那么大，历史又那么悠久，且在长长历史上不断有异族邻邦不同文化渗入混和，边区种族又常常各自成为一个单位，各有不同发展，许许多多被疏忽美术品，所表现的性格或精神，都充满了民族时代特征，以及在生产发展中痛苦挣扎和青春欢欣。有些区域具独一性的实物，因为这种有意收集或偶然发现，不仅将扩大学人见闻，在比较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很可能还包含一种机会，使之与现代工艺发生新的接触，作成广大深远的影响。（如漆玉与现代胶质塑成物的影响。至于陶瓷工业的革新，对国家经济尤具重要性。）几件事情也可说是一件事情，即文物保卫的实际步骤第一个共同实验，看来不容易作，作来却又并不十分困难。困难的或许还是团体习惯，和个人成见，加上那个怕负责，怕做事的心理状态，不易克服，因之这个有意义的新尝试，便不容易从一个真正学术合作方式上即早着手。如何克服这点有形无形的困难，我们愿意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博协诸先生身上。求保卫文物由呼吁到实现，我们得要人工作，得从一个步骤上有所探索，准备冒险，而且努力应付挫折和一切难题，方不至于落空。

　　今天是博协北方会员集会的第一回，所以我敢特别把这点意见写出来，借作他山之石，为诸专家攻错。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作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式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

　　一
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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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

　　中华民国已过了三十六个双十节。这一天翻开报纸看看，照样是伟人讲话，功臣受勋，名流题词，商店减价。记得黎元洪作大总统时，总统府前新华门，当天必张灯结彩，欢迎北平市民入内观赏。一群群男妇老幼，走到怀仁堂前，从大窗口必可望见阅兵归来的黎大总统端坐在大办公桌前，桌上还有些文房四宝和待批的文件。机会好恰当其时，说不定还可以看到“第一号公仆”走出门外，和人民随便点点头，谈谈话，表示民主国家元首风度。场面安排得虽然充满戏剧味，比起后来曹锟、张作霖以下伟人每出门即净街断绝行人，前者真可算是太平盛世！游园群众把瀛台、流水音、卐字廊一 一走到，金鱼、孔雀、麋鹿和方面大耳宽和有容的大总统相貌收入印象中后，各自回转家中，在饭桌旁，在土炕上，家中父子一定还用作话题，谈得津津有味。过了这一天，一切恢复旧观，倒粪的依然满街走着，洒水的依然站在街中心……军阀割据如旧，社会停滞如旧。一切虽见不出什么新气象，北平市市民，却不折不扣过了一个由民国带来的快乐节日。和民十二以后情形对照，前者将更值得记忆。因为时代越变越不同，本来使人兴奋快乐的国庆日，已慢慢的成为一个痛苦纪念了。尤其是三一八以后，北平市市民到了这一天，如把国家永不闭幕的内战，和被异族奴役的悲剧印象一一温习，实在痛苦之至！

　　就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来过第三十七个双十节。到目下是历史博物馆，过去是献俘受降的午门城楼上，举行北平市特种手工艺展览会，让二百万市民，放弃了对于帝王时代大酺赐宴的向往，以及民国以来瞻仰公仆元首的兴趣，看看二 十万小市民为自求生存，心手辛勤产生的事事物物。这种展览会，说是新时代有意义的象征，不为过分。

　　北平市的特种手工艺，历史悠远不易谈。真正成为一个生产单位，实在元明之际。景泰蓝与玻璃料器，灯彩香药和一般服饰用具，“京样”货物即成为海舶市场标记，且可作国内各地及边区种族时髦依归。加上清代三百年中有一个乾隆全盛时代，辇毂下百物百工荟萃云集，“京样”事物既集各地良工巧匠所长，政治努力更影响及一切有区域性生产。江浙西蜀之丝织物，景德镇之瓷器，图案花纹形式制度，即多出自如意馆工师设计。苏广之木漆金玉制作，也必受都下风气支配。海外通商范围扩大后，北京工艺美术品，在出口货中已占了一个特别位置。入民国以来，历史文物服饰家具，当成破衣烂衫，大规模向海外流，更以这个大城市作中心，除消耗固有储蓄，还吸收了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无数有历史性美术文物，富饶了世界公私博物馆收藏。这些物品的来源，大多数还标明“得自北京”。也即因此，北平市又是一个仿古工艺品的生产地。二百万市民中一部分生活，即依托于这种生产关系中。国际上对“中国美术”印象好或坏，这部分市民的工作，始终担负着重要责任。成功的荣誉为国民所同享；他们却各自活在没没无闻的辛勤劳动中。

　　但凡肯稍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即必然明白，这个城市的过去光荣，已经日就衰落。（只除却一“书呆子”一种，若也可算计在内，因为原料集中，生产机构还合法，制造过程又不苟且，在国内外还勉强维持一个抽象价格，其余都已贬值，且逐渐被上海新出品代替。）在原料供应，生产方式，成品分配，同居劣势状态中，即特具地方性产物，如珐琅料器、地毯、象牙和雕玉，剔红堆朱漆器，也有日见衰败趋势。

　　试把故宫新辟二陈列室和公园售品所比之，将更容易见出。外销困难和品质低劣，本互为因果，时局好转或尚能够补救。问题特别严重处，还是优秀工师的衰老与死亡，后来者难以为继。有关这件事情，《大公报》有几篇通信，说的相当透彻，提出的警告特别值得注意。“工艺”美术原有个传统标准，除器材外缺不了工人的手和心。这种手和心的存在，并非一蹴可至，实包含了长时期的严格锻炼与培植，必保有高度熟练的技术，和向传统优秀纪录广泛学习，兼能作新的综合，才足称巧匠良工。如今能运用的手和心，各在饥饿困顿中行将消灭。国家博物院处理古物的方式，犹一仍旧例，宝物、垃圾同样封存于库房中，美术教育的设计，又三十年一成不变，只把绘画作主体，对其他部门还近于点缀，少成就，少关心。

　　且限于习惯，不能好好利用国家收藏，对美术史教学一改旧例，完全用实物作主题，来扩大学生知识见闻。三方面如此游离不相关连，说“振兴特种工艺”，说“艺术革命”，到头来当然都不可免要落空！

　　这次特种展览，主持其事者实有那么一种认识：即这部门生产，有些本附属于过去的时代，衰落和兴盛，不足为新时代文化水准测验，消灭并不可惜。但另外也还有些东西，在过去、当前和未来，将依然和北平市数十万人民生计，及这个城市历史荣枯息息相关。它的发展与改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由金融界投资政府贷款即了事。还有个深一 些的新旧接触与重造问题，得学人专家眼光下注，来指导，来努力，方有希望。依个人私见，并不重在多数普通人眼中成功，实宜于在少数人眼中失败。这个少数指的即是“文物保卫”、“艺术革命”负责人。对于近代成品的水准低落，感到深深失望和爱惜，明白如此下去，实无从在国际上保持过去地位，需要进一步，从一个新观点合作同功，来做点事。换一句话说，这种特展的失败，是诸先生过去有责任待尽未尽，而且耽误已甚久。不仅熟悉器材性能的优秀工人，行将一一 消失，即对传统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学人专家，本身也大都快老了，要为国家，为人民，为文化，真正作点事，正是时候，再迟恐来不及了。

　　记得月前中博协会北方会员集会，曾有人讨论到“国宝”问题。认为“日人公私收藏，稍有特征的都叫作‘国宝’，十分重视。中国三千年文物珍品，多到无可计数，宜由博协会专家为定名，使世界承认”。诸先生用意本甚好。惟对文物美术态度若缺少改变，若认为国宝重要仅在炫富矜奇，不知活用与现代问题接触，即拥有国宝十万件，亦了无意义。承乎不过启盗窃之心，战乱且难免一把火全部毁去，只在历史上留下个长安洛阳一炬同尽印象，为后人追忆。日本所谓国宝，不仅仅当作政教宣传工具，重要的还是能进而作文化普及应用。日人的少见小气处或不免可笑，但热心认真却值得学习。

　　古乐浪郡挖了几座荒坟，因为发现一点特别漆器，一年半载后巨册图录报告即已印出，且照原样仿制的彩画漆筐，饭盘、羽觞、矮脚几，并坟墓图形等重要参考品。从另外一处偶然得到一片残锦，过不久“延年益寿锦”又新出问世。为研究中国青瓷，二千年来所有产瓷区域废墟，及受中国青瓷影响的朝鲜、暹罗产瓷废墟就无不有专门工作人员足迹，把一切有价值碎片珍重收集。专集图录报告，且成为东陶争取世界市场的指南针。此外举凡专门性或通俗性著述印行，更无不得到公私收藏多方面合作与赞助。一种深致的热忱，配合廉价印刷与优秀技术，我们实望尘莫及。有关中国文化美术史的整理，一个中国专家虽可从其中随手挑出谬误，可是到今为止，就远没有一种同等分量著作可以代替。试反观我们自己成绩，一个故宫博物院，机构那么庞大，经过了二十 五年，什么事都还不能着手。即有关工艺美术研究，德籍艾克教授，以个人能力，独编印过一集《黄花梨木器图录》。故宫现放下过万件明清两朝木器家具，竟不见一份有价值出版物，比私人著述稍多贡献！高级美术学校，学生就从来没有机会上过两年名实相副的中国美术史和比较美术史。分组制度缺少会通，竟作到除本组外什么兴趣都缺少。即以国画组论，对于画法以外，凡涉及工艺部门，如纸张、颜料品质性能鉴别，及新器材的尝试应用，都若不在学习范围内。也缺少专家作广泛研究，提出有价值报告，以供参考。对传统好处少理解，新的知识常常拘于一隅，学生即天才横逸，在这么一个教育环境中，当然常常浪费。一个雕塑系情形且更惨。

　　学生在校四年未上过中国雕塑史，竟似乎十分自然。笔者亲友中就有两个优秀高材生，对这部门传统知识之少趣味，少认识，都达到令人不敢相信程度。即属于这个工作器材的运用，经验能力也贫乏得可怜。竹、木、石、玉、牙、角，已根本不知如何着手，即用灰泥抟捏，仿照唐三彩涂釉法工作，和旧式油泥捏真技巧，也毫无尝试兴味。新的胶性合成物，或粉状新金属合成物处理，自然更无可望。展览会可看到的，给人印象，总是葫芦依样，永远是白泥和石膏人体习作。至于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关门习气，相互'I格不合作习气，闹派别，争正统，包办而不办习气，凡稍悉内中情况的，实在都不忍说，说来也只是使他人笑话，同道痛心。人人都知道官僚公文政治散漫迟缓之无效果，误了国家许多事，却不料学术研究的现实，种种弱点也如何普遍存在！人人都能说抗战八年，死亡了千万壮丁，转机来时终于得到一个胜利和平。可决想不到在文物艺术古典与现代化接触问题上，因为专家学人缺少一种远见和深思，缺少一点牺牲成见的进取精神，更缺少的是批评检讨面对现实勇于修正的尝试，至今还如何完全落后，即有五个八年挣扎，也不容易凭空得到转机！所以这次特展如从“失败”作全盘检讨，有关方面学人宜自承认，文化艺术上的败仗，是学人专家的责任，无从用任何托辞自解。

　　于此进而言“文物保卫”、“艺术革命”、“特种手工艺复兴”，三件事不至于成为空谈，就必须把它看成问题。解决问题明确而具体，即故宫博物院北平部分，必有一完全改造计划，着手进行。第一步宜扩大专门委员会与中央、北平两研究院及各大学、北图、艺专，采取崭新合作方式，训练大规模大学毕业生作研究助手，为一切待进行工作有所准备。并就北平故宫所有收藏，重作有计划、有条理陈列，增加详细说明，让参观人真正得到教育。更另辟若于特种陈列室，专供各方面学人专家研究，及文史教学参考使用。有关特种工艺改进，更宜有一专门组织，直接担负指导责任。第二步宜恢复原有独立印刷机构，印行各种有价值图录报告，作全国性分布。配合联合国艺术教育设计，担当国际艺术出版品交换，并主持国家艺教改良主要工作。至于艺术教育专门学校，亦应有一扩大计划，把学校分为两院制，分纯美术与工艺美术二部，后者必包括陶瓷漆木图案装饰若干组，并彻底改变过去教学方式。应取得故宫特别便利，美术史通论与专题学习，必用故宫各陈列室收藏，作广泛研讨与欣赏，导师辅助以文字说明。且优秀技术经验之工师，尤必须设法聘入学校，待遇完全平等；严格训练学生双手，并使其工作与实际问题发生关连。必作到工艺美术最优秀的摹仿与创造，均出自艺专实验工常纯艺术制作，新风格的把握，艺专成绩永远居最前列。

　　对习惯言，这是一种“革命”的措施。在进行中有麻烦，有阻力，有不易克服的种种困难。然而却唯有采取这么一个方式重新迈步，故宫或美专的存在，才会有意义，有生命，有前途。更新的心和手，才能够有希望不断产生。专家学人的文化研究工作，也才会有机会真正和人民社会发生联系。我们如果还希望下一代命运比这一代发展得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作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富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融接，旧有的光辉复燃烧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到艺术，决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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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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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创作杂谈
作者：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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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信箱：

甲辰闲话一
　　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
　　一
、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
　　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
　　三、长城，写边地。
　　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对立的生活。
　　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
　　六、父亲，纪念我伟大抱负的爸爸。
　　七、母亲，纪念我饱经忧患的妈妈。
　　八、我，记述我从小到大的一切。
　　九、她，写一切在我生活中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女人。
　　十、故乡，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
　　十一、朋友，我的债主和我的朋友，如何使我生活。（这是我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本书。）但是，看看这一篇生活的账目，使我有点忧郁起来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要写那么些文章，我到后是不是死在路边还得请朋友去赊一具棺材？同时我在什么时候死去，是不是将因为饥饿或同饥饿差不多的原因？我曾答应过一个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的朋友，在我死后把尸身赠给他，许可意随他处置，我是不是到那时还能好好的躺在北京一个公寓里或协和的地下室咽那最后的一口气？想到这些，我又觉得我最相宜的去处，倒是另外一个事业了。
　　我最欢喜两件事情，一种是属于“文”的，就是令我坐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刻字铺里，手指头笼上一个皮套儿，用刀按在硬木上刻宋体字，因为我的手法较敏捷活泼，常常受掌柜的奖励，同时我又眼见到另一个同伴，脸上肮脏，把舌子常常掉在嘴角上，也在那里刻字。我常常被奖励，这小子却常常得到掌柜大而多毛的巴掌。还有我们做手艺是在有白白的太阳的窗下做的。我仿佛觉得那些地方是我最相宜的地方，同时是我最适当的事业。另外我还想到一种属于“武”的生活，上海民国路有些小弄子里，有些旧式的铜匠铺，常常有几个全个身上脸上黑趋趋的小子，嘴唇皮极厚，眼睛极小，抿着嘴巴，翻动白眼，伸出瘦瘦的胳膊，蹲身在鹤嘴口旁捶打铜片，或者拿着铜杆儿，站立在镀镍的转轮边，一条长长的污浊的皮带，从屋梁上搭下来，带着钢轮飞动，各处是混杂的声音，各处是火花。这些地方也一定能作我灵魂的住宅。
　　如今这两种生活都只能增加我的羡慕，他们的从容，在我印象中，正如许多美丽女子的影子在许多年青多情的男子的头脑中，保留着不能消失，同时这印象却苦恼到灵魂的。
　　我的文章，是羡慕这些平凡，为人生百事所动摇，为小到这类职业也非常的倾心才写出的。记得在上海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一个信，说是十分欢喜我也同情我作品，要约我见一次面。我自然得答应，把回信寄去，不久这个朋友就来了。来时出我意外的，还带了他一个风致楚楚的太太来。我的住处楼下是一个馆子，自然在方便中我就请他们喝汤吃菜。（这太太的美貌年青，想起来很有点使我生气。）两夫妇即刻同我那么熟习，我还不大明白这个理由，便是我文章作成了这友谊。到后他们要我带他们到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去玩，我记起了爱多亚路萨坡赛路口一个铜作铺的皮带同转轮同那一群脏人了，就带着这年轻夫妇到那里去，站到门外看了半天。第二天，这朋友夫妇以为我“古怪有趣”，又来我住处。这一次我可被他们拉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吃喝去了。回家时，我红着脸说，我不习惯那个派头，我不习惯在许多体面男人女人面前散步或吃喝。他们更以为我“古怪有趣”。我们的友谊，到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上面那些话，这朋友见到，他是不会生气的。不过我的兴味同社会上层的人就距离得那么远，我的忧郁，什么人会知道？

　　　　　　　　　　　　　　　　　　　　　　　　　　一
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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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疑心病到近来真已无药可以医治了。让我作一个比喻，一只被人打过一次的狐狸，平生仅只被人打过一次，从此对于人自然就不大放心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仿佛很有一点不同气概的人，它总愿意同他远一点。我许多地方都好象一只狐。过去生活并不止打过我一次，所以我把享受别人的友谊同尊敬的权利完全失去了。不要笑我，这事已够悲惨了的。
　　有一个听人说了差不多十年的“聪明体面”人，我因别的一个机会见了，那时心里想，这可太幸福了，因为许多拜佛的人，是以见到一次他所信仰的佛为荣幸的。往年活佛到北京时，许多蒙古人倾家来见一次活佛，到回去时连路费也没有，但他们还很快乐。宗教的倾心，其中原包含一种奴性的皈依，我对于好些女人差不多也是如此。可是人家一开口就说我的文章，我在卑微里放光的灵魂，即刻为这出于意外的事感到不幸了。我疑心人家是特意来制造一套精致的废话，来娱乐我这寂寞寡欢的人。我能比任何人还善于体会别人的友谊，但我照例还要疑心别人对我所说的是一种废话（凡是说到文章的，我都认为是废话）。这小丑人格，原同我外表不十分相合，所以别人照例也绝不知道我如何怀着无用可怜的心情，希望人家不用这样太虐待我的。别人坦白的言语，窘我到只想躲避生人，同时也就使我同一些熟人永远不能相熟，这狐狸兽类性格的形成，容我去分析，结果我便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十分觉得可哀。习惯于穴居独处的理由，除了我自己能明白，此外是没有可希望了的。
　　又如最近我到过一个人家去，这人是我六年前便同他一个弟兄非常熟识的。机会自然仍得谈到文章，我一面勉强吃喝，一面就只想逃走，总觉得这不过一种圈套，有意抛过来便落在头上。若不同我说到这些事，我还一切自由，毫无拘束，一开口，即由于这“友谊”成为“灾难”，当前的景况，全觉得不容易支持了。
　　这些人，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料不到我是那么一个无福气享受别人友谊同尊敬，性格的病态会到这样子的。
　　还有某女作家，一见我，就问我上海的青红帮同什么名女人的最新事情。我说这个我可不大注意，因为凡属于这些，一定得订许多小报，才够资格谈的，我平时看报，很疏忽这一项。我虽然申明我对于这一类知识并不渊博，但这女作家大有除此便无话可说的神气。回来时，我便同我的朋友说：“我今天非常难受，因为被人当做怪人，许多话不谈，就只同我谈这一类无聊的话。这显然是她以为我只可以谈这类问题的。”
　　朋友听到我的牢骚，只能干笑，他告我许多人就只能谈这一类话，同时仿佛锦心绣口的人，更对于这件事感到趣味。
　　这女作家的性格，许多人都证明过了，我还是很不快乐。别人天生的兴味，也能带给我一些苦恼，这也是我愿意同人离远一点的理由。
　　不过倘若我并不常常把自己看得太小，同时又不把别人看得太大，我不是就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神清气爽的机会了吗？
　　一
只鸡，小时候常被盘旋空中的鹰所恐吓，到长大后，看到凡在空中飞的鸟，总以为那是鹰了，就非常的害怕。其实在天空里飞的老鸹，身重最多不过六两，所吃的只是小虫，所梦的只是小虫，这老鸹，即或知道鸡怕它，也仍然只能吃小虫梦小虫的。这寓言，似乎在什么书上见过一次。若不是在书上，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人的客厅里依稀读过了。

　　　　　　　　　　　　　　　　　　　　　　　　　　　　　一
九三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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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民国十九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仅使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惭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
　　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出现“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向前的，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得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个外行，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的新诗了吗？你说我们很美，应当怎样更美，即或说得是外行话，也不会相差太远。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事实上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文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应当等候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作这件事。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

　　　　　　　　　　　　　　　　　　　　　　　　　　　　　　　　　六月十日
更多下载：http://hi.baidu/%D4%C6%C9%EE%CE%DE%BC%A3/blog/item/65a314e97b6a663eb90e2d44.html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
　　要明白新诗，先应当略略知道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
　　新诗似乎应当分作三个时期去认识去理解。
　　一
、尝试时期（民国六年到十年或十一年）二、创作时期（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三、成熟时期（民国十五年到十九年）第一个时期，列为尝试时期，因为在当时每一个诗人所作的诗，都还不免有些旧诗痕迹，每一个诗人的观念与情绪，并不完全和旧诗人两样。还有，因为诗的革命由胡适之等提出，理论精详而实际所有作品在技巧形式各方面，各自保留些诗词原有的精神，因此引起反响，批评，论驳。诗的标准虽有所不同，实在还是渐变而不能锐变。并且作者在作品上仍然采用了许多古诗乐府小词方法，所以诗的革命虽创自第一期各诗人，却完成于第二期。能守着第一期文学革命运动关于新诗的主张，写成比较完美的新体诗，情绪技巧也渐与旧诗完全脱离，这是第二期几个诗人做的事。诗到第二期既与旧诗完全划分一时代趣味，因此在第一期对于白话诗作恶意指摘者才哑了口，新诗在文学上提出了新的标准，旧的拘束不适用于新的作品，又因为一种方便（北京《晨报副刊》有诗周刊），各作者理论上既无须乎再与旧诗拥护者作战（如胡适之刘复当时），作品上复有一机会在合作上清算成绩（徐志摩等新诗周刊有一诗会，每周聚集各作者，讨论作品或读新作）。故中国新诗的成绩，似应以这时为最好。新诗的标准的完成，也应数及这时诗会诸作者的作品。但这时的稍前与稍后，另有两种诗发现，为不受这一时期新诗的标准所拘束，另有发展，并取得新成就。其一是在上海方面的创造社诗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夸张豪放可作一代表。其一是独出诗集数种的李金发。以热情洋溢为年青人所欢喜，是创造社郭沫若的诗，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各诗人作品风格异途。从文言文状事拟物名词中，抽出种种优美处，以幻想的美丽作诗的最高努力，不缺象征趣味，是李金发诗的特点。诗到第三期，因时代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从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似乎为诗人当然的人格，并不出奇，但到第三期，有专以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的如徐志摩，和论人生的理智透明如闻一多，或以写自然，对世界歌唱温暖的爱的如朱湘，都仿佛受了小小揶揄。因此不甚同意标语口号诗的作者，作品又走了一新方向，从新的感觉上赞美官能的爱，或使用错觉，在作品中交织幻想的抒情的美；或取回复姿势，从文言文找寻新的措词。但有两个原因使诗在成熟中趋于沉默。第一个是刊物上对于诗失去了兴味，第二个是作者不容易有超越第二期诸作者所显示出的文字的完美与韵律的完美。这几年来新的小册子诗集虽并不少，但这类诗作多数缺少在各大刊物上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所以诗的一方面感到消沉，若能把散文创作在一二年来进步作一比较，则更可明白第三期新诗的成绩难于说是丰收的。
　　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新诗，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在中国这时还无一个人着手。
　　因为这事并不容易，繁难而且复杂，所以为方便起见，这三个时期每一时期还应作为两段。譬如第一时期，胡适之、沈玄庐、刘大白、刘复、沈尹默这几个人是一类，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王统照，又是一类，这因为前几个人的诗，与后几个人的诗，所得影响完全不同的缘故。第一期还应另外论到的，是冰心、周作人、陆志韦这三个人。冰心的小诗虽在单纯中有所发展，缺少了诗的完全性，但毫无可疑的是这些小诗的影响，直到最近还有不少人从事模仿。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所作所译的散文诗，是各散文诗作者中最散文的一个。使文字离去词藻成为言语，同时也影响到后来散文风格的形成，胡适之是与周作人同样使人不会忘记的。胡适之的明白畅达，周作人的清淡朴讷，后者在现代中国创作者取法的似乎还稍多。陆志韦诗虽在读者中不甚发生影响，对其《渡河》一集发生兴味的，不是读者倒是当时的其他作者。因为把诗从散文上发展，在当时不缺少找寻新路的勇敢的，是这作者。作者的《渡河》，是用作品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与当时为白话诗而同旧习惯趣味作战的玄庐、大白、沈尹默、刘复，是更勇敢的对于新诗作过实际改革试验的。
　　到第二时期，则应将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作为一类，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当分别讨论，综合批评，这是第二期第一段。这一时期诸人在作品上似乎完全做到了第一期诗人在理论上所要求的新诗。然而韵律分行，文字奢侈，与平民文学要求却完全远离了。另外在体裁上显出异样倾向，时代且略后，则有于赓虞、李金发、冯至、韦丛芜这几个人，为新诗作者与作品第二期的第二段。第二期第一段几个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情绪的健康与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几个作者是比较疏忽的。然而那种诗人的忧郁气氛，颓废气氛，却也正是于赓虞、李金发等揉合在诗中有巧妙处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点！于赓虞作品表现的是从生存中发生厌倦与幻灭情调，与冯至、韦丛芜以女性的柔和忧郁，对爱作抒情的低诉，自剖，梦呓，又是完全不同了。同是常常借用了古典文字使词藻夸张与富丽，李金发，则仿佛是有时因为对于语体文字的生疏，对于表示惊讶，如郭沫若、王独清所最习惯用过的“哟”字或“氨字，在李金发却用了“吁”或“嗟乎”字样。
　　或整句的采用，作自己对于所欲说明的帮助，是李金发的作品引人注意的一点。但到于赓虞，却在诗中充满了过去的诗人所习用表示灵魂苦闷的种种名词，丝毫不遗，与第一期受旧诗形式拘束做努力摆脱的勇敢行为的完全相反，与李金发情调也仍然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在第一期新诗，努力摆脱旧诗仍然失败了的，第二期的李、于，大量的容纳了一些旧的文字，却很从容的写成了完全不是旧诗的作品，这一点，是当从刘大白等诗找出对照的比较，始可了然明白的。
　　第三期诗，第一段为胡也频、戴望舒、姚蓬子。第二段为石民、邵洵美、刘宇。六个人都写爱情，在官能的爱上有所赞美，如胡也频的《也频诗逊，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姚蓬子的《银铃》，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都和徐志摩风格相异，与郭沫若也完全两样。胡也频诗方法从李金发方面找到同感，较之李金发形式纯粹易懂点。胡也频的诗，并不是朱湘那种在韵上找完美的诗，散文的组织，使散文中容纳诗人的想象，却缺少诗必须的韵。戴望舒在用字用韵上努力，而有所成就，同样带了一种忧郁情怀，这忧郁，与冯至、韦丛芜诸人作品，因形式不同，也有所差别了。蓬子的沉闷，在厌世的观念上有同于赓虞相近处，文字风格是不相同的。邵洵美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作，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另一面看到的破灭，这诗人的理智，却又非闻一多处置自己观念到诗中的方法。石民的《良夜》与《恶梦》，在李金发的比拟想象上，也有相近处，然而调子，却在冯至，韦丛芜两人之间可以求得那悒郁处。刘宇是最近诗人，他的诗在闻一多、徐志摩两人诗的形式上有所会心，把自己因体质与生活而成的弱点，加入在作品上，因此使诗的内容有病的衰弱与情绪的纷乱，有种现代人的焦躁，不可遏制。若把同一取法于此两人诗的外形，而有所写作的青年诗人陈梦家作品拿来比较，便可明白陈诗的精纯，然而这精纯，在另一方面，也稍稍有了凝固的情形，难于超越，不易变化了。
　　把创作小说，容纳于同一个要求中，如五四运动左右，是人道主义极盛的时期。诗到那时也是这样。同情，怜悯，缺少这个是不行的。一切的观念是绅士的，慈善的。到稍后，年青人自己有痛苦，却来写自己的欲望了，所以郁达夫小说的自诉，有空前的成就。民十二到民十五，创作小说的方向，是在恋爱故事作整个的努力的，情诗也在这时有极好成就。到民十五年后，有些人革命了，创作多了一个方向，把诗要求抹布阶级“爬起来，打你的敌人一巴掌”那种情形上面，新的做人的努力是可尊敬的。这里使我们记起一个还应当提到的人，这人就是蒋光慈。这人在小说与诗创作上，都保留到创造社各作家的浪漫派文人气息。他从不会忘记说他是“一个流浪文人”，或“无产诗人”这种“作家”的趣味，同长虹陷在同一境遇里去了。长虹在“天才”意识上感到快乐，夸大，反而使自己缩小了。蒋光慈在他作品成绩上，是否如他朋友感到那种过高估价，是值得商讨的。书贾善凑热闹，作者复敏于自炫，或者即所谓海上趣味的缘故，所以诗的新的方向，蒋光慈无疑可说是个革命诗人。或者胡也频可以有更好成就，因为新的生活态度的决定，较立于顽强朴素一方面。
　　总起来说，是这样：
　　第一期的诗，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武器之一种。但这个武器的铸造，是在旧模中支配新材料，值得说的是一本《尝试集》，一本《刘大白的诗》，一本《扬鞭集》。另外在散文中改造诗，是一本《过去的生命》。另外在散文上帮助了发展，就是说关于描写的方法，繁复，是《西还》同《草儿》。要明白关于形式措词的勇敢，是《女神》同《渡河》。
　　第二期的诗，在形式技巧上算完成了。《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诗》，是三本较完美的诗。韦丛芜的《群山》，写故事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且是中国最长之叙事抒情诗。冯至的《昨日之歌》，年青人热情与忧郁，使作风特殊不同。于赓虞的《晨曦之前》，悲哀沉痛，病的狂痫气氛，充满了作品。
　　李金发的《微雨》，从文言中借来许多名词，补充新的想象，在诗中另成一风格。若欲知道散文诗这一名称所赋的意义，是《过去生命》那种诗体裁以外的存在，则焦菊隐的《夜哭》可以说明。
　　第三期的诗，一种是石民的《良夜与恶梦》，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可以归为李金发一类。一种是邵洵美的《花一般罪恶》，刘宇的《沉淀》，可以归为徐志摩一类。另外就是新方向的诗歌，如戴望舒、蓬子之诗，在文字上找寻象征的表现方法。或从苏俄歌颂革命的诗中，得到启示，用直截手段，写对于革命希望和要求，以及对现世否认的诗歌，有蒋光慈的《战声》同其他集子。

　　　　　　　　　　　　　　　　　　　　　　　　　　　　　　七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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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贴，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
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动，自然不能否认。
　　惟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了。
　　一
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毛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作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如何驾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产生魔力，这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一
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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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象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友。即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我和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人尚未见面，以后可能永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要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随便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前者不必例举，后者的例可以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几起几落的情景中明白。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好象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支持十年以上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热闹的光景下捞着了作家的名位，玩票似的混下去。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有所谓“新文学”，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得不错，而且说得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有的东西。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写作失败时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它，我们才能够“伟大”！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要让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该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
　　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活到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打算。卖国贼，汉奸，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柱石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哪能够生活满意？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们读书或取乐。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此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此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革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找“个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要出路，要生活出路与情感出路。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名，要把作品急于发表，俨然做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苦似乎很多，要求却又实在极少。
　　正因为要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小弄窄。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为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可是这天才和志气，却从不会好好的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名，熟人一多，都成名了。要作品呢，没有作品。首都南京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假若你们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
　　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来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还不妨野心更大一点，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有影响的事业！好朋友，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还是应当为个人生活找出路，还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末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意见能对你们有一点用处。我们必需明白我们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被人逼迫堕落，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饿死，成天有千万人在水边挣扎，……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但从一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是很可乐观的。明天是否真的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青年人中的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因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的人来继续活下去。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还年青，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象个人。历史原是一种其长无尽的东西，我们能够在年青力壮时各自低头干个十年八年，活够了，死了，躺下来给蛆收拾了，也许生命还能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活得很长久。徒然希望“不朽”，是个愚蠢的妄念；至于希望智慧与精力不朽，那只看我们活着时会不会好好的活罢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今活着，还象一个活人？一面活下去一面实值得我们常常思索。

　　　　　　　　　　　　　　　　　　　　　　一
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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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在题目下加上一个子题，比较明白。
　　“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谈谈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近二十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因为许多人印象里意识里的短篇小说，和我写到的说起的，可能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还要老老实实声明一下：这个讨论只能说是个人对于小说一点印象，一点感想，一点意见，不仅和习惯中的学术庄严标准不相称，恐怕也和前不久确定的学术一般标准不相称。世界上专家或权威，在另外一时对于短篇小说规定的“定义”，“原则”，“作法”，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主张说明，到此都暂时失去了意义。
　　什么是我所谓的“短篇小说”？要我立个界说，最好的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若需要归纳下来简单一点，我倒还得想想，另外一时给这个题目作的说明，现在是不是还可应用。三年前我在师范学院国文会讨论会上，谈起“小说作者和读者”时，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会”或“新生活”，或对付他们的心，或对付他们的行为，都可望从那个“多数”方面产生效果。不必要文学来作。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比这个困难。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企及。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若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这种艰巨。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年青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即贤于博弈。所以在过去，《三国志》或《红楼梦》所有的成就，显然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成的。
　　在当前，几个优秀作家在国民心理影响上，也不是什么作官的专家部长委员可办到的。在将来，一个文学作者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这理想希望它在读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势力，将依然是件极其容易事情。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象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
　　这是我三年前对于小说的解释，说的虽只是“小说”，把它放在“短篇小说”上，似乎还说得通。这种看法也许你们会觉得可笑，是不是？不过真正可笑的还在后面，因为我个人还要从这个观点上来写三十年！二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数目，但在个人生命中，也就够瞧了。这种生命的投资，普通聪明人是不干的！
　　有人觉得好笑以外也许还要有点奇怪，即从我说这问题一点钟两点钟得来的印象，和你们事先所猜想到的，读十年书听十年讲记忆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说说完了，于是散会。散会以后，有的人还当作笑话，继续谈论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大南门，预备去看九点场电影，有的人说不定回到宿舍，还要骂骂“狗屁狗屁，岂有此理”。这样或那样，总而言之，是不可免的。过了三点钟后，这个问题所能引起的一点小小纷乱也差不多就完事了。这也就正和我所要说的题目相合，与一个“短篇小说”在读者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相合，讲的或写的，好些情形都差不多。这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么一点儿，所要处理的，说他是作者人生的经验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说他是人生的梦也好。总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并不多，或者是一闪光，一个微笑，以及一瞥即成过去的小小悲剧，又或是一个人濒临生死边缘作的短期挣扎。不管它是什么，都必然受种种限制，受题材、文字以及读者听者那个“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过或听过后，自然同样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从这个问题的说明、表现方式上，见出作者一点语言文字的风格和性格，以及处理题材那点匠心独运的巧思，作品中所蕴蓄的人生感慨与人类爱。如果是讲演，连续到八次以上，从各个观点去说明的结果，或者能建设出一个明明朗朗的人生态度。如果是作品，一本书也不会给读者相同印象。至于听一回，看一篇，使对面的即能有会于心，保留一种深刻印象，对少数人言，即或办得到，对多数人言，是无可希望的！
　　新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系随同二十二年前那个五四运动发展而来。文学运动本在五四运动以前，民六左右，即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提出来，却因五四运动得到“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机会。当时谈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最先得到解放是文字，即语体文的自由运用。思想解放社会改造问题，一般讨论还受相当限制时，在文学作品试验上，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从试验中日有进步，且得到一个“多数”（学生）的拥护与承认。虽另外还有个“多数”（旧文人与顽固汉）在冷嘲恶咒，它依然在幼稚中发育成长，不到六七年，大势所趋，新的中国文学史，就只有白话文学作品可记载了。谈到这点过去时，其实应当分开来说说，因为各部门作品的发展经过和它的命运，是不大相同的。
　　新诗革命当时最与传统相反，情形最热闹，最引起社会注意（作者极兴奋，批评者亦极兴奋），同时又最成为问题，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诗”的问题。
　　戏剧在那里讨论社会问题，处理思想问题，因之有“问题”而无“艺术”，初期作者成绩也就只是热闹，作品并不多，且不怎么好。
　　小说发展得平平常常，规规矩矩，不如诗那么因自由而受反对，又不如戏那么因庄严而抱期望，可是在极短期间中却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继续下去。先从学生方面取得读者，随即从社会方面取得更多的读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学基础，并奠定了新出版业的基矗若就近二十年来过去作个总结算，看看这二十年的发展，作者多，读者多，影响大，成就好，实应当推短篇小说。这原因加以分析，就可知道一是起始即发展得比较正常，作品又得到个自由竞争机会，新陈代谢作用大些，前仆后继，人材辈出，从作品中沙中捡金，沙子多金屑也就不少。其次即是有个读者传统习惯，来接受作品，同时还刺激鼓励优秀作品产生。
　　若讨论到“短篇小说”的前途时，我们会觉得它似乎是无什么“出路”的。他的光荣差不多已经变成为“过去”了。
　　它将不如长篇小说，不如戏剧，甚至于不如杂文热闹。长篇小说从作品中铸造人物，铺叙故事又无限制，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变，近五年来世界的变，影响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无一不可以组织到故事中。一个长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收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戏剧娱乐性多，容易成为大时代中都会的点缀物，能繁荣商业市面，也能繁荣政治市面，所以不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浅薄的作品，有时说不定在官定价值和市定价值两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说，费力而不容易讨好，将不免和目前我们这个学校中的“国文系”情形相同，在习惯上还存在，事实上却好象对社会不大有什么用处，无出路是命定了的。
　　不过我想在大家都忘不了“出路”，多数人都被“出路”弄昏了头的时候，来在“国文学会”的讨论会上，给“短篇小说”重新算个命，推测推测它未来可能是个什么情形。有出路未必是好东西，这个我们从跑银行的大学生，有销路的杂志，和得奖的作品即可见到一二。那么，无出路的短篇小说，还会不会有好作者和好作品？从这部门作品中，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点希望，认为它对中国新文学前途，尚有贡献？
　　要我答复我将说“有办法的”。它的转机即因为是“无出路”。
　　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说”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花样不来，擅长“政术”的分子决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即以从事写作的同道来说，把写短篇小说作终生事业，都明白它不大经济。这一来倒好了。短篇小说的写作，虽表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兴趣或信仰，却已和别的作者不相同了。
　　支持一个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写作，可望从“读者爱好”增加他一点愉快，从事此道十年八年后，尚能继续下去的，作者那个“创造的心”，就必得从另外找个根据。很可能从外面刺激凌轹，转成为自内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这个转变也可说是环境逼成的，然而，正是进步所必需的。由于作者写作的态度心境不同，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渐渐的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
　　照近二十年来的文坛风气，一个作家一和“艺术”接近，也许因此一来，他就应当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动”了，他的作品并且就要被什么“检查”了，“批评”了，他的主张意见就要被“围剿”了，“扬弃”了。但我们可不必为这事情担心。这一切不过是一堆“词”而已，词是照例摇撼不倒作品的。作品虽用纸张印成，有些国家在作品上浇了些煤油，放火去烧它，还无结果！二三子玩玩字词，用作自得其乐的消遣，未尝无意义。若想用它作符咒，来消灭优秀作品，其无结果是用不着龟筮卜算的。“落伍”是被证明已经“老朽”，“反动”，又是被裁判得受点处分，使用的意义虽都相当厉害，有时竟好象还和“侦探告密”“坐牢杀头”这类事情牵连在一处。但文人用来加到文人头上时，除了满足一种卑鄙的陷害本能，是并无何等意义，不用担心吓怕的。因为这种词用惯后，用多后，明眼人都知道这对于一个诚实的作家，是不会有何作用的。文学还是文学，作品公正的审判人是“时间”（从每个人生命中流过的时间），作品在读者与时间中受试验，好的存在，且可能长久存在，坏的消灭，即一时间偶然侥幸，迟早间终必消灭。一个作者真正可怕的事，是无作品而充作家，或写点非驴非马作品应景凑趣，门面总算支持了，却受不了那个试验，在试验中即黯然无光。
　　日月流转，即用过去二十年事实作个例，试回头看看这段短短路上的陈迹，也可长人不少见识。当时文坛逐鹿，恰如运动场上赛跑，上千种不同的人物，穿着各式各样的花背心和运动鞋，用各自习惯的姿势，从跑道一端起始，飞奔而前。就中有仅仅跑完一个圈子，即已力不从心，摇摇头退下场了的。有跑到三五个圈子，个人独在前面，即以为大功告成而不再干的。有一面跑一面还打量到做点别的节省气力事情，因此装作摔了一跤，脚一跛一跛向公务员丛中消失了的。
　　也有得到亲戚、朋友、老板、爱人在旁拍巴掌叫好，自己却实在无出息，一阵子也败溃下来的。大致的说来，跑到三五年后，剩下的人数已不甚多。虽随时都有新补充分子上场，跑到十年后，剩下的可望到达终点的人就不过十来位了。设若这个竞赛是无终点的，每个人的终点即是死，工作的需要是发自于内的一点做人气概，以及支持三五十年的韧性，跑到后来很可能观众都不声不响，不拍掌也不叫好，多数作家难以为继，原是极其自然的。所以每三五年照例都有几个雄赳赳的人物，写了些得商人出力、读者花钱、同道捧尝官家道贺的作品，结果只在短短“时间”淘冶中，作品即已若存若亡，本人且有改业经商，发了三五万横财，讨个如夫人在家纳福的。或改业从政，作个小小公务员，写点子虚乌有报告的。或傍个小官，代笔做做秘书，安分乐生混日子下去的。
　　这些人倒真是得到了很好的出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历史虽短，也就够令人深思！
　　“得到多数”虽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文学发展中，倒也许正要借重“时间”，把那个平庸无用的多数作家淘汰掉，让那个真有作为诚敬从事的少数，在极困难挫折中受试验，慢慢的有所表现，反而可望见出一点成绩。（三五个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实上比三五百挂名作家更为明日社会所需要，原是显然明白的。）对这个少数作家而言，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正不妨从“文学”方面拉开，安放到“艺术”里去，因为它的写作心理状态，即容易与流行文学观日见背驰，已渐渐和过去中国一般艺术家相近。他不是为“出路”而写作，这个意见是我十三年前提起过的，我以为值得旧事重提，和大家讨论讨论。
　　记得是民国十七年秋天，徐志摩先生要我去一个私立大学讲“现代中国小说”，上堂时，但见百十个人头在下面转动，我知道许多“脑子”也一定在同样转动。我心想：“和这些来看我讲演的人，我说些什么较好？”所以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请你们让我休息十分钟吧。”我意思倒是咱们大家看看，比比谁看得深。我当然就在那里休息，实在说就是给大家欣赏我那个乱蓬蓬的头，那种狼狈神气。到末后，我开口了，一说就是两点钟。下课钟响后，走到长廊子上时，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这种讲演从一般习惯看来，自然是失败了。那次“看”的人可能比“听”的人多，看的人或许还保留一个印象，听的人大致都早已忘掉了。忘不掉的只有我自己，因为算是用“人”教育“我”，真正上了一课。
　　这一课使我明白文字和语言、视和听给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我写的小说，正因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读它时觉得还新鲜，也似乎还能领会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至于听到我说起小说写作，却又因为解释的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这对于我个人，真是一种离奇的教育。它刺激我在近十年中，继续用各种方式去试验，写了一些作品和读者对面。我写到的一堆故事，或者即已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态度，若不曾从我作品中看出一点什么，这种单独的讲演，是只会作成你们的复述那个“他究竟是说什么”印象的。
　　其实当时说的并不稀奇古怪，不过太诚实一点罢了。“诚实”二字虽常常被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提出，可是大多数人照例都怕和诚实对面。因为它似乎是个乡巴佬使用的名词，附于这个名词下的是：坦白，责任，超越功利而忠贞不易，超越得失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这名词带到都市上来，对“玩”文学的人实在是毫无用处的。其实正是文学从商业转入政治，“艺术”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缩成一个零。以能体会时代风气写平庸作品自夸的，就大有其人。这些人或仿佛十分前进，或俨然异常忠实，用阿谀“群众”或阿谀“老板”方式，认为即可得到伟大成就。另外又有一部分作家，又认幽默为人生第一，超脱潇洒的用个玩票白相态度来有所写作，谐趣气氛的无节制，人生在作者笔下，即普遍成为漫画化。“浅显明白”的原则支配了作者心和手，其所以能够如此，即因为这个原则正可当做作品草率马虎的文饰。风气所趋，作者不甘落伍的，便各在一种预定的公式上写他的传奇，产生并完成他“有思想”的作品。或用一个滑稽讽笑的态度，来写他的无风格、无性格、平庸乏味的打哈哈作品。如此或如彼，目标所在是“得到多数”。用的是什么方法，所得到的又是什么，都不在意。
　　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不成的。社会的混乱，如果一部分属于一般抽象原则价值的崩溃，作者还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应当在作品中将一个新的原则重建起来。应当承认作品完美即为一种秩序。一切社会的预言者，本身必须坚实而壮健，才能够将预言传递给人。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还得有个瞻望远景的习惯，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还有群众！新的文学要它有新意，且容许包含一个人生向上的信仰，或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必需得从另外一种心理状态来看文学，写作品，即超越商业习惯上的“成功”，完全如一个老式艺术家制作一件艺术品的虔敬倾心来处理，来安排。最高的快乐从工作本身即可得到，不待我求。这种文学观自然与当时“潮流”不大相合，所以对我本来怀有好感的，以为我莫名其妙，对我素无好感的，就说这叫做“落伍”“反动”。不过若注意到这是从左右两方面来的诅咒，就只能令人苦笑了。
　　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照例“相当顽固”，所以虽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将来说不定还要被文坛除名，还依然认为一个作者不将作品与“商业”“政策”混在一处，他脑子会清明一些。他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象样些。他若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一句话，这点教育不会使他堕落的！如果他会从传统接受教育，得到启迪或暗示，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丽，并增加作品传递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
　　我说的传统，意思并不是指从史传以来，涉及人事人性的叙述，两千多年来早有若干作品可以模仿取法。那么承受传统毫无意义可言。主要的是有个传统艺术空气，以及产生这种种艺术品的心理习惯，在这种艺术空气心理习惯中，过去中国人如何用一切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人的梦，而且又在同一材料上，用各样不同方法，来处理这个人此一时或彼一时的梦。艺术品的形成，都从支配材料着手，艺术制作的传统，即一面承认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质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感情。虽加人工，原则上却又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明白这个传统特点，我们就会明白中国文学可告给作家的，并不算多，中国一般艺术品告给我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试从两种艺术品的制作心理状态，来看看它与现代短篇小说的相通处，也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由绘画涂抹发展而成的文字，一由石器刮削发展而成的雕刻，不问它是文人艺术或应用艺术，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从材料方面言，天然限制永远存在，从形式方面言，又有个社会习惯限制。然而一个优秀作家，却能够于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风格”和“性格”。
　　说夸张一点，即是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胆与自由，却又极端小心，从不滥用那点大胆与自由超过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在过去，曾经产生过无数精美的绘画，形制完整的铜器或玉器，美丽温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质料无不超卓的漆器。在当前或未来，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说写作上，用得其法，自然会有些珠玉作品，留到这个人间。这些作品的存在，虽若无补于当前，恰恰如杜甫、曹雪芹在他们那个时代一样，作者或传说饿死，或传说穷死，都缘于工作与当时价值标准不合。然而百年后或千载后的读者，反而唯有从这种作品中，取得一点生命力量，或发现一点智慧之光。
　　制砚石的高手，选材固在所用心，然而在一片石头上，如何略加琢磨，或就材质中小小毛病处，因材使用作一个小小虫蚀，一个小池，增加它的装饰性，一切都全看作者的设计，从设计上见出优秀与拙劣。一个精美砚石和一个优秀短篇小说，制作的心理状态（即如何去运用那点创造的心），情形应当约略相同。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关于这件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比我们似乎早明白了两百年。他不仅把石头比人，还用雕刻家的手法，来表现大观园中每一个人物，从语言行为中见身分性情，使两世纪后读者，还仿佛可看到这些纸上的人，全是些有血有肉有哀乐爱憎感觉的生物。（谈历史的多称道乾隆时代，其实那个辉辉煌煌的时代，除了遗留下一部《红楼梦》可作象征，别的作品早完了！）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
　　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着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
　　短篇小说的作者，能从一般艺术鉴赏中，涵养那个创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是无可疑的。
　　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很多的。
　　所以短篇小说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据个人私意，也可以那么说，实有待于少数作者，是否具有勇气肯从一个广泛的旧的传统最好艺术品中，来学习取得那个创造的心，印象中保留着无数优秀艺术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满活泼生机，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心和自信心，来在一个新的观点上，尝试他所努力从事的理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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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一年五月二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

　　　　　　　　　　　　　　　　　　　　　　五月二十日在昆明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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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常都可听到人说，“俺，没有事情作，看小说。”
　　“放了假怎样消遣？看小说吧。”事实上坐柜台生意不忙的店员，办公室无事可作的公务员，甚至于厂长，委员，不走运的牙医，脾气大的女护士，尽管生活不同，身分不同，可是他们将不约而同，用小说来耗费多余生命，且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教育。试从家中五十岁左右认识字的老妈妈，和十岁以上的小学生，注意注意他们对于小说故事的发迷，也可证明我说的“从小说取得快乐和教育”，是件如何普遍而平常的事情。许多家长对于孩子读书成绩不满意，就常向人说，“这孩子一点不用功，看小说发了迷。”其实小说也是书，何尝只有小孩发迷？我知道有四个大人，就可称为“小说迷”，不过和小孩子发迷的情形稍稍不同。第一个是弄社会科学的李达先生，和家中孩子们争看《江湖奇侠传》时，看到第十三集还不肯放手。第二个是弄哲学的金岳霖先生，读侦探小说最多，要他谈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还有一个中央研究院梁思永先生，是发掘安阳殷墟古物的专家（照他自己说应当是挖坟专家，因为他挖过殷商帝王名臣坟墓到一千三百多座），可是除专行以外，他最熟习就是现代中国小说。他不仅读得多，而且对作品优劣批评得还异常中肯。更有个一般人全猜不着的小说通，即主持军事航空的周至柔先生，他不仅把教“现代小说”的人所重视的书都欣赏到，此外近三十年来的旧章回小说，也大多数被他欣赏到了。从这些例子看看，我们即不能说“小说的价值如何大”，至少得承认“小说的作用实在大”。因为它们不仅有时使家中孩子发迷，也可使国内第一流专家分点心！
　　从前人笔记小说上谈小说作用，最有趣味的是邹#|《三借庐笔谈》，记苏州人金某读《红楼梦》事，这个人读发了迷，于是就在家中设了个林黛玉的木牌位，每天必恭恭敬敬祭一祭。读到绝粒焚稿时，代书中多情薄命才女伤心，自己就不吃饭，哭得不成个样子。久而久之，这人自然发了疯。后来悄悄出门去访潇湘妃子，害得家中人着急，寻找了几个月才找回。又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杭州某商人有个女儿，生得明艳动人，又会作诗，因爱好《红楼梦》，致成痨玻病势沉重快要死去时，父母又伤心又生气，就把女儿枕边的那几本书，一起抛到火炉里烧去。那个多情女子却哭着说，“怎么杀死我的宝玉？”书一焚，她也就死去了。这些人这些事不仅从前有过，现在说不定还有很多。读了《红楼梦》称宝玉作“真情人”倾心拜倒的，真大有其人。又或稍能文墨，闲常害点小病，就自以为是黛玉的，也大有其人。古今所不同处，只是苏州那个姓金的，爱恋的是书中美人，杭州那个老板姑娘，爱恋的是书中才子，现今的先生小姐，却自己影射自己是宝玉黛玉，爱恋的是他自己罢了。
　　我们讨论小说的价值以前，先得承认它的作用。因为论数量，小说数量特别多，内容好坏不一致，然而“能引起作用”则差不多。论影响，小说流行相当久，范围特别广，即以《三国演义》来说，遍中国的关帝庙，庙中那位黑脸毛胡子周仓，周仓肩上扛的那把青龙偃月大刀，就都是从这个小说来的。可是下层社会帮会的合作，同盟时相约“祸福同当”，以及此后的分财分利，也似乎必援引“桃园结义”故事。
　　可见得同一小说，它的作用便不尽相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雍正时一个大官保荐人材，在奏文中引用小说里孔明不识马谡故事，使皇帝发了气，认为不合，就打了那个官四十大板，并枷号示众。然而陈康琪的《燕下乡脞录》，却说顺治七年大学士达海范文程等，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满洲文，蒙赏鞍马银币。满洲武将额勒登保的战功，据说就是得力于这个翻译小说的。（比较时间略前，明末忠臣李定国，也是受《三国演义》影响，而由贼作官，终于慷慨殉国。）所以从小说“作用”谈“价值”，我们便可以明白，同样一个作品，给读者可好可坏。有时又因为读者注意点不同，作品价值即随之而变。《红楼梦》，《水浒传》，卫道老先生认为它诲淫诲盗，家中的大少爷二小姐和管厨房的李四，说不定反用它当做随身法宝，倘若另外来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把书仔细读过后，却会说，“这简直是五百年来中国最真实有用的社会史料！”
　　又从作者那方面来看看“价值”，也很有意思。读过《笑林广记》的人，决不能说这部小本子书有什么价值。可是这类书最先一部，名为《笑林》，却相传是魏文帝曹丕作的（还算是皇帝作的唯一小说！即不是他做的，也是留在这个皇帝身边说笑话的邯郸淳做的）。接着一个名气比较小些的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了部《世说新语》，内中就还有部分笑话。孔子好象是个和小说和笑话不能发生关系的人了，然而千年后的人对孔子保留一个印象，比较活泼生动的，并不是他的读《易》时韦编三绝铁挝三折，倒是个并不真实带点谐谑的故事，即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载孔子与子贡南游阿谷之隧，见一个女子“佩琟TM而浣”，因此派子贡去和女子谈话那个故事。
　　这又可见写一个历史上庄严重要人物，笔下庄严也未必即能成功，或从别的方法上表现，反而因之传世。表现得失既随事随人而定，它的价值也就不容易确定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涉于小说的社会问题，是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同是用一组文字处理人事，可作的或只是些琐琐碎碎的记录，增加鬼神迷信妨碍社会进步的东西，也可保留许多人类向上的理想，和人生优美高尚的感情。大约就因为它与社会关系太复杂又太密切，所以从一本书的作用上讨论到价值时，意见照例难于一致。我们试从近三十年中国这方面的发展看看，可见它和社会如何相互影响。明白过去或可保留一点希望于未来。
　　民国初元社会对于“小说”的关系，可从三方面见出：一是旧小说的流行，二是新章回小说的兴起，三是更新一派对于小说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重估。
　　半时旧小说的流行，应当数《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说唐》、《小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情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书虽同时流行，实在各有读者。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阅读。有些人熟习故事，还是从看戏听书间接来的。就中读《三国演义》、《水浒》，可满足人英雄崇拜的愉快。读《西游记》、《镜花缘》，可得到荒唐与幽默综合的快乐。读《封神榜》照规矩，必然得洗洗手，为的是与当时鬼神迷信习惯相合。后一部分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有的人从书中发现情人，有的人从书中得到知己。《聊斋志异》尤为人爱读，为的是当故事说即容易动听，就中《青凤》《娇娜》《黄英》《婴宁》这类狐鬼美人，更与自作多情孤单寂寞的穷书生恋爱愿望相称。《今古奇观》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说给妓女和小商人听时，很可能会赢得他们许多眼泪，并增加他们许多幻想！
　　至于新章回小说的兴起，是与报纸杂志大有关系的。如《九尾龟》，《官场现形记》，《海上繁华梦》，《孽海花》，《留东外史》，《玉梨魂》……这些作品多因附于报纸上刊载，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那时上海申、新二报是国内任何一省都有订户的！）它的特点是渐趋于一致的社会性。故事是当前的，注意在写人写事。或嘲笑北京官场，或描写上海洋场，或记载晚清名士美人掌故，或记载留日学生革命恋爱。或继续传统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情节，如苏曼殊、徐枕亚等作品，就名为“香艳小说”。它们流传的时间短，分布少，当然不如旧小说普遍，然而它们的影响可不校因为北京的腐败，上海的时髦，以及新式人物的生活和白面书生的恋爱观，都是由这类小说介绍深印于国内读者脑中的。作品既暴露了些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自然即有大作用。然而当时有一部分作家，已起始借用它作“讹诈阔老”或“阿谀妓伶”工具，所以社会对于小说作家就保留个“流氓才子”印象，作品的价值随之而减少。这件事后来间接刺激了新文学的兴起，且直接致了章回小说的死命。
　　至于更新一派的人把小说社会价值重估，是配合维新思想而来的。吴稚晖先生为提倡科学教育，来写《上下古今谈》。林琴南先生大规模译欧洲小说，每每在叙言上讨论到小说与德育问题。梁启超先生更认为小说对于国民关系影响大，作用深，主张小说在文学上应当有个较新的看法，值得来好好设计，好好发展培育它。林译小说的普遍流行，在读者印象中更易接受那个新观念，即“从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育”。虽然这个新观念未必能增加当时读者对于小说的选择力，因为和林译小说同时流行的小说，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然而一个更新的文学运动，却已酝酿到这个新读者群中，到民八即得发展机会。新文学是从这个观念加以修正，并得到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方有今日成就的。
　　到现在来说小说和社会，有好些情形自然都不同了，第一是旧小说除了几部较重要的还可因为重新印行重新分配得到读者，其余或因为流行数量越来越少，或因为和读者环境生活不合，不仅老先生所担心的诲淫诲盗小说作用已不大，就是维新派担心的鬼狐迷信与海上黑幕小说，也不能有多大的作用了。一般印象虽好象还把小说当消遣品，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有作用且受到影响。大学校已把它当成一种研究课目，可作各种讨论。国内图书馆更有个小说部门，收藏很多书籍。国家学术奖金，且给作品一种学术上的重视，把它和纯数学以及史学等等并列。
　　国家在另外一方面，为扶持它，培养它，每年还花去不少的钱。国内出版业在这方面投资的，数目更极可观。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所能引起读者给予的敬意和同情，若从过去历史追溯，竟可说是空前的！就拿来和当前社会上一般事业成功者比较，也可说是无与比肩的！
　　但是，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作家，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写作，索性放下写作去弄政治。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值得有心人注意。其次是文学运动过去和商业关系不大好，立法上保障不生作用，因此国内最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尽管有一百万本流行，繁荣了那个新出版业，作者本人居多是无所得的。直到如今为止，能靠版税收入过日子的小说作家，不会过三五位。冰心或茅盾，老舍或巴金，即或能有点收入，一定都不多。因此作家纵努力十年，对国家社会有极大贡献，社会对他实在还说不上什么实际帮助。他还得做别的事，才能养家活口。所以有些作家到末了只好搁下不干，另寻生活，或教书经商，或做官办党，似乎反而容易对付。有些人诚实而固执，缺少变通，还梦想用一支笔来奋斗，到末了也就只好在长穷小病中死去，这自然更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一点，实需要出版业方面道德的提高，和国家在立法上有个保障，方能望得到转机，单是目前的种种办法，还是不够的！若抽象的法律难于限制，就应当有个国立出版局作点事了。从商业观点来看一本好书，也许不过是它能增加一笔收入，别无更深的意义，标准上就不会高。至于从国家观点看来，一本好书，实值得由国家来代为出版，代为分配。照中国目前情形，一本好书印行十万到五十万本，总有办法可分配的！国家来作这件事，等于向全国中优秀脑子和高尚感情投资，它的用意是尊重这种脑子并推广这种情感。投资三五千万元，决不为浪费。即或麻烦一点，但比别的设计究竟简单得多，而且切于实际得多！作者若能从这个正当方式上得到应有的版税，国家就用不着在这问题上花钱操心了。
　　这种种合理的打算，最近自然无从实现。但这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者说来，还是不会灰心的。就因为他的工作物质上即无所得，还有个散处于国内的五十万一百万读者，他们精神上是相通的。尽管有许多读者是照我先前说的“无事可作，消遣消遣”，可是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中后，也许过不久他就被征服了。何况近二十年来的习惯，比我们更年青一辈的国民，凡受过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好作品所能引起良好的作用，实在显明不过。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更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己。若想到真理和热情是可传递的，这个工作成就，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长远意义，他就会相信明日的发展，前途为如何远大。环境即再困难，也必然不以为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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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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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余年来，报纸上的特写栏，已成为读者注意中心。有些报道文章，比社论或新闻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效果。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来源不远的风气习惯，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已成风气习惯后这类作品的真实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特写大约可分作三类，即专家的“专题讨论”和普通外勤的“叙事”、“写人”。本文只谈一谈用新闻记者名分作的“叙事”。
　　试就几个“大手笔”的作品来看，就可知他们的成就并非偶然。凡属叙事，不能缺少知识、经验和文笔，正如用笔极有分寸的记者之一徐盈先生所说：要眼到，心到，手到，才会写得出好的报道文章。他说的自然出于个人心得，一般学习可不容易从这三方面得到证实。因为“三到”未必就可产生好文章。同是知识、经验和文笔，在将三者综合表现上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检视这点差别时，有时可用个人立尝兴趣、或政治信仰、人生态度不同作说明（但这完全是表面的解释）。有时又似乎还得从更深方面去爬梳（即如此钩深索隐，将依然无什么结果）。为的是它正如文学，一切优秀成就一切崭新风格都包含了作者全生命人格的复杂综合，彼此均不相同。能理解可不容易学习，比一个伟大作品容易认识理解，但也比同一伟大作品难于把握取法。
　　以个人印象言，近十年这部门作品的成就，可说量多而质重，实值得当成一个单独项目来研究，来学习。把四个作者成就作例，可测验一下这类作品是否除“普及”外还有点“永久性”，是否除“通常效果”外还有点“特别价值”？这四个人的姓名和作品是：范长江的《塞上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萧干的《南德暮秋》及其他国外通讯记事徐盈的《西北纪游》、《烽火十城》、《华北工业》九一八后华北问题严重而复杂，日本人用尽种种方法使之特殊化，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却各有打算，各有梦想。国人谈华北问题，很显明，一切新闻一切理论，若不辅助以当时在《大公报》陆续发表的《长江通讯》，是不容易有个明确的印象的。作者谈军事政治部分，欢喜连叙带论。从一个专家看来，可以说多拾人牙慧，未必能把握重心。但写负责人在那一片土地上的言谈活动及社会情况，却得到极大成功。比如写百灵庙之争夺过程，写绥远、大同，张家口之社会人事，写内蒙和关内经济关系，……以及这几个区域日本人的阴谋与活动，都如给读者看一幅有声音和性格的彩色图画。这点印象是许多人所同具的。所以到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八年左右，这些通讯结集的单行本，就经几个朋友推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系一年级同学课外读物。因为大家都觉得，叙事如果是习作条件之一，这本书宜有助于学习叙事。尤其是战事何时结束不可知，倘若有一天大学生必须从学校走出，各自加入军队或其他部门工作，又还保留个写杂记作通讯的兴趣时，这本书更值得作一本必读书。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同学看巴金、茅盾小说完篇的多，看《塞上行》保留深刻印象的却并不多。这本书在时间上发生了隔离作用，所说到的一切事情，年青朋友失去了相关空气，专从文学上欣赏，便无从领会，竟似乎比其他普通游记还不如了。读朱自清的《欧游杂记》，郁达夫的《钓台春昼》，邓以蛰的《西班牙斗牛》，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都觉得有个鲜明印象，读《塞上行》竟看不下去。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问题，即新闻纪事那时候和文学作品在读者印象中还是两件事。学校中人对于文学作品印象，大都是从中小学教科书的取材所范围，一面更受一堆出版物共同作成的印象所控制，新闻纪事由于文体习惯不同，配合新闻发表，能吸引读者，单独存在，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即失去其普遍意义，更难说永久性了。
　　第二种作品与前作相隔已十年，是和平前后哄动一时《延安的一月》。从作品言，作者用笔谨慎而忠实，在小处字里行间隐含褒贬，让读者可以体会。他写的虽不是历史，可得要个历史家的忠正与无私。他的长处不仅值得称道，还值得取法。从读者言，这个区域的人和事，正由于与中央隔离对峙，是国内年青人希望和忧虑的集中点，如今对国人关心诸事能一一叙述，作品成功可说是必然的。
　　《大公报》记者萧干，算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供给国人以消息的一人。他明白，重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敦轰炸，就专写小事。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使成为一幅明朗生动的速写。写英国人民在钢铁崩裂，房屋圮坍，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收分定上各种挫折时，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不失去对战事好转的信心；写人性中的美德，与社会习惯所训练的责任；写对花草和猫犬的偏爱。即不幸到死亡，仿佛从死亡中也还可见出生机。这种通讯寄回中国不久，恰恰就是重庆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劳轰炸最严重，而一切表现，也正是同盟国记者用钦佩和同情态度作报道时。看萧干作品，更容易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可说是中国记者用抒情的笔，写海外战争报道配合国内需要最成功的一例。并且这只是个起点，作者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的，还应当数随盟军进入欧陆的报道，完全打破了新闻的纪录。用一个诗人的笔来写经过战火焚烧后欧陆的城乡印象，才真是“特写”。虽说作品景物描绘多于事件叙事，抒情多于说理，已失去新闻叙事应有习惯，但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见有其他作者，能将“新闻叙事”和“文学抒情”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取得普遍而持久成功的。
　　但是从教育观点出发，来检查一下这部门作品成就时，个人却和国内许多青年读者有相同印象，对于徐盈先生近十年的贡献，表示敬意。从二十三年《国闻周报》时代，作者带调查性的游记见出一支笔和农村经济关连十分密切。但那时候报纸特写栏，正是“范长江时代”，注意这种有知识有见解游记的人并不多。抗战后，却载出了作者有关西南诸省及后方建设的种种报道，用区域特性作单位，由人事到土地，一一论述，写他的《西南纪游》人事禁忌多，虽畅所欲言，涉及其他问题时，又怕和对外有关，说多了或者反而会为敌伪利用。然而从教育后方年青读者意义说来，作者一支笔实已尽了最大努力。且处处隐见批评，尤其是属于政治经济上人事弱点，和工业技术上两难，从当事方面所报导和牢骚，都能归纳于叙述中，对普通读者为鼓励，对当事方面却具建议性和批判性。作者最应受推重的较近作品还是复员期间军调进行时写成的各篇章。
　　《烽火十城》和有关华北日人十年经营，国人接收一年即破坏殆尽的《华北工业》。前者写追随马歇尔飞来飞去于华北五省几个大据点上所见到的人物，所接触的人事，把握问题既准确，叙述复生动，可说是数十年来最有生命的一个叙事诗。不仅在当时有教育作用，于明日还有历史作用，文笔活泼而庄严。尤其是作者从叙述中有轻有重，所暗示政治上的失败，给读者的启发亦甚多。后一书的写作方法大不相同，多就各方面所得统计资料、报告，加以综合排比，更就个人眼目接触，来写这些工业单位前前后后如何由“存在”而“停顿”，由“有”而变“无”，在对照上更充分叙述某一方面的无知自私而贪得，形成的接收的失败，如何惨，如何无可补救！一切专门家和有良心的公民，活在这个悲剧环境中，都只有深刻痛苦和手足无措。如果“必读书”的制度还保存，除大学中学生外，还有指派地方官吏、军营将士和军校学生的可能，我想这个应当是本值得推荐的小书。因为让读者明白由于少数人只想从战争找结论，仅仅华北平津一个单位，即毁坏多少建设，影响到这个国家将来严重到什么程度！过去的事虽然已无法补救，未来是否尚可作些安排，凡事都还要看未来。不过这个作品的存在价值，与文学实不相干，虽然作者在文学创作多方面作过尝试，传记，小说，戏剧，电影剧本，都曾有成就，这个作品的好处，可说恰恰是缺少文学性却不失其永久性。虽如一个专题分析，却是用一个叙事方法引领读者进入本题。
　　从这四个人的工作表现，检查到新闻叙事的得失时，我们明白，即一个优秀特写作者，广泛的认识与人类的温情，都不能缺少。理想的叙事高手，还必需有一个专门家或学者的知识，以及一个诗人一个思想家的气质，再加上点宗教徒的热情和悲悯，来从事这个工作，十年八年才可望有新而持久的记录。人才如何从学习训练来培育，以我私见，国内大学新闻系的课程，或得重新设计设计了。因为这部门的工作，从报馆主持人来说，目前还看不出比社论见出抽象价值，比广告见出具体价值。但事实上容许寄托一些更新的希望于未来。
　　新闻系的主持人若具远见，把“业务管理”与“持笔作文”于第三年分组，使某一组学生给于文史修养，及哲学，美术，心理，社会等等课程分量加重，学习用笔也得作个长期训练应当是值得考虑的试验。若照目前制度和方式，可不大济事，不仅浪费了许多优秀人才，且把这部门工作可寄托的希望，也浪费了。
　　这件事现在说来，也许象是痴人说梦，和“现实”不大调和。因为即就特写作者本身言，是乐意用一个普通新闻从业员身分来推进工作，把个人渡入政界？还是打量来用笔作桥梁，渡入思想家领域？正因为此，更让我们对一群在大学学习正在生长的后来者，为增加他们对人类服务的热忱，以及独立人格的培养、文笔有效率的应用，觉得还应当作点准备。不仅学校的课程待补充修正，即我们对于这种优秀记者的优秀成就，也得重新认识，估价，并寄托以较多希望，才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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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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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古典文学游记，《水经注》已得多数人承认，文字清美。同样一条河水，三五十字形容，就留给人一个深刻印象，真可说对山水有情。但是不明白南北朝时代文字风格的读者，在欣赏上不免有隔离。《洛阳伽蓝记》文笔比较富丽，景物人事相配合的叙述法，下笔极有分寸，特别引人入胜，好处也容易领会些。宋人作《洛阳名园记》，时代稍近，文体又平实易懂，记园林花木布置兼有对时人褒贬寓意，可算得一时佳作。叙边远外事如《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和《高丽图经》诸书，或直叙旅途见闻，或分门别类介绍地方物产、制度、风俗人情，文笔条理清楚，千年来读者还可从书中学得许多有用知识。从这些各有千秋的作品中，我们还可得到一种重要启示：好游记和好诗歌相似，有分量作品不一定要字数多，不分行写依然是诗。作游记不仅是描写山水灵秀清奇，也容许叙事抒情。读者在习惯上对于游记体裁的要求不苛刻，已给作者用笔以极大方便和鼓励。好游记不多另有原因。“文以载道”，在旧社会是句极有势力的话，把古代一切作家的思想都笼罩住了。诗歌、戏剧、小说虽然从另一角度落笔，突破限制，得到了广大群众。然而大多数作者，还是乐于作卫道文章，容易发财高升。个人文集，也总是把庙堂之文放在最前面。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着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
　　写游记必临水登山，善于使用手中一支笔为山水传神写照，令读者如身莅其境，一心向往，终篇后还有回味余甘，进而得到一种启发和教育，才算是成功作品。这里自然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作者得好好把握住手中那支有色泽、富情感、善体物、会叙事的笔。他不仅仅应当如一个优秀山水画家，还必需兼有一个高明人物画家的长处，而且还要博学多通，对于艺术各部门都略有会心，譬如音乐和戏剧，让主题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存在时，动静之中似乎有些空白处，还可用一种恰如其分的乐声填补空间。这个比方可能说得有点过了头，近乎夸诞玄远。不过理想文学佳作，不问是游记还是短篇小说，实在都应当给读者这么一种有声有色鲜明活泼的印象。如何培养这支笔，是一个得商讨待解决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报刊杂志中很有些特写式游记，写国内新人、新事、新景物，文字素朴，内容扎实，充满一种新的泥土生活气息，却比某些性质相同的短篇小说少局限性，比某些分析探讨的论文具说服力。有的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因此不必受文学作品严格的要求影响，表现上得到较大的自由。又有些还刚离开大学不久，最多习作机会还不过是学生时代写写情书或家信，就从这个底子上进行写作，由于面对的生活丰富，问题新鲜，作品给读者印象却自然而亲切。我也欢喜另外一种专家学者写成的游记，虽引古证今，可不落俗套，见解既好，文笔又明白畅达，当成史地辅助读物，对读者有实益。好游记种类还多，上二例成就比较显著。另外还有两种游记，比较普通常见：一为报刊上经常可读到的某某出国海外游记，特殊性的也对读者起教育作用，一般性的或系根据导游册子复述，又或虽然目击身经，文字条件较差，只知直接叙事，不善写景写人，缺少文学气氛，自然难给读者深刻印象。另一种是国内游记，作者始终还不脱离写卷子的基本情绪，不拘到什么名胜古迹地方去，凡见到的事物，都无所选择，一一记下。正和你我某一时在北海大石桥边、颐和园排云殿前照相差不多，虽背景壮丽，天气又十分温和，人也穿着得整齐体面，还让那位照相师热情十分的反复指点，直到装成微笑态，得到照相师点头认可，才“巴达”一下，大功告成。可是相片洗出看看，照例主题背景总是呆呆的，彼此相差不多，近于个人纪念性记录，缺少艺术所要求的新鲜。
　　本人即或以为逼真，他人看来实在不易感动。这种相成天有人在照，同样游记也随时有人在写，虽和艺术要求有点距离，却依旧有广大读者。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舟车行旅中，经常有大量群众，都需要阅读报刊，这种游记有一定群众基矗还有一种不成功的游记，作者思想感情被理论上几个名辞缚得紧紧的，一动笔老不忘记教育他人；文思既拙滞，却只顾抄引格言名句，盼望人从字里行间发现他的哲理深思，形成一种自我陶醉。其实严肃有余，枯燥无味，既少说服力，也少感染力，写论文已不大济事，作游记自然更难望成功。
　　写游记除“阿丽思”女士的幻想旅行作品不计，此外总得有点生活基矗不过尽管有丰富新鲜生活经验，如没有运用文字的表现力，又缺少对外物的锐敏感觉，还是不成功。不拘写什么自然总是无生气，少新意，缺少光彩。他的毛病正如一个不高明的作曲家，仅记住些和声原理，五线谱的应用却不熟悉，一切乐器上手也弹不出好声音。即或和千年前唐玄宗一样，居然有机会梦游天宫，得见琼楼玉宇间那群紫绡仙子，在翠碧明蓝天空背景中清歌曼舞，乐曲舞艺都佳妙无比，并且人醒回来时，印象还十分清楚明白，可是想和唐玄宗一样，凭回忆写个《紫云回》舞曲，却办不到作不好。原因是手中没有得用工具。补救方法在改善学习，先作个好读者。其次是把文字当成工具好好掌握到手中，必需用长时期“写作实践”来证实“理论概括”，绝不宜用后者代替前者，以为省事。写游记看来十分简单，搞文学就绝不能贪图省事。
　　　　　　　　　　　　　　　　　　　　　　　　　　一
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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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第01篇文学者的态度
　　第02篇打头文学
　　第03篇 论“海派”
　　第04篇关于海派
　　第05篇新文人与新文学
　　第06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07篇谈谈上海的刊物
　　第08篇新诗的旧账
　　第09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10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第11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第12篇怎样办好一份报纸
　　第13篇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第01篇文学者的态度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分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你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作人，皆极其称赞他。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他回答得很妙，他说："××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买油盐柴米，得记下个帐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作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
　　谁知老景却说：
　　"××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还想强词夺理的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的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分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认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分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严肃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
　　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象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还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决不会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学习的态度。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象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
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作过了许多菜，他就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且担心被人当做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青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一
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北平

　　
　　第02篇打头文学
　　中国自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对于俄国小说，可以说始终皆怀了最好的友谊去接近它。作者间所受俄国小说的影响很大，读者间所受俄国小说的影响也很大。但各人似乎皆忘了一件事，就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在俄国所散布的空气，是一种什么空气。这件事，连近来的文学论者象也不大提及了！
　　应当承认别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情况，由于文学所发挥过的能力，某一时作了某些事情产生某种影响。我们即或因环境不同，一切无法照样作去，但至少那些由文学展布的场面，当可以作为我们文学作者一种参考，以及文学论者一种引证。
　　俄国文学有一种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品上老少新旧两代的冲突。冲突的问题不外乎政治观念与生活的态度不同，解决它的方法也很多，惟"打头"的方法却为很通俗的一种。所谓打头，就是年青人明白了什么人说谎，且明白这谎话不利于较年青时代的一切发展后，来……是的，我说的就是应当来……我想在这里又来说个故事，也是关于打头的故事。
　　有一愚人，头上光滑无毛，另外一人见到这光滑的头，觉得很有趣味，就用手中硬梨，向那个古怪的头抛去。一再三四，打了又打，梨子完事以后，那被打人的还不作声，默默忍受，既不说话，也不还手。有人见着这种情形，就询问他："先生，你那头不是被打破了吗？
　　挨打时怎不避开些？被打后怎不追问情由？"那愚人笑得极其玄妙，他说："你瞧，那人倚仗势力，又无知识，胡来乱为，任性而行，用生梨打破了我的头额，我头被打破了，他还弄不明白，他的损失，也不明白！"用梨打人的人在中国任何地方现在皆似乎很少很少了。
　　然在另一方面，如会议席上，大会场中，以及……仿佛被人打了那么一下两下，俨然作着秃头人被打以后的神气，向群众说明意见的，却实在又大有其人。比如中国在东北三省失去后，在某一类人谈话上，或宣言上，或理论文章上，我们不是常常可见到如下面的意见发表吗？
　　中国被人欺侮固吃了亏，但将来吃亏的决不是中国人。中国失去了一片土地不是中国的损失，失地一时夺不回来也不是中国的致命伤，这事只是日本人的蠢处。因为它吞的不是东三省，其实只是一个炸弹。这炸弹，有一天会破裂的。
　　炸弹什么时候会破，怎么样破，并不说明。虽不必说明，炸弹的破裂所指的自然是战争；战争一来，或日本陆军在西伯利亚为苏俄击溃，或日本海军在太平洋被美国消灭。不过日本纵然败了，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中国的胜利，这些人可不提及的。是忘了提及，还是并不多加思索，很难说了。
　　这种装作俨然被人打头神气向平民说谎麻醉国民以遮掩自己无能的头号人物，以及用一部分知识帮助这些人说谎犯罪的人物，事实上除了用俄国某一时期文学所描写的真的打头方法来加给他们以一种教训外，并无更好办法使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民族加了如何损害，应分得到何等待遇的。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环境，以及发自中国人心中的意识，即如打头也不适宜于仿照俄国人的方法。故文学作者为青年人提倡什么时，自然得注意一下："这是为中国年青人用作新旧老少相互冲突作战的东西"，不能疏忽它的利弊。但打头的方法不一，这一时代的文学，是应当指示出若干人必需被打，以及这些人当如何去打的文学，则极显然的事。
　　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因为文学的基础若立于"去伪存真"方面，我们的愚蠢方能有消灭的希望，也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多让人明白些，多作一番准备。不然，居上位的，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可以装作头上被梨子打过的愚人神气，呆头呆脑，不管外人笑话，向平民有所说明，实则这民族什么皆完事了。
　　一
九三三年十一月
　　
　　
　　第03篇论"海派"
　　最近一期的《现代》杂志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象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态度说来，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固可见出容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评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我觉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别人指为海派了的。这是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曾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不正派方法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品质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关于海派风气的纠正与消除，因为距离较近，接触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较之北方作家认识必更清楚，且更容易与之利害冲突，上海方面作家，应尽力与可尽力处，也必较之北方作家责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这种事实，我却希望他已明白这种事实。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是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杜衡君，宜于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虽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够受了。在南方，所谓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卖弄行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耻感觉，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则正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技巧古朴的自赞，以及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作者本人虽多以为在作品本题下，见着自己名字，便已觉得不幸，此外若在什么消息上，还来着自己名字，真十分无聊。然而由于读者已受了得派风气的陶冶，对于这人作品有所认识的，便欢喜注意这作者本人的一切。结果在作者方面，则平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机会，且对于陌生的会晤总怀了恐惧。在读者方面，则每日多读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种人，却又开了一条财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于友仇的誉毁，这类文章原是不求自来的。但在北方，愿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出于拜访者大学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来了。这种消息恶意的使人感觉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怜，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觉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所谓必需东西虽很多方面，为什么却偏让读者来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一个编辑，不将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却只花钱来征求属于一个人的记载，这种糟蹋读者的责任，实在是应当由报纸编辑人来担负的。若干刊物的编者，现在是正认为从这种篇幅上，得到若干读者，且希望从这方面增加读者的。这种风气的扩大，我认为实在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北方读者近来喜欢读点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从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伪记录上，决定对于这作者的爱憎，可以说是这种恶习发展当然的结果。
　　从南方说，几个稍稍露面的对于未来有所憧憬在沉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种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种谣言中受迫害吗？
　　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都是这种海派风气的作祟。
　　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从自己作品上立下一个较高标准，同时一面也就应当在各种严厉批评中，指出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这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还更需要人。纠正一部分读者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我们对于一切恶习的容忍，则实在可以使我们一切努力，某一时全部将在习气下毁去！
　　我们不宜于用私生活提倡读者去对一个作者过分的重视，却应用作品要求读者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认识。一个无所谓的编者，也许想借用海派方法，对于一般诚实努力的作家，给他个冷不防的糟蹋，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话说。至于一个本意在报告些文坛消息，对于中国新的文学运动怀了好意的编者，我们希望这种编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莫因为太关心到读者一时节的嗜好，失去他们作为文学编辑的责任。
　　一
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作
　　
　　
　　第04篇关于海派
　　一
月十号第三十二期本刊上，我写过一篇《论"海派"》的文章，一面说及适宜概括在这种名词下各种作家的活动情形，如何可怜可笑，一面且提示到由于这类人物的活动情形，所产生的某种风气，又如何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健康。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观点看来，这恶风气都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文章发表以前，我便因事离开了北京，直到一个月后回北京时，方知道这文章使"海派"一名词，重新引起了若干人的注意。在各种刊物上，一个月以来已陆续登载了许多讨论文字。
　　正值某种古怪势力日益膨胀，多数作家皆不能自由说话的此时，什么人从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来加以讨论，想得出几个办法；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从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也未必无小小益处。我很想明白的这问题从另一观点上所看到的结论，因此从朋友方面，从图书馆阅报室方面，翻阅了许多陈旧报纸。我希望看到一点别人有理性很诚实的意见。
　　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且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对这类文章发表意见的，好象只应当是登载那些作品的刊物编者兴会，别人已不用提了。
　　朋友×君来到我住处，同我说到"海派"这个名词下的一切情形时，就告给我："许多人对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成立了我们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一句话，感到怀疑。"许多人是谁？自然是那些为这个名词有所辩解的人，朋友是欢喜注意这些作品的。
　　我明白这朋友是因为看了那些对于"海派"有兴有感的文字而弄糊涂了的。我告给那个朋友说："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这种人的一部分若从官方拿点钱吃吃喝喝，造点谣言，与为自己宣传宣传，或掠取旁人文章，作为自己作品，生活还感觉过于寂寞，便去同有势力者相勾结，作出如现在上海一隅的情形。或假借维持社会秩序的名义，检查到一切杂志与副刊，迫害到一切正当独立创作作者的生活，或想方设法压迫正当商人，作成把书店刊物封闭接收的趋势。
　　假若照某君所说，这种人由于力图生存，应有可同情处。我以为应当明白，这种人对于妨碍这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上，已作过了多少讨厌的事情，且还有些人，又正作些什么样讨厌事情（还有些人，又正在作些什么样），方不至于误用我们的同情。"朋友走后，我想起同朋友×君有相同感想的读者必很多，故记下我这点意见。
　　一
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
　　
　　
　　第05篇新文人与新文学
　　五四以后中国多了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新文学作家"，一个是"新文学".所谓新文学，就是"的、呢、吗、啦"老古董一见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不过一群新文学作家，在这十年来，可真是出够了风头了。"文学作家"在青年人心中已成为一个有魔术性的名词，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年青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正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钻研"浪漫""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里，白白的糟蹋掉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这些大有影响于青年人的文学作家，及其大多数皆只宜称呼为"新文人".就因为从前旧文人的恶德，既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发现，现社会的恶德，在他们身上也更富于传染性。
　　一
个新文人的特征是："活下来比任何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这些人照例多少知道一点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同时还记起一些中外古今文坛掌故。各有一张口，好说空话，又会说空话。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有些自命风雅，就轻视身边一切活人生活，以为那是"俗物俗务".有些平常时节读点诗歌小说，放下书时，便自作多情不免装作无聊失意样子起来。他们照例皆害怕同真实社会对面，不愿受社会规矩束缚，因此全是个人主义的赞同者。然而个人主义者每天总仍然得穿衣吃饭，在穿衣吃饭问题上又不能不同那个丑恶俗气社会对面，迨被种种事实围困，打倒，不能振拔自救时，于是便烦恼悲观，不知如何是好。嫌白日太长，无可消遣，却邀约三四同志，打打麻雀牌与扑克牌。嫌夜里太静，睡不着觉，又不妨上舞场去玩个半夜。（胡闹自然有理由的，因为翻开任何大作家传记，皆有前例可援！）有些人玩也不玩，动也懒动，孤僻寂寞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每天便在家中灌个半斤烧酒，写个十首歪诗，十篇杂感。……也许还有为人更聪明更洒脱的，或尚能想方设法，使用都市中种种腐烂身心的玩意儿，来作腐烂自己的行为。
　　一
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志在作这种文人的人，他就可以找寻机会，令旁人承认他为文人，或自称为文人。既作文人后，就过着如上所述委琐猥亵的新文人生活。这些人身分尽管相去天远，见解趣味，却常常极其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他们既在那里"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须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文人，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亵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这些人虽称为"文学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别人俗事，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稀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将来也就绝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
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
　　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
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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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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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日北平
　　
　　
　　第06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化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化运动结一次帐。
　　年来虽看到几本书在市场上流行，可惜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书。
　　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聘请了十个代表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动，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它的内容——关于文学革命建设理论的，由胡适之先生编选；关于文学团体论争的，由郑振铎先生编选；关于小说，由茅盾、鲁迅、郑伯奇三先生编选；关于散文，由周作人、郁达夫二先生编选；关于新诗，由朱自清先生编选；关于戏剧，由洪深先生编选；关于史料索引，由阿英先生编选。每一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各附编选者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经过，以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这个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之、周作人先生，或为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先生，或为当时重要作家，如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先生，或为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为史料收藏家，如阿英先生。如今十个人能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是件很值得快乐事情。
　　一
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第07篇谈谈上海的刊物
　　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二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办杂志出版人必有个目的，就是要有销路（官办的除外）。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不过单从销路着眼，说来还有个区别。譬如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与另外一个书店出的一种书报，同样有五万份销路，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显然不同的。《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中国学生注意。好些书报却不宜多花钱购买，因为除了杂乱刊载一些相片，别的毫无所有。办杂志编辑者自然也有个目的，就是使刊物在社会上发生一点意义，产生一些价值。但作同样打算的编者，各人所持的态度同所用方法，也就不大相同。譬如说生活书店的《译文》，同论语社的《论语》，就代表两方面的例子。《译文》销路据说并不多，然而是个值得注意的刊物。它的内容纯载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读后留下一个印象。至于《论语》，编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虽在同一书店，办得杂志也常常不同。即以生活书店而言，所出的《国际知识》它告给我们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确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至于《太白》，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书报，定价从二毛到五毛，据说这些书报主顾皆在广东南洋。办书报的大致皆注意"销行"，不过问书报在销行以外的"影响"，所以皆能够办得"热闹"，却不容易办"好".这种刊物在物质上即或成功，在精神上却失败了。
　　因为它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读者多，若无一个健全目的，便等于出版人与读者合作，在那里消耗外国纸张铜版那么一件事了。
　　书报中有漫画刊物，正同杂志中有幽默杂志一样。近年来漫画杂志很多，它代表一个倾向，就是普遍的讥讽这个社会人与事。它同幽默杂志有类似处，本身原为一根小刺，常常向社会各方面那么一戳，内容有时过于轻浮，效率有时只能打趣。其中较好的为《生活漫画》。
　　杂志载时事消息，载论文，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合冶一炉，态度是庄严的，内容是无限制的，刊物中《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皆还不坏。《新中华》比较差一点，惟文艺部分稿却多些。改组以后的《现代》也那么杂，要办好恐怕不容易见好。这种杂志能不能办好只在编者地位与拉稿逼稿能力。纵好也不易见好，就因为它是真的"杂"志。这种杂志也有用周刊形式出版的，《华年》是比较好的一种。
　　刊物中有新创一格式的，为《科学书报》这种刊物，小学生中学生读它很好。（其实艺术杂志也应当有人肯试那么来办一个。）它好处在"通俗化"，在"浅".它坏处在定价高（应当定价一毛钱或六分钱左右，不能再多），因之内容通俗销路却难通俗。
　　杂志中我最先提到却在最后方来谈它的，是纯文学刊物。
　　说起文学刊物，有四种刊物已不存在，我们还记得它。这四种刊物名称是：《小说月报》、《创造》、《新月》、《现代》。我们记得它们名称，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些成绩（它们的寿命长短自然也有关系）。它们能吸收许多作家，支配许多读者。
　　这种刊物现在还多，却只有《文学杂志》比较引人注意。我们很希望多几个这种刊物。虽有种种原因，这种刊物不容易出现，不容易支持，这种刊物多有一个，它的好处至少可以补救三个诙谐小品刊物所产生的坏处。这种刊物目前在希望中生长的，有一个《创作》，熏风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李辉英；《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施蛰存；有个《新小说》，良友公司出版，编辑人郑召平；有个《星火月刊》，星火艺社出版，编辑人杜衡、侍桁、杨*——人。（又听说《现代》也将恢复，且仍由《现代》前编辑施蛰存负责。）《创作》方出第一期。《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新小说》应改良，尤其是应把不三不四历史故事去掉。《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净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运就不会好。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
　　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对骂"占篇幅少一些？
　　一
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也可以说是文学杂志，但限制在小品一方面发展的，《人间世》是好些这类刊物值得说说的一个。它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入"游戏"方面去。作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这类刊物似乎是为作者而办，不是为读者而办的。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
　　
　　
　　第08篇新诗的旧账
　　——并介绍《诗刊》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着，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过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成就受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以后作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该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得很明白。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品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明白新诗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显"，用旧词汇是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一点儿抒情气氛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拿笔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集很多，销场可不怎么好。
　　这种暂时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踏实在很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的新诗，却慢慢的变得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多，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事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却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渐渐地，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纵有兴味写作也无多大机会写作。余下几个有心无力的诗人，写点不易见好的诗歌，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学刊物的编辑人，都不大愿意登载诗歌。
　　新诗的命运，真似乎不得不告结束了。
　　有人从"文学商品化"着眼，从"新"着眼，以为诗的出路闭塞，或与诗本身"不新"有点关系，"说革命，革命不彻底；说建设，建设方式不妥当".于是鼓起勇气再选新路走，这种工作由上海《现代》杂志上的几个作者启其端（施蛰存……），南京土星笔会几个作者随其后（常任侠，汪铭竹……）。此外北京，广州，都有这种诗人（林庚，金克木，曹葆华……）。他们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刹那感觉和印象来写小诗。努力制造意境，属词比事则注重不落窠臼。正因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一小片一小点，不乏小巧玲珑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运用，结果把语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单字也经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诗歌中最妨碍诵读的虚字加入。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风气相汇，因此新诗又好象很容易作，诗人和诗又日益加多，所谓诗，内中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几个比较好的作者，写作态度虽极诚实，在忠于个人感情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南粤王赵佗说的"老夫聊以自娱"的趋势。这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史注重事实"如初期的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注重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有人想两面顾到，用历史调和事实，用去一半担负再想办法涉水过河，因此提倡"本位文化".倘若这个人真懂得历史或文化，认清事实，叫出"本位文化"的口号，也并不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诗，近于诗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们使用"之乎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们并不太懂历史上这些字眼儿的轻重。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认真从近十多年得失上作些具体分析。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真的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该乐观。
　　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是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中国新诗运动不会凭空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副刊上，从上期出一个《诗刊》起始，每月预备发两次稿，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孺、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先生，这刊物篇幅虽不大，对中国新诗运动或许有点意义，因为这刊物的读者，是本报分布国内外十万读者。编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读者永远成为少数作品的鉴赏者，却想这刊物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注意，从国内外各处地方把诗寄来，把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写来，让它慢慢成为中国读者最多，作品也最多，同时还为多数人最关心认可的刊物。内容不好，大家想办法要它好，什么问题值得讨论，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卓见有研究的人共同来讨论，能够这样，这刊物才会有意义，才算得有意义。
　　十一月三日
　　
　　
　　第09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并介绍《诗刊》
　　中国新文学运动，比中国革命运动慢一点，如今算算，也快到了二十年。它对于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大有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倘若有人肯费一分心，把一部分经过分别来检查一番，算算旧账，且能综合作一个结论，——老实公平的结论，不是无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即或从商业上着眼，目的只在发展营业，打破出版界的不景气，也较之抄佣太平广记》，同影印明人小品文集，方法高明多了。
　　一
个书店打量作这件事，明白个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聘请和这个运动关系较深的作者，来分别编造几个集子，或以所属团体为主，或以所熟问题为主，只要编选者能尽职，且知如何尽职，这种选本对于中国读者自然可说是一种很大的贡献。这书一出，读者如从所选出的作品与编选人导言，就可以明白这十多年来中国文坛是个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东西，它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又如何影响它。它的得失在什么地方，它的将来趋势又如何，——读者如能够得到那么一个虽已缩小然而眉目朗然的印象，编者的工作，实应当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必须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
　　良友公司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可算得是这种工作。
　　到今日为止，这种选本已出了六本，它们是：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戏剧集（洪深编选）就已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洋七角钱的书，已无可疵议。它虽没有我们理想的选本那么完全，（比如郁选散文全部十分之六以上是周氏兄弟文章，分量上不大匀称。周选小说有抑彼扬此处。洪选戏剧或因对北方情形生疏，导言对李健吾、万家宝最先演出成功不提及，或因私人爱憎，对熊佛西批评，有意抹杀一点事实。）大体看来，这六本书实在比一般选本强多了。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惟应当选淦女士《隔绝之后》却不选）。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而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二十二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剧本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导言叙述中国新剧活动，它的发展及其得失成败，皆条分理析，称引他人意见和议论，也比较谨慎。虽对北方剧运与演出事疏忽甚多，就本书意义言，却可算得一册最合标准的选本。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还有点感想，对目前几本书已近于亡羊补牢，无多大意义，却值得将来预备编十七年到二十六年这十年间的选家注意。
　　第一，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
　　第二，编选者既然担任了这种工作，不论它有无物质报酬，责任必荆取舍之间应十分谨严，且最先就必需把相关材料找寻齐全，一一过目，再从中有所抉择，极客观的说明它的经过。
　　第三，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应对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所属团体或作者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
　　第四，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事实。编选人名头能号召读者是一事，他适不适合选这本书又是一事，他肯不肯认真选这本书又是一事。花个三百五百块钱以外，还得给编选者种种方便，把相关材料供给，完成时间且不能太匆促，就因为这种书不应当太草率从事（虽明知道无从十全十美，至少也得努力接近这个理想）。
　　第五，对原作者版权问题应解决。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种选本却不能那么马虎了事。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给版税？倘若多的另有办法，少的是不是也应当有个办法？一家正当书店若想在读者与作者间取得信托，照例是应当把这种书的版税按比例分给作者的。不管多少，都必需那么作，新书业才可希望日趋健全，且可使不三不四选本日见减少。
　　一
九三五年十一月
　　
　　
　　第10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并介绍《诗刊》
　　××先生：
　　上礼拜接到你们的来信后，又接到高先生夏先生两人来信，信上说及你们为什么想办这个刊物，且如何希望大家帮忙来维持这个刊物发展这个刊物。我曾请高先生转达各位，我可以在名分上作贵刊长期撰稿人，按期写一点文章。假若这样真对于大家有益，对刊物需要，我很高兴作这件事。我觉得北方实在需要一个好文学刊物，——作者需要，读者也需要——且觉得只要大家能合作努力，可以把刊物办得象个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无心肝的汉奸的暗中活动，负责当局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借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希望放大一点，也许还可以使多数人从当前观察推测明天，知道我们这一片土地一部人民未来命运将必然受些什么迫害，成个什么样子，如今用个什么方法，又可能有些什么转机，留下多少光明希望。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
　　如今大家既然要来办个刊物，当然要想法来把这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不过如此一来，我第一次为这刊物执笔，似乎觉得有点困难了。
　　困难处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念，这观念因年龄性情更显得隔绝，不易沟通。我担心你我之间对当前社会看法也许不尽一致。不尽一致本不妨事，若不一致处容易变成相左，要说话，当然就有了点"应怎么样"的问题了。我是个从二十过三十的人，明白一个人因年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感情和观念如何在不断地变动。又是个需要有客观分析能力写小说的人，所以对这种因生理与社会影响的变迁，自然更多关心和理解。我知道二十岁左右的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也明白你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就对从事文学创作说吧，倘若要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得老实一些，在你们情绪下容易变成浇冷水。我说的浮泛一些，仿佛当前给你们打了点气，事实上却很可能毁去你们将来的成就。对读者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刊物既然是大家要办下去，出版处又是在北方，要它办得好，办得有意义，而且要它能够长久支持，它的办法或者还值得讨论讨论。就我经验所及，先来谈一谈这个办法。
　　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民国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业在上海方面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在先前，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待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在广告技术上落后，再加上一个在思想情趣上落后，因此纵有冒险者抱有雄心和勇气，想在北方支持他那个刊物的生命，把一期一期原稿从编辑部送过印刷所，又从印刷所把刊物一捆捆取送往各书店书摊，到派给读者选择时，便发生了困难。原因易明，读者多是年青人，人人照例活泼跳动，富于情感而容易为有刺激性名词着迷，即或人在北方，需要杂志也常常是南方具商业意味的新刊物，有新插图和新论调刊物。一切要新，要奇，要广告上说明这是如何新如何奇，方能吸引住眼睛和感情。一个老老实实的刊物，即或在上海出版，纵还有些同样老老实实的读者，沉默的办下去，少则三月五月，多则一年二年，因经济周转不灵，当事者弄得精疲力渴，也依然得完事大吉，何况还在北方出版。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则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荆这种事值得我们引以为例的，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沉钟》，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鉴往可以知来，这事实我们当然得把它认识得清清楚楚。如有人想要在北方办一个刊物，且希望这个刊物能有一年以上的寿命，似乎先得设法凭自己力量能支持这个刊物一年的寿命。没有这个力量惟希望侥幸成功，这希望实在渺茫。若目的在大多数读者来支持一年，也得有个完美方法，使这些读者乐于出面支持。
　　如今且假定凭私人力量和热心读者共同帮忙，已经能够把这个刊物支持下去了，可是这刊物应当如何编辑，方能够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而且得到那个广大读者群？是照《文季月刊》的规矩，还是照《译文》月刊的统一？
　　是照《宇宙风》的综合，还是照《诗刊》的纯粹？是积极的有为，还是消极的有为？对当前社会是注重事实，还是重理想？这些看来好象不成为问题，事实上却是每个预备办刊物的人应当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出版的刊物，照目前上海任何刊物办法，似乎都不大相宜，必须有个性，有特性，方能存在，方值得存在。个人私见，以为这刊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于"团结御侮"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量减少。这点平凡意见如果还不十分可笑，且与各位本来目的不甚冲突，就算它作为我个人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沈从文敬复
　　十一月十八日
　　
　　
　　第11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新文学运动起于"五四"，随同"社会改造"运动而来，当时认为谈思想解放和改造，与工具大有关系。旧工具难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也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便利的发展，却还有个前期——酝酿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这个新运动的心理或情绪基矗谈它时，似乎得从"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来影响当为梁任公先生，年纪还不到三十（一说二十八岁），即来湖南主持实务书院讲新学。讲学在当时实多忌讳，虽得力于湘抚江西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实现，则为吾湘熊希龄先生。（然对于新问题的认识与发现，且企图从一较新的学术观点上，用一种较新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有创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辈值得我们特表敬意的，实应数谭嗣同先生。他是为此而献身成仁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当时重要文化活动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文明戏"三个字在当时实如字面意义，代表启迪新知而灌输文明，并无轻薄鄙视意味。）欧阳予倩是这个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的主要角色。欧阳先生对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名人。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于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和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极大。易寅村、黎锦熙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就是当时一师优秀学生之一。常德省立师范则因培养了整个湘西二十余县的师资而著名。这个学校不仅培养过许多优秀教师，同时还产生许多革命家，滕代远即出身于这个学校。彭施涤先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以头脑开明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此外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兑泽、嶎云等中学无不各有所长，学生活动能力，且因相互竞争而得到更多表现机会。这个向前、向上感情激荡，反映于文学运动，则为报纸杂志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对于写作且能守住一个基本原则，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会重造理想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虽并未曾产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品，实产生了许多革命斗士。
　　学校中自由开明思想影响及教学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配合。外省教员如王鲁彦、赵景深两先生，是以世界语专家或作家身分来教书的。至如本省主讲文史的教员，如曹礼吾诸先生，可以说湖南有这种思想开朗、学识丰富、坦白热忱的教师，实为湖南的光荣。诸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和影响，比起近三十年来所谓达官伟人的政绩与事功，是远过百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试验期间。这个运动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有勇气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至于如何用笔，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Z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小说作法》、《散文作法》一类辅助写作读物、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生示范参考书，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在省市里中学生和中学教师，重要性十分显明。因为在示例中称引了十分丰富的中外名著，至少是丰富了师生对于文学的常识的。文学运动的初期，以团体言，以北大师生为主的"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实为两个具全国性有进步意义的领导组织。文学研究会受出版机构的控制，无形中成为独占局面。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部分在翻译。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全集，是由专攻法国文学的湖南李青崖先生一人译成的。检讨近三十年新文学运动各部门成就时，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却应感谢田汉先生，尽管译文方面不够完善，创始之功不应抹杀。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情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弱点。最大弱点是倾向一致性。谈人生文学，虽具体，含义仍不够明确。使文运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当时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欲抬头更不容易。"创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篱"为目的，自张一军，纯粹用文学研究会作为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前期几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正式提出以社会主义文学为目标，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更宽广的道路。
　　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怀着再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他一支笔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学戏剧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总忘不了"问题"，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从抒情方式写独幕剧。田汉先生是南方写独幕剧成绩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贡献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热忱和最有勇气而得到相当成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苏北人。
　　民国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湖南黔阳人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一致发展实不平衡，亦若不相联系。企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国十五年以前，曾一度被认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类作品中，无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儿童歌剧起始，转而为职业歌舞团活动，与文学运动游离，与初期电影结合，论成就亦热闹一时，论作用影响实不大好，则为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一类的作品。
　　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光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从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又罗恺岚、彭家煌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说作家。
　　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严谨见称的刘梦苇，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谢冰莹女士用军队生活作背景，写成了《一个女兵的日记》，曾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动的青年作家。刘大杰先生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编了几部书，有相当贡献。
　　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业中，曾对国家作出极大的贡献。抗战以前，且对新文学的出版，也感到兴趣，做出了成绩。
　　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作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
　　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国内小说作家中有两位湖南作家，最为读者所熟习，即张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说是大革命后女作家中获得读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张天翼先生，则作品素以从语言中表现中层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见长。文字风格独具，诙谐中有悲悯情感浸润，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话，虽因笔下讽刺分量多于抒情，依然为叶圣陶先生写《稻草人》后一个现代童话作家代表。对于现实敏锐的讽刺，是充满战斗气息的。
　　就个人所知，大略来说，湘人对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已作出相当贡献，无负于时代所给予的机会。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谨严态度，说来都值得我们充满敬意。至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无疑是必然能留传下去，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进步里程碑的。个人于此，有一点小小感想，即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性，竟若自然分定，无可避免。在文学运动上，或尚可以异途同归中见出进步成绩。在军人中则"互不相下"与"人自为战"，长处与弱点已平分。在政治上则易创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应机会。在读书人中，却似乎正如屈原说的臭草与香花杂植，好的极好，坏的也就极坏。譬如说民初有热心民主革命的黄克强、焦达峰、宋教仁、熊希龄、范源濂，同时也有对帝制特感兴趣的××和主持曹锟贿选的猪仔议会的彭允彝。当前有法学家周鲠生，经济学家杨端六、伍撝干，法学家戴修瓒，科学家胡庶华，史学家余嘉锡、向达诸先生，同时也有周佛海这种叛国投敌的人物。这种"极端"继续与扩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规模牺牲。此后，还可能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种种困难出现。稍不谨慎，即可使国人的热血，在本国土地上再度横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虽能亡秦，然在一崭新的时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设计及其他许多方面，实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来吾人所有痛苦经验，实为湖南人应当在一较新观点上、较远理想上，重新学习如何"合作"与"团结"，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结合起来，显明长处能加以发展，显明弱点能尽力克服，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转机！否则，即或将军满街、伟人满湘、志士满天下，到头来恐仍不免为某种人用"政术"或"柔术"个别击破，收拾净尽！欲家乡一切稍稍象样合理，即不可得。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一
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云南昆明
　　
　　
　　第12篇怎样办好一份报纸
　　——从昆明的报纸谈起
　　报纸的有机性
　　在昆明住下稍久，对新闻事业和文学运动有点兴趣有点理想的朋友，必然会觉得昆明市的报纸，一般水准都相当高，在大后方足与重庆报纸相颉颃。惟特别注意社论，忽略了副刊，两者又似异而实同，同样漠视一个报纸的有机性。主持人为求业务稳定，都知道一个报纸对于出钱方面的后台，登广告的商人，以及那些嗜好不一的普通读者，全应当有个交代。然对于报纸本身，编者和投稿者，在日月积累中还可能作的更大贡献，便疏忽了。也可说，只顾极力谋取本身支持得住，利用了当地廉价的知识能力，却放弃了一种进取的权利——用按日出版的报纸，有计划的来训练少壮有为的记者，或培养本地有希望的新进作家，从而使报纸本身也日益充实扩大的权利。
　　社论的执笔者
　　照习惯，昆明公私报纸的社论，多邀请学校较有名望的专家执笔，这就是我说的能与重庆第一流报纸比肩的原因。谈国际，谈一般社会问题，专家意见自然值得尊重。可是谈地方，谈某种实际问题，便不免稍稍隔阂。且所有社论不出二十个人的手笔，分别轮流写去，因之多见不出个性特征。社论既多由社外人担任，社内少壮有为的编辑，于是多只编编例常的新闻。新闻来源大多相同，于是只能在标题上或编排上用点心。编辑不写社论，即容易失去对于每一问题的真正关心及深刻认识，再用笔来推测事件未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表示个人见解的机会。
　　事业雄心与职业兴趣
　　工作不太紧张费力，很多人便兼了两处或三处的职务。有的性质相同，有的性质不同。兼差一多，即把本身绊住，到必须分别派往外埠工作，或参加国内外重要集会以资观摩时，想走动就不容易。从表面看，一个新闻从业员，当此物价高涨之时，编两处同样新闻，自然相当省事，生活也可望比较从容。若从深处看，则对报纸对个人，损失都未免太大了。许多有希望的干材待发展的长处，不牺牲于这个制度下，也可能在习惯中把才能萎缩了，销磨了。从事这工作的，不可免渐渐失去创造事业的雄心，而只保留下一个职业的兴趣。职业兴趣在一个待发展的都市，实不易持久。不甘心如此下去，想有所挣扎的，多走同一道路，即脱离本行转业。机会一来，或入银行作经理，或入省府各厅任科长，或作了县长税务局长。转业的结果，个人也许得到了出路，但为新闻事业想想，若保不住优秀从业员十年二十年始终其事，编辑部永远只是一个训练大学生或中学生新手或老手转业预备的机构，其不经济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情形下，办报的感到困难，报纸不容易见出特别进步，是意中事然新的问题且随同战事结束而来，即学校复员。客串社论委员的必走，航运便利，京沪平渝报纸当天可到昆明。昆明的报纸在广告营业方面，有个地域制，还不至受竞争影响；至于对国事表示抽象意见的价值，即不免日益低落下来。报纸的地方性越局促，优秀从业员流动性必更大。勉强守住岗位的，也越不容易在职务上发展长处，在国际国内与同业争一席地位。这无形损失，说真话，比一二报社赔本关门还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对于新闻从业员所抱的希望，原以为优秀分子在工作上积累经验，储蓄知识，即可望进而成为国际间第一流记者，这种记者的一支笔对于广泛人民所具教育影响，又远比什么委员、厅长、参政、代表还重要十分，我们就会意识到八年来这方面的损失如何了。
　　副刊的重要性
　　其次是昆明报纸对于副刊的忽视。副刊在新闻报纸的发展史上说，本不是个了不得的部门，但已是个不可少的部门。
　　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报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社长对于副刊编辑不当作职员，却有朋友帮忙意味。如孙伏园、徐志摩、刘半农诸人作副刊编辑，就是这种情形。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这个趋势在北伐成功后有了点变化，由于刊物杂志兴起，副刊有一个时期就衰落了。但从九一八以后，副刊又成为文学运动最适宜的工具。如以东北言，一切书报不易出关，但关外报纸却大量转载国内副刊上作品，成为沟通国内情绪最重要的读物。七七抗战以后，后方内迁报纸因经济关系，不能不适应环境，缩小篇幅，将副刊地位移登广告。昆明报纸既没有用副刊教育读者的习惯，地方成为国际交通据点后，广告业务更加拥挤，因此某一时好些报纸索性取消副刊。就是有副刊，也只是就剩余篇幅随便凑点东西，有等于无。当然不会想得到如何来设法特别聘一编辑来主持其事，每月花一笔钱作稿费，来增加报纸文化价值，并用它来造就本地作家了。也有意识到副刊的良好意义，且欲排除习惯上的困难有所致力的，或因习惯限制，或因人才不济，末了照例是来个杂文大会串，聊以解嘲，以为从兴趣着手容易争取读者。办报的即相当实际，不甚对抽象价值发生兴味，所以许多能写作有希望的本地年青作家，还是得不到应得机会，来学习，来创作，把作品水平慢慢提高。因之本来可用作介绍学术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工具，结果是炸酱面作法、太极拳妙用全上了场，无助于学术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风气最大损失，即年青作家不能作正常发展，把副刊弄些小趣味，还能寄托什么希望！
　　青年作家的训练
　　若昆明几个报纸，一起始即看得远点，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把报纸留一部分篇幅办副刊，能更有计划来处理它，用作本省青年作家练习写作的场所，八年中，充满鲜明地方性的优秀作品，将不难在本省出现。但是，正因为疏忽了这一点，到上海的小报化刊物倾销入昆明后，不仅无从抵抗，为了争取读者且有摹仿学步趋势！特别是某种官办报纸，对此事具有兴趣。有人说，这是有意为之，引人兴趣转入琐细，忘去大处。正如鼓励跳舞而禁止游行，许霉烂，不许进步。结果是命令一来，同归于尽。好报纸的必要条件以个人私意，昆明报纸底子不算坏，惟想在一新的时代中求存在，求发展，似乎都得用个较新的作风来试一试了。长处保留，弱点修正，当为这种新的努力的起始。即以本地人办本地报纸而言，新的报纸如能将过去一时的《云南日报》的长处，和当前《正义报》长处同冶一炉，以新面目和读者对面，纵不能说近乎理想报纸，至少在内地已可谓一极优秀报纸了。这种报纸的出现是否有望，还在负责人对于一个报纸的看法而定。必须明白：争取读者和培养编辑为一件事的两面，副刊对教育读者，又具有什么功用。
　　一
九四六年九月
　　
　　
　　第13篇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有件事说来简单，作来困难，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恩怨，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就是书评。这个名词看来充满了矛盾，因为它目的有矛盾。它要兼顾好几方面：应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恰如俗语所说"一石打三鸟"的那个石头，要打中的是作家，读者和他自己。
　　这里也许只有两只鸟，其一是作家，其一是读者。也许共有四只鸟，另外还有两只无形无色的大鸟，编辑先生和出版家。
　　也许那鸟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因为作家是一群，读者是一群。
　　石头只有一个，鸟儿那么多，书评当然不容易作了。书评家的工作反应，不是被人戴上了一顶谄谀的帽子，就是被人指为一件攻讦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不太好，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
　　我们倘若真的轻视书评，那就到此为止，不用提了。若重视书评，对它一定抱有两种感想：一是觉得它"很"庄严，一是觉得它"容易"堕落。倘若它能尽职，比如说：它能将一个作品加以分析解释，扼要而具体的指出内容的得失，一切能作得恰如其分，见解既深切，透辟，态度又诚实坦白，且笔下生动亲切，本身还是一篇好文章，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间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他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当然是庄严的。但倘有人把书评目的当作媚悦友好，侍候编辑，应酬出版家，蒙蔽读者的工作，看作品不过浮光掠影，下断语又只是应景凑趣。随笔写来，敷演成篇。言之不诚，便用"政术"等等自饰欺人，它结果当然容易堕落。
　　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不容易见到。一切事倘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将来，理想的书评也还得留在将来。他失败的原因还不在它想打许多鸟，只是被许多鸟所妨碍，无从打任何一只鸟。我们不能无条件的说所见到的大多数书评都要不得，但必须明白大多数书评在过去和当前情形中，实在不能十分尽职。不可免受宗派、友谊以及一个商业背景所控制所拘束，去理想距离还远。这些控制或拘束，有些方面也许将永远存在，负责的与其说是书评家的能力薄弱，不如派给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束缚。一个有见识知自尊的书评家，感于个人工作的重大，又明白习气之转深，他不甘沉默，依然有所作为，执笔时或者还知道如何努力减少那个牵制或拘束。
　　一
个次一等的书评家，成就便难说了。
　　理想的书评有待于理想的书评家。一篇书评对作者读者同样有意义，当然不容易。但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长成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能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够极中肯的说出那个作品得失的人，这种书评家的产生，固有待于从事书评者本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责任意识的觉醒，另外，也还得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关心，以及对书评价值加以重新的认识，方有希望。
　　这里是我们当前的一点事实。我说的是作家的小气，自私，——尤其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作家，量小褊窄处说来真令人难以相信。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大部分作家具有这种不健全的倾向，刊物编辑是明白的。编辑欲刊物热闹持久，照例又需要作家的帮忙。因明白作家这种小气自私情感，很容易转而成为不合作的行为，不能不小心，对于书评者的书评，所给的范围可想而知。一个出版家又另有他的生意经，把书评看得更"物质"一点，或用书评作为广告以外的应酬，略有点缀，所有书评，当然褒多于贬。或彼此之间也略有抑扬，然终不能与商业习惯背道而驰。巧黠者甚至于把变相的广告，以及用一纸书券诱来的读者感，当作书评，设法载出。书评消极的被三方面限制于前，积极的又被这种无价值的书评混淆于后，当然越来越不能给人注意，地位越来也越低落了。
　　涉及出版家的事，为营业起见，当然得印行各种书籍，书籍出版后当然尽力推销，我们对之似不能作何种希望。补救方法有一个，就是读者此后遇到什么出版月刊新书月报以及类似这种刊物，赞美到什么时，且作有保留的注意，捏紧荷包，就可以少受一点损失。
　　对于刊物编辑人呢？必需他能多负一点责任，多有一点业务上的尊严，爱朋友也爱真理，承认现状之糟糕，且知道如何努力慢慢的来打破现状。
　　对于作家呢？真需要变一变态度，对书评有种宽容，大多数作家把书评只看成一个人对于某种作品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个作家既有把作品散播于群众的权利，就得承认读者有对于这个作品自由表示感想的权利。一个作家作品对象是现在未来无数读者，读者之一近于攻讦的批评，他不会在意，有意阿谀的批评，他也不会在意。要书评能成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门，帮助新文学在建设上繁荣，必先来努力解放书评，使它比较多一点自由发展的机会。
　　年来常有人拈起"中国为什么无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来讨论，因此有机会拜读了许多名人的名字，明白好些重要事实。可是大家都似乎疏忽或避开了一个小小事实不谈。我们在任何刊物文学上，都可以发现"自由"这个名词，殊不知事实上我们这个文坛就那么不自由，文学口号上最普遍的是"打倒偶像"，殊不知事实上有多少作家编辑就正在那里小心谨慎给我们在重造偶像。结果成为少数作家市场独占而多数作家出路毫无，书评家想欲有所纠正，打倒偶像，书评写来又不那么自由。文坛上的作者集团和编辑集团，如果惟以巩固当前利益支持当地为基础的态度不改变，就无形中在奖励平凡，奖励摹仿，奖励捧场和谄媚，且奖励作家放下笔来联系结友，位置书评家成为一个清客。想从这种情形中产生伟大作品，岂不是痴人妄想？
　　我们对于作家态度编辑态度自然的转变，倘若无可希望，又明白社会上某种不好习气，日趋堕落，虽能够产生"伟大"人物，却实在无从产生真正伟大作品，书评的自由解放也正是整个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家似乎还应当好事一点，来努力共同实现一个专载书评的刊物。这刊物不受任何拘束，完全以善意和热诚来注意一切新作品，批评一切新作品，对一切习气所疏忽时髦所称颂的作品，都老老实实的来给一个应得的估价。它也许和作家个人都显然离得很远，却将和整个文运的发展关系异常密切。我希望有这种好事者。因为我看看似乎也惟有这样的刊物，书评本身才会从读者中重新建设一个庄严印象，否则书评家就只好沉默，一说话，倒真象个清客，所有工作的意义，除了维持这个虚伪的不健全的现实场面以外，别无作为可言！
　　一
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
　　新烛虚

　　作者：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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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女士被捕

　　丁玲女士这个名字，应当是许多人所熟习的名字。近来得到几个朋友来信，方知道她在上海租界上，已被几个政府的便衣侦探，用绑票方法捕去了。捕去以后就下落不明，凶多吉少。上海地方绑票案件极多，想不到还有政治绑票！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

　　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我的一个朋友，就亲眼见到过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过二百余名逃兵的事。朋友说完他那点稀有的经验时，就告我，“这是战争！”因为他这一句话，我便遇事装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战争”，写这一页历史，难道上好的血不用，还去用那由于哀怜而来的眼泪么？

　　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年青作家，本身同战场距离得那么远，他的住处又正是司法机关极其完备的大都市，他的活动也只限于用一支笔写一篇两篇小说，是不是还得政府使用处置土匪处置敌人的方法来教训他？

　　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未敢苟同。象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年青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种子在一 切人记忆中而已。执柄当权的人若贤明达识，就不会采用这种政策。纵或作了这种事情，也明白如何去补救。为政府计，既偷偷悄悄把人提到了，若这人实在有罪，就应当罗列罪款，该死的，置诸典刑，人无间言；罪不至于死的，斟酌轻重，坐牢罚款。政府既以法绳人，自己一切行为，就应当从法律入手，有罪无罪，事情应由法庭处置，且应给堂下人一个在法庭上辩白的机会。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无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后面，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阳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官办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青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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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女士失踪

　　近月来在中国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作家丁玲女士失踪的消息。这件事自从报纸传出后，从各方面探听，皆无这个人的下落。据外报的消息，则丁玲女士的失踪，出于政府特务机关的诱捕，用的是绑票形式捕去，捕去之后，从此即无踪迹。但消息传出以后，各方抗议营救的较多，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然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一个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

　　被“捕”被“绑”不过是词义上的分别，她的失踪由于政治关系，毫无可疑。……上海绑票固已成为某种人的专业，但总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这种手段，对于一 个作家，使其忽然失踪。

　　我们对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申明无可怀疑，因为拘留所若干年青政治犯中，当真未必有“丁玲女士”这个人的名字。这理由不出两点，极易明白：其一，丁玲被捉，不敢承认她是丁玲。其二，被捕由特务机关执行，直属南京某一方面，不必经公安局办理什么手续，公安局也难过问。两种理由必居其一，或者两种理由兼而有之，即或人是公安局正式会同租界探员逮捕，然失踪之后，则传闻曾一度拘留公安局也。

　　中国当前有两个危机，一面是国家那么穷，一面是国家那么乱。一切皆似乎毫无头绪可言。国民党为了自己政策的推行，弄死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并不算得什么稀奇事情。

　　因为拥护自己的主张，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不过在共产党看来尚以为极不合理的“暗杀政策”，若国民党居然用来作为对作目前一个平常作家的手段，这种政策实在愚蠢得很。这种手段对于个人牺牲固不足道，对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和影响，将成什么结果？

　　照我个人看来，恶例一开，由于这种不聪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它的坏处恐怕将超乎我们所想象到的坏处以上。一 面凡是甩笔对政府表示抗议的青年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另一面是学会了用同样方法的报复。若必须到那时节再来清算过去错误，为时未免晚了一点。

　　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这种愚蠢事作了不止一次，实在不应当再作下去。政府一面正在提倡法律，一面又这样蔑视法律。前些日子把年青人捉去时，还形式上尽些法律手续，如今对于一个无罪可坐的作家，居然用这种方法捉去，国民党中若还有知正义明道理的人，就应当出来说几句话。爱护国民党的人，若明白这是政府所作的一件事，也应当站起来说几句话。

　　政府应明白的是：对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决的手段，不是一个明智的手段。作家没有一个兵，又没有什么党，他既只是用笔构成他的罪过于前，似乎也只能用笔写些什么抗议于后。但若同时大多数作者都来提倡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倡受迫害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付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府得详细估计一下那种后果。

　　为这件事情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卫”且指示出自卫方法以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一
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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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人读经

　　《百喻经》说：

　　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舍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 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

　　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 点类似有关大饼相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

　　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象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

　　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

　　一
九三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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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阶级与进步

　　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 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一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 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税纳捐，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口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提上一桶，献给国王。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 种人。这国王第一次尝到井水极好，就下了一个手谕，指定那村子里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应当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这一天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从违抗，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人，因此那村里的人，大家就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 个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是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自到别处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村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那国王就说，嫌路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 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成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个国王的欺骗，同时对于国王的存在，也从无一 人有所怀疑。现在就事论事，则情况已不大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分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口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征用以及其他摊派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愚弄人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子，就有权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比较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不会作事，这个国操纵在军人或权臣手里，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累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摧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得加以关切。尤其是被称为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是合式的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是几十年，要它好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比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特性的消失”，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观念在内。

　　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一时间的疏忽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比如国家积弱数十年，要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的希望。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短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这样好领导，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学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发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凭借，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作应作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国家一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守己，不乱说话，泰然坦然的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矗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与颓废，据他们的自辩，据乐观主义者或糊涂蛋代为说明，皆莫不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胡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事实上是古今作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点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想出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却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一
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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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书问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处，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置。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真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

　　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

　　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 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象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象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

　　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 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象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认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 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气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象太近于“小题大做”了。

　　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一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

　　一
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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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看不懂

　　适之先生：

　　《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刊载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讨论到一个问题，以为近年来“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从那个通信，还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已然教了七年书。他的经验，他的职务，都证明他说那些话是很诚实很有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几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先生的诗，第二是何其芳先生的散文，第三是无名氏大作。卞之琳的诗写得深一点，用字有时又过于简单，也就晦一点，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许还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上难懂。何先生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写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群中，被人认为成绩极好的一位（其散文集《画梦录》，最近且得到《大公报》文艺奖金）。但絮如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却说简直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同时您的按语，也以为写这种散文，是“应该哀矜”的，而且以为“其所以如此写些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我觉得有些意见，与你们的稍稍不同，值得写出来同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谈谈。

　　一
，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却看不懂？

　　二，为什么有些人写出文章来使人看不懂？

　　三，为什么却有这种专写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存在，对新文学运动有何意义？是好还是坏？

　　我想先就这四点来作一个“散文走入魔道”的义务辩护人，先说几句话。

　　其一，文学革命初期写作的口号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坏的标准，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它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头。这主张是您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如作一篇论文，与其仿骈文，仿八股文，空泛无物，废话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写出来好些。不过支持或相信这个主张的人，有两件事似乎疏忽了。一，文学革命同社会上别的革命一样，无论当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受外来影响和事实影响，它会变。（且会稍稍回头，这回头就是您谈中国西化问题时所说的惰性。适宜于本来习惯的惰性。）因为变，“明白易懂”的理论，到某一时就限制不住作家。二，当初文学革命作家写作有个共同意识，是写自己“所见到的”，二十年后作家一部分却在创作自由条件下，写自己“所感到的”。若一个人保守着原有观念，自然会觉得新来的越来越难懂，作品多“晦涩”，甚至于“不通”。正如承受这个变，以为每个人有用文字描写自己感觉的权利的人，也间或要嘲笑到“明白易懂”为“平凡”。作者既如此，读者也有两种人，一是欢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欢喜写得较有曲折的。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一 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写文章看不懂，您的意思以为是这些人无使人明白的表现能力。据我意见，您只说中一半。对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模仿者，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但用它来评当前几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实似乎稍稍不合。事实上当前能写出有风格作品的，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他们不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凡过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写来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时期为多数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领用他的新风格征服读者，他决不会与多数读者一致。）不特较上年纪的读者不懂，便是年事极轻的人也会不懂。不过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担心文学的堕落，后者不懂（如一般学生），却模仿得一塌糊涂罢了。

　　其三，这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就作者说，他认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它的特点，这特点在故事处理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一是就读者说，读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数，只是受一个成见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读者，作者当然就会多起来了。

　　其四，由第一点看去，中国新文学即或不能说是在“进步”，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是在“变动”。目的思想许可它变，文体更无从制止它不变。就它的变看去，即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经“大”，然而却可说它范围渐渐“宽”。它固然使中学生乐于模仿，有不良影响，容易引起教员的头痛，对新文学的前途担心。但这些渐渐的能在文字上创造风格的作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倒是功大过校它的功就是把写作范围展宽，不特在各种人事上摆脱拘束性，且在文体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发展的机会。这自由发展，当然就孕育了一个“进步”的种子。

　　适之先生，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的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来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中学教员因为职务上关系，虽不能十分疏忽，但限于兴趣认识，对它也不免隔膜了。创始者不能追逐时变，理所当然。但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认为真正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认识。且从这种认识上，再得到一个“未来可能是什么”的结论。把这比较合乎史实的叙述也比较健全的希望，告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正面去认识一下中国新文学，这件事情实在异常重要。不过关于教员这点认识，是尽他自己去努力好些？还是由大学校帮他们一点忙好些？中学教员既多数是从大学出身的，由大学校想办法应当方便得多。

　　我这点看法假若还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们不妨就一般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看看负责的对这问题有多少注意。检查结果会有点失望，因为大学校对它实在太疏忽了。

　　课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驯的专题研究，有时还是必修课，一礼拜上两小时或四小时，可是把明清”章 回小说“的研究列入课表上的就很少。至于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有的学校虽有一两小时”文学习作“，敷衍敷衍好弄笔头的大学生，事实上这种课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学生有系统的多明白一下新文学二十年来在中国的意义。）大学校对这件事的疏忽，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受规则影响，好象世界各国大学都无此先例，中国当然不宜破例，损害文学系的尊严。二是受现实拘束，找这种教授实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还是”习惯“。负责的安于习惯，不大注意中国特殊情形。临到末了，我们不能不说各大学负责者对于这问题认识实在不够。因为他如若明白中学生读的课本虽一部分是古典作品，其余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现代出版物。中学生虽得受军训，守校规，但所谓人生观，社会观，文学观，却差不多都由读杂书而定。感于这个问题的重大，以及作中学教员责任兴味对学生关系如何密切，也许在大学课程中，应当有人努力来打破习惯，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若说教员不容易得到，为什么不培养他？为什么不再打破惯例，向二十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好成绩，而且态度正当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设法？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注意。且莫说一个教师对于文学广博的欣赏力，如何有助于学生。只看看教育部课程标准，在初中一年级教本中，语体文即占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语体文依然还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学，怎么能教？这不特是学校的疏忽，简直是教育部的过错。

　　我很盼望听听您对这问题的意见。

　　沈从文。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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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读经

　　上年来各方面常常可以听到“恢复固有道德”这句话。说及恢复固有道德时，就使人联想起“读经问题”。两样东西原来是混在一块分不开的。广东湖南的军事领袖，据说对于这件事就特别热心。且闻从今年起，两个省分凡属学校，不问学生大小，皆一律实行读经。人若不是个傻子同疯子，必会明白，徒然提倡读经，对于中国当前或以后一系列严重问题毫无补益。如今居然有人提倡，有地方实行，可算得是很稀奇事情。把提倡读经的原因追究一下，我们便可以知道读经空气越来越浓厚，不外乎一二在军人幕中挥鹅毛扇的高等师爷，稍稍读了点旧书，各在那里做梦，梦想用“儒术”来治国平天下。他们有了说话机会时，因此就怂恿当局、谄媚当局，旧事重提，试用试用儒术。领袖们呢，自己或者是个秀才出身，也读过几本旧书，自然容易迷信儒术。或者本人一 字不识，正因为一字不识，便相信这些军师的愚妄意见，以为目前的天下国家，即或不能由读经弄好，至少社会秩序还可望从这条妙计上恢复安定。于是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读经”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这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迷信儒术的文人武人，妄想巩固个人的地盘、饭碗与权力所作的一种极荒唐打算。就算这些军师这些大帅也希望中国比目前稍好一点，动机是“为国为民”，但他们的知识，只许可他们知道中国有几部经书、中国有这种政术，因此拿来应用，方法可并不高明。

　　读经既牵连所谓恢复固有的道德，道德是什么？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在节制与牺牲。（它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它同法律性质稍稍不同，但用处却与法律相似。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它能控制人类行为，却仍然由人类行为支持它。人类自然不能缺少道德，但道德也同法律政治一样，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此一时需要，稍过一时又毫无存在的价值。积极提倡道德的有两种人：一为政体统治者的帝王，一为思想统治者的宗教家。对道德取抗议态度的有三种人：一为有见识的思想家，二为诗人，三为革命者。前两种人照例拥护固有道德，后三种人却常常否认道德，修正道德，或创造一新道德和旧的相对抗。想要运用道德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 件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得先明白它的变动性。一个有头脑明战术的现代军人，他训练士兵时，决不会要士兵抛下机关枪，来学习拉弓射箭。一个有头脑懂政术的政治家，他真会为民族打算，也就决不至于再迷信两千年前几本书籍所提到的作人作事方法可以救国！道德本身只是一堆名词，抽象而不具体，用到人事上时，还得把它很艺术的混和在一种形式里。要提倡“礼”，与其教人读一点钟的经书，不如要他们好好的列一次队，把学校规矩弄好，秩序弄好，礼就来了。要提倡“义”，若能把读经一点钟时间，换作爬山下水去救一个人，也似乎比较实在一些。其余所有经书上的道德字眼儿，无一不必需艺术的转到另一件事情上去，方能发生效果。若不明白这一点，却只抬出经书来，想从读经上作天下一统的梦，那与张宗昌当年翻刻经书，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比。纵将来经书流遍天下，每人皆熟读成诵，对国家本身的上下贫穷与遍地毒物，能救济不能救济？对国外的飞机，大炮，洋货，牧师，能抵抗不能抵抗？

　　目前一些提倡读经拥护读经的人，除了军人还有不少名流大官。这些人自己是不是当真把经书好好的读过一遍，说起来就不免使人疑惑。若果每一个人真能平心静气，来把《诗》、《书》、《易》、《礼》、《春秋》精读一遍，再想想目前中国是什么样一种可怕情形，就会了然上古典籍不能应付当前事实，或许再也不忍心随声附和，让烟鬼的子孙还来用经书毒害一次了。

　　退一步说，当政者倘若有人读过经书，而且得到经书的益处，作人有大儒风度，作事具儒家精神，个人的确相信经书是一种宝贝，一副良药，且相信令人读经真算得是一种救国政策。那么，当前应该读经的，实为下面几种人：一，国民政府大小官吏二，国民党各级党员三，国内各种军人因为这些人正是当前社会国家的直接负责者，政治不良这些人必需负责。希望国家转好些，也就得先把这些人弄好。

　　广东、湖南政府有提倡读经的决心同勇气，最先就不妨用它来甄别官吏，奖惩党员，升降军人。如今上述三种人不闻有读经消息，却把它派给小学生，对子弟辈如此关切，对当前事如此马虎，使人觉得不易理解。

　　若说小学生即将来的民族中坚分子，也即是将来在这块土地上应付多灾多难命运的公民，要他们读经，为的是替他们将来设想。我们明白如今年龄八岁到十二岁的小国民，当他们二十来岁时，必然遭遇下面几种严重问题待他们解决：一，中国经济破产以后的穷困；二，中国因国际大战所受的蹂躏以及战事结果中国所受的宰割；三，中国因二十年来毒物流行所产生的结果。

　　若欲训练他们的身心，使他们将来长大时能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担负下这种沉重责任，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岂是读几本经书所能收效？目前湘粤负责者假如真肯为他们青年人设想，与其勒迫他们读经，不如在最近的将来，呈请中央，把全国学龄儿童来一个五年计划，施以强迫教育，输入几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一，吃大烟的极不道德，爱国家用国货的极道德。

　　二，强健勇敢的极道德，懦弱懒惰的极不道德。

　　三，作人正直，坚忍，结实的极道德，遇事悲观不振作的极不道德。

　　四，迷信鬼神的极不道德，对科学有兴味的极道德。

　　一
面用社会生活来培养这些道德观念，一面用法律来辅助教育所不及，务必使每个青年人具有一种新国民的性格，即当大难来临时，各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与能力。且使他们在无论何等境遇下，皆不至于如现在负责者那么徒然迷恋过去，疏忽当前。使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形下，又总不放弃公民的权利同义务；换言之，便是他们还想活，还预备好好的来活！五 年计划完成了，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看看。要这样子，方算得真为他们设想！

　　一
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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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责

　　八年前国共两分裂时，湖南省发生了一个清党运动，各地方皆有许多许多青年，从县或区党部与学校课堂里，被人簇拥去割下头颅示众，或在什么会场上与请愿地方，当场用火器扫射而死。这类流血事情虽小乡小镇也受了传染，损失简直无从统计。这些流血的青年，有的年龄不过十四五岁，（其中女的不少，浏阳地方还杀过十三岁的女孩子！）当时那么大规模流血，或许有他必需如此处置的理由，认为杀人便是在那里“尽最高的责任”。这一来，活人的记忆里，便只能永远保留了一个痛苦印象了。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还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历史如果象一 个环，那么，再过十年，倒回来的是个什么世界？是礼乐复古，王道治世，戴花翎的长驱入关，还是……历史照例不会如一个环。虽然有些人怀了这种迷信，迷信背后且有种种促成的原因，使少数读书人亦不免一时蔽于迷雾中，以为历史可以逆转，循古是一条出路。然而不成。一 切水皆得向海洋流去。最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有个“明天”，必更注意那个“明天”，而且是个想出办法去如何安排一切使合于明天环境的人。他不会为过去发迷，且绝不误解历史，以为用“过去”可以安顿“将来”。他明白“今古不相法”。他相信在人事上顺逆之间，就寓有个人权势与民族生命存亡之兆。聪明治国者若具有一分聪明九分勇敢的精神，凭这一分聪明应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那九分勇敢必可造成一 页新的历史。若具有九分世故一分傻干的精神呢，这九分世故使他趋于保守，那一分傻干也仍然会否认历史向前直闯。若除了十分迷信他无所有，除了迷信旧的方式，用它来对付当前与未来一切，不作别种新的打算，国家不会上轨道，有秩序，即想维持现状，事势也不许可的。

　　如今南北有四省皆已提倡读经，这原因当由于各省负责者明白国家样样不如人，一切干不过人，“攘外必先安内”，总得想一条出路。我们不妨相信，这找出路的动机是值得尊敬的。但这些为国家想出路的人，大多数是久历戎行，自以为在尽瘁国事的军人。他们从戏剧或什么书上知道历史上有个伍子胥，有个岳飞，被后世称为忠臣（国家这时节是需要忠臣的时节）。时势既然还不许他们作伍子胥，又不可能作岳飞。

　　身边几个划策设计的幕僚，则尚未忘却革命军北伐时代所受青年人的轻视与忽视，一面看看时代风气，影响到家中儿女如夫人的行动也真不小，因此“儒道治国”，用经书困辱青年人的政策，先在“文治派”心中成为一个公私两便的有力观念，一有机会时，把它贡献给省主席，省主席大约也想想：“老的给他一碗饭吃就行了，平时捣乱的全是年轻人，这倒是一着棋。”因此读经救国的空气，由南而北，很自然的慢慢地“来”了。据他们的意见，这自然是中国一条出路。他们想出这条“路”的原因，除如上述及以外，不容易寻觅更好的解释了。

　　不拘某种经书，尽青年人熟读成诵，实在无从使他们应付明日中国的种种困难，那是显而易见的。就因为中国目前并不是被符咒弄坏的，符咒当然也不能使它即刻转好。负责者倘若真关心国家的将来，能为国家打算盘，又要来尽一种“最高的责任”时，或想训练青年，得到青年，皆绝不宜用枯燥经书的诵读来折磨他们的神经，却正需要无数活泼新鲜玩意儿，排泄他们的感情，爬梳他们的郁积，发扬他们的志气。

　　与其要他们注意两千年前的断烂朝报，简易人生观，琐碎而不切于时代的丧葬礼制，就不如用国家力量，集合国内专家，把国民所必需的几种基本道德，加以讨论，用一个新的方法，编成些简明合理与现代精神不相违悖的出版物、电影，以及一切游戏玩具，广播流传，有力而易于收效。如只会单纯提倡读经，经书不发生影响，则糟蹋国民精力，毫无代价。若发生影响，使全国人民尽成及格秀才，更挫折国民应付当前与未来环境的勇气。总而言之，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这些官家如此热心，实因为这些官家历史知识不如内战经验充分，把复杂社会看得同简单兵士一样，因此方法误用。他们在“尽责”，可并不知道是在误国害人。

　　如今援引历史提倡读经的人，既不明经，也不习史，读经又好象已渐渐见诸实行，国内研究经史的专家，到说话的时候了，应当各自老老实实发表一些大胆而公正的意见，纠正这个行将普遍传染的风气，方是道理。“儒道治国”不是句可笑的话语，过去某一时代曾有人用它统一安定过中国。然而如今来运用这个政策的人，至少得先弄明白经书的坏处与好处，看清时代，看清环境，方能行使这个政策。何况我们还有个教育部，各省勒迫大小学生读经，教育部当局似乎也得尽点责任，向国民说明教育部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我知道许多人皆希望教育部能在读经一件事情上表示一点态度）。若不承认读经是大中小学课业内的事，那么，有些省分业已施行的办法，值得注意。若承认读经是必需的事，那么，所有课程标准得根本改变，决不宜那么含含混混下去，使作教员作学生的徘徊歧途，不知所从。

　　我希望尽责任的感觉，在教育部同专家方面，也不下于各省主席。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有出路，且都承认中国得找寻一条比较方便的出路。既然有人在提倡读经了，这是不是一条出路？路走不走得通？公平的讨论决不犯什么罪。若因为提倡的是另一种人，其余各方面就避嫌不便说话，那是逃避责任，此后读经所发生的恶果，算起账来诸公都应记上一笔。

　　一
九三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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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

　　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玻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
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
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须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与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 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

　　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 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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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青年朋友

　　本省今年的集中军训，旧历中秋就告结束。这次集训留给多数人一个不良印象，实在无可讳言。失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对负责方面言，不如过去平沪集训之有计划，有办法，一起始就看得出。对受训学生言，把集训当成照例的故事也有关系。我是个吃过军营饭的人，深受入伍训练严格的益处，明白它意义的重大，所以想把失败责任的一部分，放在青年朋友对于军训态度上。大家由于过去对军训的态度，只把它当成一种“大学生受委屈的义务”，从不把它当成“作国民的义务”，这种轻军训的态度，就可以使集训陷于无可避免的失败。大家都以为打仗是粗人干的事情，有团长、营长、班长、兵士去负责，在大社会分工合作意义上，大学生另有大学生的职务。因此在受这种特殊教育时，不仅仅是没精打采，十分勉强，并且许多还在有形无形之间加以反抗。这只要各人想想，平时对于校中军训的规避与嫌恶，就可明白。这种态度的形成，和过去中国政治状况自然极有关系。中国是个雇佣兵制度的国家，吃粮是某一种人的求生方法，并不是全体国民求生的方法。吴大帅有他自己的军队，张大帅也有他自己的军队，或以人为单位，或以省为单位，他们闹意见时，就发生战争。若就过去二十年种种内战来考察，打仗的确不是大学生所应作的事。亏得大学生不参加，少作无味的牺牲，为国家保存了些元气。（大学生本来的用处，是能够从学校中学得若干普通知识，弄明白某种专门知识的路径，到毕业后，看机会和能力，或升学，或教书，或转入相当机关服务。国家若有组织，政治上了轨道，大学生的出路必然如此。）中国近数年来在建设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各部门学问，如考古和地质，……有点成绩拿得出手，都可说是大学生能在分内尽职的结果。可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是视需要随时变迁的。即如说战争，过去军阀时代的争夺内哄，我们处于一个旁观者情形下，不合作，不过问，事办得到。可是现在大敌当前，举国同仇，何况对方又是一个凶狠横蛮的民族，五十年来处心积虑，用尽各种鬼蜮技俩，豪夺巧取，侵略我领土，削弱我民族生存能力，想慢慢毁灭我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我们力图自卫自存而战，这完全对外的战争，当然人人有分！

　　现在这种战争已继续了一年，在为中华民族自卫自存勇敢作战光荣牺牲的，伤亡已将近百万人，参加战争的，动员不下三百万人，因战争影响，死亡流离的，不止两千万人。在战场的后方，每天必有一百架两百架敌人飞机，载了上百吨炸弹，到处随意轰炸，大学校被毁去的约三十校。在我阵地上，还每日有数百吨极猛烈的和有毒气的炸弹爆裂，多少人在这种光景下挣扎拼命！试想想看，这是一幅如何凄惨、壮烈的图画！凡稍有血性，不愿自外于中国国民的青年，都必然会明白这战争的意义如何严重，如何与过去内战不同，如何需要把自己力量加到上面去，方能抵抗强敌，免于战败后作亡国奴！大学生知识比一般国民都高得多，对于这次战争的意义也应当认识得更深刻。近代战争重要在“技术运用”，新兵器和新战术，两方面都离不了“人”，必需人在一单位上能尽职，在一群中又能协作，方可望产生良好效果。使人人能在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情形中尽职守分，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一种极端严格的训练。大学生在平时固然是个“特殊阶层”，在战时却只是一个“国民”。军训的目的，即或不是这时要大学生参加战争，至少也是希望国民在这种教育上，明白战争是怎么回事，有所准备，到需要时，还得照学生所习熟的一句话“迎上前去”卫国守土。

　　本期集训之初，即发生“训练不合法，待遇太差”的纠纷，所谓不合法，是大学生不宜再受入伍士兵教育，所谓待遇太差，不过是住得稍坏吃得稍坏罢了。青年朋友以为入伍训练便近于受侮辱，待遇差更近于受虐待，纠纷的起因如此，理由如此。到后负责者方法变更，纪律一马虎，青年朋友装病告假人数之多，用说谎取得自由，以及滥用自由，得自由时俨然一个流浪汉的所作所为，说来就不免令人痛心。天真烂漫固然难得可爱，但许多人若到了应当思索个人与国家，生存方法与生存意义的年龄，还天真烂漫，不知自爱，自重，不以说谎为羞，不以懒惰为耻，不以糊糊涂涂拖混为可怕，把读书也当成家庭和学校派定的义务，不认为是自己的权利。不肯受初级训练还可说是反抗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到无人麻烦时，自己还是不会振作自己，这就难言了。在集训期间，正义路上随时都可以遇着一些神气萎萎琐琐，走路懒懒散散，或者有时且同一只松鼠一样，一面走路一面从容不迫咀嚼瓜子松仁的学生。再到什么宿舍去走走，卧房中的杂乱无章，以及三三五五同学兴趣集中所在，吵吵闹闹，令人感到时间之浪费，如何骇人！大学生对于将来的建国责任特别重大，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学生吗？这是受军训的学生吗？这些人究竟是为什么活到地面上？

　　这些事看来很小，其实却异常重大。因为从种种现象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一部分大学生，活下来实在不知为什么活。对生存竟象是毫无目的可言。行为是呆呆的，脑子是木木的。既少严肃，也不活泼。任何好书都不能扩大他的想象，淘深他的感情。任何严重事实也不能刺激他的神经，兴奋他的正义感。归究说来，这些人活下来传世诀，竟仅有一个混字，考学校时混及格，入学校后混毕业，出了学校到社会上讨生活，还是混。进取心毫无，对国家改造的雄心与大愿更极端缺乏。唯一见出他还象一个活人，还在活还想活，不是求生技巧的进步，倒只是环境有点混不下去时，如何觳觫惶恐怕死逃生！然而这种怕死的情形，却正反映出这种人如何愚蠢与无知！我们都知道关心前线的阵地转移，可疏忽了后方的萎靡堕落。这不成！如果军训入伍教育受得好，或另外能从书本上稍稍输入一点作人教育，就不至于有当前这个现象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可悲现象虽存在，也可说是“少数人”的事，是“过去”的事。另外多数大学生过去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希望将来把知识和能力献给国家的精神，仍然是到处可见。如本市昆华师范学校被炸时，许多学生和某某教授对于救助伤者的种种勇敢精神和行为，实在使人敬佩。如今战事还在继续延长扩大，国家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个人所处的环境也越来越紧张，前方和后方对战争意义虽不同，态度却需要相同，最低限度是不气馁，各尽其责来坚忍支持，死亡不幸分派到头上时，沉默死去，死亡还不近身时，有一口气，就得打起精神好好的来作一个人！西南联大学生大多数是由沦陷的平津京沪各地来的优秀分子，几个地方的学生，平时以领导全国青年运动着闻，活动是常态，消沉是变态。这时节青年朋友可做的事情正多，即或不能向社会有何主张，至少在同学中造成一种崭新风气。纵不能上前方同敌人作战，还可在学校中向“懦怯”、“颓废”、“萎靡不振”以及种种充满于一部分学生心目中的不良倾向消极观念而战。青年朋友不是都觉得入伍训练早已完成，训练的反复近于侮辱？入营后住的坏吃的坏是受虐待？我们若能够把受过入伍训练以后，还缺少军人勇敢沉毅的气质视为更大侮辱，把住的好，吃的饱，活下来无所为无所谓视为更难忍受的虐待，若人人都能律己自重，都具有“天下为己任”的仁爱雄强作人精神，都肯改造自己，在某种生活态度上简朴单纯，爱秩序，守纪律，完全如一个大兵，明日的一切情形会与现状不同许多。我盼望有这种青年朋友，且相信有这种青年朋友，从本身起始来努力，作一个人，作一个中国当前所需要的国民，先在生活态度上，建立一个标准，一种模范，由此出发，再说爱国，救国，建国。

　　一
九三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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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种态度

　　近十多年在各种刊物上最常见的是“民族精神”字样。今年又为“精神动员”。就常理说，所要准备动员的“精神”，应当就是先前一时谈及的那个“民族精神”。可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历史上起大作用，在当前抗战、明日建国两件事上且具有种种可能发挥的伟大力量，是些什么？说到它的却似乎并不多。因此民族精神这个名词，转成坚实勤俭行为，表现上好象极具体，实在很空泛。固有“精神”有些什么东西，值得发扬、恢复、光大，倒不曾提及。谈什么东西文化的，也照例抛下这个名词，不作诠注。仿佛大家都已常常提起，大家就应当早知道了。凡知道了的，自然不用再说。可是看看各方面论客的持论，便可知这名词意义十分暧昧。解释民族精神伟大处较好的，还让冯友兰先生最近在《新动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题名《赞中华》。就中说起中国伟大，实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薰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或“有所为”，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并以为两年来的抗战，军事上虽败北崩溃，政治上反而越打越进步，处处见出新机，就显明表现这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值得重视，且因它的存在，值得乐观。冯先生话说得很好。从全面看，中华民族在儒墨道诸家思想涵育中有个光辉灿烂的明日，自不待言！惟从部分人观察，似乎就有点不同。我意思是我们倘若肯具体一点，试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某一部分留在后方的知识分子来观察，看看这些人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究竟受有多少影响。所得的结论，我们会不免失望。我们会发现原来儒家的“刚勇有为”态度，墨家的“朴实热忱”态度，道家的“超脱潇洒”态度虽涵育于一般人中，影响于“读书人”却不怎么多。“读书人”是个通泛名词，我这里想借用他专指现在教书读书的一部分人。这些读书人知识虽异常丰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知识仅仅成为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严肃”用于门户之见，与信心坚固无关。“潇洒”近似对事马虎，与思想解放无关。真影响他们支配他们爱憎取予的，差不多总是一个小小团体，一群数目不多的朋友，三五同事，七八同学，十来本书。（团结他们的，有时还是一桌麻雀牌！）若说以前人受家族制度拘束，现在可说受生活团体拘束。因为生活范围小，所以个人兴趣窄，公众精神和服务情感即不大发达。儒家最美丽的认真“为公”精神，在读书人中且有日趋萎缩之势。好些名分上应属于“公”的，这些人作起来更容易假公济“私”。这类事大致随处都可耳闻目睹，也用不着多提了。至于因老庄思想而来的满不在乎处，读书人不免受日常吃喝起居习惯限制，看不出什么超脱飞扬意趣，易发现的，倒反是容易把生活观念粘滞在人我小小琐碎得失上，施展不开。不特行为矜持拘泥，装模作样，即想象表现于文字语言时，亦无不显得非常贫薄无味。凡此种种，多属眼前事实。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形成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弱点，蕴藏于内；表现于外，则是无生气，则是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若承认儒墨道哲学思想，刚勇、朴实、超脱，与这个民族光辉不可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前读书人中正如何缺少这种优美德性。因缺这种优美德性，所产生的病态，实在相当严重。大家应当就见得到想得起的事情从小处努力，尽可能来谋改善。假若拿笔的朋友还相信文学艺术在社会上有一点力量，新的文学艺术便可从这方面下手，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有心人应当承认用这种态度来写作，似迂腐，实健康。虽易触恼当前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少数有权威性读书人，对于另外多数将来读书人，或者还有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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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

　　——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

　　××同乡：

　　一
九一七年秋，我离开家乡后，就在湘西十多县来回转，受本县人所受那种“教育”。老老实实说，就是追随一个军匪不分的游击部队，这里那里流动各县各乡寄食。客店里，破庙里，船上，税关上，无一不住过。有什么吃什么，到必需走路时即刻背包袱上路。有事干不管大小，照例不辞。无事作也拖拖混混，不甚忧虑委屈。有关学习，总是就情况许可，尽力去找些杂书看。这种教育我整整受了六年。现在和别人谈起，近于一种奇迹，但和同乡朋友比较，还是大家一样！

　　（若说过去受苦，一定有许多年轻同乡比我还更苦。若说未来希望，这时节只要大家肯干，希望实在比我大得多，机会也比我好得多。）一九二二年，我忽然发生另外想头，觉得这样混下去不成。世界很宽广，得趁年纪青，气力壮，多见点世界。所以离开家乡，独自跑到北京，忍饥挨冻，生活再困难也不绝望。

　　在北方十多年，离乡太久，太远，极惭愧，对地方什么忙都帮不上。可是总努力作个硬朗的人，保持湘西人的长处，不敢堕落丢地方人的丑。年来从亲友口中和通信上知道好些同乡已由学校转入军队，成为前途光明的少壮军官。有些又在连年内战中牺牲了，失踪了。有些又发了财，已作了戴铜盆帽的新式员外。更有些持身不大谨慎，沾染了不良嗜好，坐守家中，很艰难困苦无望无助打发日子。正如昔人所说，十 年兴败许多人，令人感慨。在事业上成功的，我十分敬重，在生活上失败的，我也非常同情。正因为我知道有许多同乡，本质都好，体力和智慧，全不下于人。吃大亏处只是对生活缺少向上理想，缺少现代人的训练，不肯用新习惯管制自己。且由于地方闭塞，拒他性特别浓厚，对外来有意义思想照例不大瞧得起。为人虽勇敢，用不得当，依旧常常表现在个人私斗和意气争持上，追求知识的勇气并不多，改革旧习惯的意志尤难持久。精神上独立性不发达，因此在谋生方法上，有一领袖，尚可因缘为生，领袖走开，就不能独自为战。加之结婚太早，易为妻室儿女累，到有所图谋力争上流时，又牵牵绊绊脱身不开。失业一久，嗜好上身，更自然而然养成一 种极可怕的消极悲观心理，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如此，把屯蹇付之“命运”。记住家乡两句老话，“时来运来，门板挡不住，时去运去，绳子缚不祝”一切有命，不可强求。又不屑于作小事，扎扎实实守住本业干下去。更不屑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惟坐以待时。有时机会已到，因体气衰弱，无决断心，亦不免轻轻放过。少数同乡因饥寒交逼，对人事悲观心理渐转变为行险徼幸，于是闹成地方问题。当事者明知其事，不作理会，激迫生变，终于燎原。然而同乡得些什么？集众千百，龙蛇不一，凡无知之徒所作所为，无不该为同乡所作所为。同乡得到的，不过“鱼肉地方”一个骂名而已。

　　去年十二月，我回到长沙，有朋友请我吃饭，就被人称为“湘西土匪”。当时以为只是无意中说的笑话。后来又听几个同乡前辈说起家乡年来种种，我觉得很痛苦。我知道，倘若内政清明，外来地方官吏能不以征服者自居，爱民，恤民，家乡老百姓绝无生事的道理。以身许国的壮士，能得一贤明有威望人作领导，人人有饭吃有事做，更不会啸聚为匪。如今一部分有为青壮，铤而走险，以占山落草为荣，且认为是唯一自存方法，地方负责者，实在应当自疚，忏悔。到后，又听说现政府很明白这问题，行将有一个办法，使爱国者不至向隅，欲抗日者不致无从抗日。当局或将请同乡所爱护信仰之领袖，勉为其难，负责收拾地方局势。听过这消息后，我很高兴。方以为国事迫蹙，在在需人。这次抗战，湖南同乡诸勇士卫国守土精神，使人感奋。嘉善之役，本乡部队血战七日，后来者行将更有所表现，自不待言。个人即不能追随同乡之后，上前杀敌，至少必忠忠实实，就力所能及将同乡所得甘苦经验，写成一本书，给全国人知道，先前他人诬湘西地方为匪区，诬湘西人士为土匪，种种不能辩、不足辩之诬蔑，湘西健儿将用对外流血来说明。湘西人过去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不乐于作匪。只要领导得人，实在是重造中国不可少的一分子。同时也使我家乡后起之秀，在建国大业上，知所以自爱自重，奋发有为，不落人后，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湘西人争一口气！谁知过不久，又听说情形有了变化，理想不可期，详细经过不得而知。只知道问题甚多，各方面都有问题。

　　国家已到这种样子，要把它弄好，绝不是一二人坐而谈起而行就可上轨道。大家既认为湘西问题极复杂，想解决它，不从各方面来认识，如何能解决？我因为生长地方关系，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且坦白无私，想就个人所见所信，对于这问题从各方面看，负责者宜如何认识湘西，湘西人——正当士绅，青年学生，在乡军人，应如何共同努力，来重建一湘西。小言之，地方能安定，大家可少受点痛苦。大言之，地方能安定，方可望建设繁荣。可是糟得很，话一说出就有人疑心“这有用意，有作用”，不容再说。“国家有道，庶人不议政”，于是我不再作声。政府倘真正关心湘西，能把湘西治安维持，人民痛苦减轻，为地方积德造福，使国家无后顾之忧，岂不很好。所以见报上说某某部已经点验了，某某人已经表态了，我个人总觉得特别快乐，并不因为个人意见受限制而难受。可是直到现在，有好几个县分还是行旅戒途，不易走动。春耕在即，匪势转炽。这些事当然不是同乡所能负责。主政者对于问题根本，或许还待有更好认识，自不待言。

　　同乡中自为雄长各不相下心理，也不足使一切事难于进行。救国不分大小，不是一个人的私事私利益，大家若都想作“大官”，不想作“大事”，如何抗日？平时作官，官作得越大，就越威武，好处越多。这时是什么时候，现在敌人正在我们中国另外一大片土地上，日夜杀人放火，把妇女不管老幼，捉去轮流奸淫，把小孩子戳在刺刀上玩，任意糟蹋中国，充分发挥兽性。你个人在本地方即或官做得再大，有什么意义？有一百枝枪，一千枝枪，拥众割据一个山寨，就自称为总司令，总指挥，不管地方受得了受不了，对国家是不是个罪人？政府如今需要人民参加抗日，你们若还为官职大孝待遇厚薄斤斤计较，不肯把对国家的责任心理改变过来，当不是坐失爱国机会？年富力强的，作兵士，官长与士兵，名分虽不同，价值可一样。一个真正爱国者，上战场时只看能不能尽职，不会嫌官大官校我有个朋友，五年前辞了国立大学校长职务，亲身跑到北京一个小学校去教书，教他自编的课本。要做一 个人，这点苦干硬干精神，值得学习。

　　读书人事情且不说，说说同乡容易知道的。这次一二八 师全部官兵，在嘉善一带地方，用一些简单轻便武器，奉命参战。某一营官兵，藏在壕沟里，和被炮弹炸成的孔穴里，任敌人飞机大炮拚命轰炸，一天落下六百枚炸弹，还是死守阵地不退。到后一营兵士仅仅剩下十六个人，营长负伤了，连长排长死光了，这十六个同乡，见敌人前进，居然还爬出壕沟，和敌肉搏。另外一次，因为阻敌前进，必须炸毁公路上的桥梁，有三十个同乡，从公事中爬出，带了炸药、手榴弹、轻机关枪，从水田里爬到桥边去。目标被人发现后，七架飞机给三十个勇敢同乡，投下一百多枚炸弹，每人平均约三四 个，附近被如土地同新耕过的田一样。三十个人死伤了二十 四人，剩下六个。有两个兵士，居然爬到桥边，抛了五个手榴弹，把桥头敌人机枪阵地消灭后，终于把六十个黄色炸药包绑在桥边撑柱上，用雷信接火把桥炸毁了。这兵士一个姓滕，是黄狗冲乡下的，一个姓宋，城里人，年纪都只有十六 岁。另外一次，有一个连长，在掩体内作战，腿上、手上、脸上，带了轻重三次伤，兵士要他退下，他不肯退。一连人大部分已伤亡，只剩余十一个年青兵士。这连长和十一个兵士守在一个最不利敌人同时又最重要的地点，末了工事被炮弹击中，那连长只剩下两只脚，被那唯一生还的忠勇的勤务兵抱回。连长姓陈，廖家桥乡下人。

　　这类慷慨激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说不胜说。只要想想，一师人开到前线去，血战七昼夜，白天敌人三四十架飞机轮流来轰炸，晚上部队又得趁方便夜袭，有些同乡工事和后方隔绝了，七昼夜不吃，不睡。血战的结果，四个团长受伤，四个团附死去三个伤一个，十二个营长死去七个，伤五 个，连排长死去三分之二，负伤三分之一。兵士更难计。看看这个数目，就可知道同乡在前线的牺牲如何大如何壮烈！他们为的是什么？不是爱国家，拥护全面抗战，谁能如此勇敢牺牲？这个部队向来是被人误解轻视的。总以为是土匪，是从土匪窝出来的破烂队伍。由于长官识大体，士兵能服从，为地方争气，为国家争气，一切从远处看，这点委屈上下都始终忍受。苦一点，忍受下去。待遇薄一点，忍受下去。三年来转调各处，上下吃苦，毫不灰心，一直到全师被一列火车，半夜里由杭州载运赴最前线去，从一个破烂不堪的车站下车，无一个参谋部人员指导，无一个向导带路，在湿雾迷深中搜寻派定防守的国防工事。全城人已走空，只剩下一个县长，手提一串编了号码的国防工事地堡钥匙，把钥匙交给了来接防的副师长，便随同那一列军车走了。刚刚得到位置，天一亮，大队敌机即来轰炸。你想想看，被敌人炸了整整七天！直到任务完成后，才奉命调回后方休整。一些兴奋过度，饥疲交攻，面目和衣服全是血污和泥土的剩余官兵，集中在杭州车站旁，听候训话，还是默然忍受！谁不是母亲十月怀胎血肉做成的身体？谁无妻室儿女？谁不对生活有点希望和野心！可是知道国家事大，个人事小，就始终只有忍受。死的死了，早在责任所在土地上烂了。受伤的由于当时战事过于激烈，来不及救护，留在阵地，被敌人刺杀，同样烂掉了。仅有一些未负伤的，至今还在前线作游击战。（前不久报上登载一勇士手杀四敌人，烧汽船七艘，就是我们同乡所做的。）负伤返回 后方治疗的，创伤刚好，还不到休养期满，又已经于日前作为荣誉军团，在常德接收了新的补充兵，赶上前线。这些人急急忙忙跑到炮火下去，有什么好处？作官长的何尝不会在家享福？作下级军官的何尝不会在家休息？不顾大局的何尝不可以上山落草？可是战事教育了他们，他们都知道要国家存在，个人方能够存在。国家破亡，个人除了作无心肝的汉奸，狗彘不如，国一亡男的行将给成为敌人的牛马、女的不拘老幼都得受污辱。他们知道这种情形清清楚楚，不忍看中国人受苦，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继续上前作战，他们的口号是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象个湖南人！才象个镇彘人！他们大多数是你们的同学，同乡里街坊，有些一定还是老同事、表兄弟。他们能够这样勇敢，你们岂有不如他们的道理？你们还好意思用任何理由对国事不过问？

　　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如今最残暴最丑恶的莫过敌寇，最需要帮助的莫过我们苦难的国家！

　　最近于英雄行为的莫过齐心协力共同抗敌，最得人敬重的莫过于到前线去收复失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乡真有眼光，取舍是极容易决定的。一个人充其量能活一百年，活得有意义有生气还仅仅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来的内战，从中升官发财的固不少，但个人虽升官发财，对国家实在毫无好处。这种升官发财的内战，现在已成过去，国人都知道不宜再有，也不应当再有了。千载难逢对强敌的抗战，如今却正在继续发展。同乡报国机会既多，实在不应当自外于中国国民。

　　我说的话很坦白。我不是要作官（因为作官对我一点不上算），不是袒护谁（因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不是为私人利益（我从无发财打算），只为自己是一个国民，一个镇筸人，眼看国事那么严重，十多年不回家乡，一回来就见到两种现象：一种是大群刚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同乡，有些创口尚未全好，因为知道前方需人，又各自不声不响离开了他的家，抛下了年轻的妻室和周岁小孩子，向前走去。另一种是本乡或邻县，听人说有多少房子被焚烧，多少人家被抢劫，多少重要事不能进行。把这两种现象对照起来，心中难受得很。凡稍有人心，总不免堕泪。稍有人性，总知道“捍卫国土”和“糜烂地方”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被骂名。话即或说来无益，实在不忍不说几句。大家试想一想，若觉得我说得对，一切从好处做，如今并不迟。若觉得不对，过一阵会明白，只图个人出路，忘了国家，得不到多少好处，良心上真说不过去。

　　爱国方式原有许多种，可以自由选择。同乡若觉得这时出外不相宜，还等待相当机会，未尝不可以。目前前方作战需人，后方安定同样需人。在后方，总得努力设法要地方有秩序，莫堕落在乡军人的令誉，使身在前方的同乡灰心。安定地方不只是衙门中几个官的责任，也是一般人民的义务。在城在乡办团防，组织地方义勇队，保卫地方，可作的事正多。

　　同乡谭先生在城区所有的工作成绩，就是一个好例。我湖南辛亥以来，为革命献身诸前辈，如黄兴、蔡锷，遗风余烈，相去未远，事在人为，愿各同乡努力。

　　沈从文

　　一
九三八年冬，在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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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变作风

　　古诗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日月转易是个自然现象，感慨话用不着说，空洞乐观也无多大意义。我们既活在炮火中，总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愿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么样就会好？值得思索思索！

　　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求发展，求生存，更为了尊重一个象征人类光明进步的原则——民生主义，独立作战快有三年半了。战争虽一时失利，可不气馁，虽被强敌侵占了许多土地，大都名城，小县小镇，或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砾，不以为意。最能明白体会到这种战争意义的，恐无过于报人和学生。这两种人一定都能知道，我们其所以应忍受，能牺牲，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这战争总有一 天会结束，我们却必须终其一生，永远保留这个作战的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国，打败仗时方可翻身。

　　但“战争”这个名词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后面也同样要人。目下前面我们有两百万武装健儿，与敌人在广大土地上周旋，在后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们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我们应当承认，直到如今为止，后方有许多事都近于消极应付，不是积极进行的。即有关国防设计各重要事业，负责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懒作事，不会作事因而误事的，也就到处可见。公务员之不讲效率，对生命无目的，无理想，可是显而易见。且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既缺少一种高尚感情，当然也就缺少用那个感情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原则的勇气。说抗战，固然有两百万战士在炮火中，说建国，用那么一群人来支持中层阶级处理国事，从何说起？在这种情形下，个人以为趁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检讨一番，看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还有多少潜伏力量值得好好发掘。国家忧患那么深，国民责任那么重，如我们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知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提起这一点，试从近二十年过去国家社会的变迁看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且会承认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后，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对社会改造有多大贡献，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贡献。

　　这种贡献在过去，是用如下形式产生作用的，即报上有一栏社论，对社会各方面作广泛的善意的批评，以及合理的建议。又有一栏名叫副刊，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学术论着，罗素、杜威的演讲词，以及男女解放社会改造各问题，鲁迅、冰心新文学作品与读者对面，都是由副刊来负责的。它的作用大意义深，是有目共见的。因为报纸每天出，分配又广，自然作用大，意义深。且无形中又有一种公众裁判，凡报纸知为国家社会福利设想，即受爱护鼓励，若只图一时取巧，或以不正当目的争取读者，不可免要受鄙弃。因此报纸本身也就得到极大进步。抗战以后国内各处报纸有个共同现象，社论多偏重国际问题，或重在国内战争胜利解释与社会进步赞美，副刊则因纸张贵，篇幅缩小，或将篇幅缩减移作广告用，图增加收入，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笔稿费。

　　其实从报纸理论说，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报纸特点取消，把报纸对国家社会批评建议地位取消，且同时还把报纸在近二十 年来习惯所养成的教育人民权利取消。结果新闻以外就是广告，再加上一点极易成为明日黄花的国际预言。报纸的积极作用既已全失，办报人在这种情形下，好象除了“忙”以外也就毫无意义，看报人面对这种报纸，当然也觉无多大意义。

　　若把眼光放远大一些，我们就会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

　　在后方或特殊地方谈建国，何妨从新闻纸上来变变作风。个人以为社论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问题上来讨论来处理。这事看来小，实在并不校正因为一年变一年，人事新陈代谢的结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后就要成为社会的中坚，要在国家各部门机构上来负责任，必须给他们重造一坚韧朴实人生观，方能负责。办副刊，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也值得有一 部分向这方面发展。办报本是费力赔钱的事业，既费力赔钱，力和钱的投资，应当放在这个理想上，是毫无问题的。

　　目下有一种现象，即凡是在将来社会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学生，一部分目下还蔽于过去的习气，粘执于名词上的“前进”“落伍”，到实际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喽罗争位置，变得油滑而诈伪。另一部分又因此反应，把生命与国家分开游离起来，变得自私而小气。更有一部分却不知如何是好，日子过得沉闷而无聊，少生气，志气小，气派小，胆量小是共同情形。一个报纸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方法来处理，建设一种健康人生观，宣传对于建国的光荣以及建国意义的重大，实在是极重要的！

　　一
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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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论英雄崇拜》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惟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对面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

　　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断章 取义不是本文写作目的，不过那篇文章给个人读后印象，却不免如此。陈先生解释英雄崇拜时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见，论及中国缺少英雄崇拜时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字与活事实相互映照，想使它不发生抵触，至少在修辞上还值得细心一 些。不然，给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执笔本来意思。个人是个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还不象“卑鄙小人”，有些与陈先生不同意见，特写出来作为对这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旧书中论及英雄时，刘劭《人物志》说的大有意思。

　　他说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统率文武，使用材器各得其宜，可以谓之“英雄”。这种英雄观很显明到如今还适用。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 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 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其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提及英雄崇拜时，陈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 类人对于这个名词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势，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何人打赌，这两位伟人就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作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这其实从国内近事也可看出。陈生先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与够得上他所称为英雄的蒋先生及李白诸将军，感于迫切需要知识阶级合作帮忙成一对照。

　　陈先生以为抗战建国主要条件是“英雄崇拜”，这些受崇拜者经验多一些，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已从各种团体左献一面锦旗，右拍一通电报清楚崇拜的意义和限制，这是不成的！谈抗战，一个战线上若用十师兵力作战，攻守进退需要的全是技术和科学知识，并不单凭个人勇敢热忱与不相干的多数崇拜所能济事！上层机构要一个健全的参谋组织供给意见，下级单位要一个完备的交通组织接济弹械和给养，整个胜败都决定于知识在空间时间上运用是否得法。就为了勇敢有余知识不足，才用外国军事顾问，求助于客卿！至于谈建国，那更非知识不可。说到建国，我们会联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国大纲》。他本人的一生行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这个大着的草成，就有许多意见是折衷于老同志与许多书本而来。他就是个“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议的“神”。

　　个人以为时代到了二十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他虽解体却并不妨碍建国。如有人从一个政治哲学新观点，感觉东方的中国，宗教情绪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这问题大，决不是单纯的英雄崇拜即可见功。

　　在政治设计上想归纳或消解群众宗教情绪与传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从近三十年世界取法，这种“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与泛神方法，从群众中造偶像，将各种思想观念手足劳动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赋予一种由尊敬产生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个“伟人”身上。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拜倒，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陈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时，又举示当前兵士作战为例，以为全得力于老式通俗文学小说戏剧的英雄崇拜的好处。且赘语说亏的是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这种意见由赛珍珠说来，并不可笑，因为她是个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事情。若由现代中国人说来，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事，勉强附会，不啻说明陈先生既不明白旧小说是什么，也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若说旧小说的影响，张宗昌、韩复矩倒是两个典型英雄崇拜者。其次是近三十年来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词作借口，合伙吃血酒时且照例引用“桃园结义”典故。崇拜之中就无不有个“个人本位”意识，与文中所举康德称艺术中的壮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养陈先生所理想的由惊觉神秘而来的崇拜情绪。宗教的虔诚由坚信而产生庄严，牺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国唐代的大德高僧玄奘行传，倒有点相仿佛，但这就只有读书人能领略！若一改成说部的场面，群众就只关心到他进蒸笼被妖精蒸吃时，是否能够得救惶恐了。通俗小说虽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当前兵士抗战，认为由这些小说薰陶而来，与事实相去实在太远。

　　陈先生又说，英雄崇拜在读书人方面表现不好，实由于“五四”以来提倡“民治主义”同“科学精神”，个人主义抬头，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会因之更极端紊乱，所以再不会崇拜英雄。在战争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义，不过若涉及知识阶级，且认为他们腐化堕落时，似乎还要分析分析，不宜过于笼统。英雄崇拜情绪，在知识阶级中不发扬原因，前面已经说及，加上社会进步分工分业的结果，英雄名分与事实已不能由“帝王”或“骑士”独占，即在战争中依然被各种职业出类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过的事情。陈先生却简简单单以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结果，这倒是很新的意见。意见虽然新，却很容易象清末民初遗老的口吻。怎么会这样想而且把他写出来？这时虽是战时，要颂扬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实不必如此曲解过去！二十年前的改造运动，从最小处言，很明显即因工具运动（文体改革）成功，方起新陈代谢作用。通俗小说中旧的如《封神演义》，新的如《玉梨魂》等书，代之而来产生冰心、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团结”“统一”“抗战”“建国”这类名词，由抽象而具体，与工具的能尽其用也大有关系。陈先生说“五四的流弊是更进一步使中国士大夫阶级堕落腐败”，何所见而云然？这士大夫若指晚清遗老，民初议会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体力复竭，手边又还有几个钱，在家纳福，只等待庄子所谓“息我以死”，事极自然。这些人实与“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前社会负责者，一部分以专家身分从政，作公务员，一部分或办教育，或作学术研究，工作都相当忙，收入又相当少，守职尽分，近十年来中国见出一点进步成绩，都可说是这种中层分子的贡献。这些人受事实环境限制，能守职不能创业，事或有之。至于腐化堕落，实说不上。这种人一部分在学校教书，与社会略隔一层，或在大时代中尚天真烂漫梦想中国政体忽然凭空变成英美方式，虽尽做白日梦，却又不能如何努力来实现梦想。

　　陈先生又说“五四”造成了士大夫无人格，无信仰，虚伪矫饰阿谀逢迎的风气，且以为贪婪爱钱是共通风气，说的也有点近于笼统含混。若指办教育的，与事实不大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务员，这一点也得弄个清楚，“人格”“信仰”范围指什么而言？至于官场中逢迎阿谀，实是一件老故事，与“帝制”不可分，也可说与历史不可分，古语“远佞人”正可作例。说它由“五四”起始倒是新闻。若必把阿谀逢迎归为新的风气，仔细分析，就可知造成这个现象，另外有一个原因。十年来的党政新贵，年在三十五岁上下的，多系北伐时代学生，当时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于革命，学术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训练。北伐成功后，政体有了新陈代谢，这些各以因缘上了台。不久国共分裂，清来杀去，江西多了一个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

　　即在“中央”系统下随即又有桂系分张湖北之役，阎冯扩大会议陇海线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两广事件，无一事不与“党”争“政”争有关。既与党政有关，时局变化波澜大，许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个空洞名词。中央欲集权，从党着手，在党中先废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产生干部。党政中的中层分子，一因学问少，二因时忌多，于是将信仰对象由“真理”变成“政策”。政局既朝云暮雨，这些末流人当然即不可免各竞技巧表现长处，作人无风格，作事少思想。就中虽不乏洁身自爱者，然欲安于其位，自必唯诺取容。但事情明明白白，这问题系与“党政”有关，与“五四”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却不相干！至说文臣爱钱，对这种人也还说不上。这种人除了有机会加入财政税收机关，即爱钱亦不会有多少贪婪机会！若与同等的武将比较，恐怕还是将军们发财的居多！（陈先生是四川人，应当知道四川的房产田地，金融实业，几几乎全是大小军官的产业！）此外四十岁以上文臣因专家资格处理有关财政税收事务，虽可发财，还是十分廉洁不失书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说五 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两种观念产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官僚因缘时会，位据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间接营私，发百万财，称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国家只图统治，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因此老式亲亲主义与人情主义抬了头，是一种必然现象。救济他靠的还需要社会制度化与专家化，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

　　大凡谈论问题，能称引“过去”，疏证“当前”，预言“未来”，当然很有意义。不过批判历史，最好要明白历史；攻击科学精神，先还需要具有一点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若肯从大处着眼，公公平平来看看这个国家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及在变动中的得失，自会承认有形的社会组织与无形的公民观念，都无不在逐渐进步中。这进步实得力于统一，主要表现是国家统一意识的增强，因统一实现国家日趋于合理。这种进步现象非一人头脑万能，实与中级应用人材质与量提高增多有关，也就与高等教育有关。高等教育能有点成绩，实又得力于若干著名大学在教育范围内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运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这许是个人一种过分乐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也还可从近事得到一点证明。举例言，七七战事发生后，在沪杭两路战区铁路服务人员，作站长的或管工程的认真负责处，是中外一致赞颂的。又如目下各战区业已沦陷县分，一经收复，县政工作人员照例即随军事推进而进行各种工作服务热忱也是为人称道的。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税收言，湘鄂省区地方统税，由一个远在湘西某机关指导征收，沦陷区居然能进行，征收人员且很少有携款潜逃事情发生。问及负责人，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员是税专及其他大学毕业生，仿邮政盐务用考试制度选擢而来。说到英雄崇拜，这些小一辈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为陈先生笔下所谓“卑鄙”之徒。因为这种可爱青年，就决不会单凭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诚为国的。其服务精神还只是由于作国民的自尊心而来。正因为每个人所受的训练，刺激，都觉悟了自己是国家一个单位，要生存权利，也就有遵守社会规约的义务。若说国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这些光明进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当前较多，新英雄主义的提倡者，下笔时就知道不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还是近情合理了。

　　欧战发展到最近，英法因战争技术比较落后，两个国家标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义”于是成为一个嘲弄名词。

　　中国处当前情形中，一面得应战，一面得建国，一面得在风云万变国际混乱情形中，选择两个可靠的朋友，适应当前与未来，“国家集权”因此旧事重提。对国家有一个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并进，来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国家进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战国时代应有的打算。可是我们明白，英法倒霉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国要建国，“国家集权”与“集权国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证此，附会其词，是不会有较好结论的！若从中国人就中国立场说来，据个人意见，恰恰与陈先生意见相反。国家要集权，真正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还值得来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为要“未来”不与“过去”一 样，对中国进步实有重要的意义！对外言，“战争人人有分”这句话，想要发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从民治主义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对内言，在政治上则可以抵抗无知识的垄断主义，以及与迷信不可分的英雄崇拜主义。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的外戚人情主义。在教育上则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装幌子化。在文学艺术运动上则可以抵抗统治与限制，在一般文化事业上则可望专家分工，不至为少数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学精神的应用，尤不可少。国家要现代化，就无一事不需要条理明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若说中国当这个新战国时代，既不甘沦亡，必需挣扎，挣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们也得弄明白，这些国家最高指导统制权力虽大，其所以控制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并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组织和效率，主要的其实还是科学精神！因科学精神而分工分业，方能有组织，见效率！德国人表示崇拜希特拉，不过是每家被强迫挂一面相片而已，希特拉事实上也许更敬重他的专家和那群高等军事幕僚！若照陈先生意见，“知识阶层关心的平民教育一 发达，国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盘散沙”，那一切初级教育都近于多事，有害无益，大家只读读老式通俗小说，一面对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话说回来，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会觉得抗战建国事并不那么简单的。

　　因为世界在战争中，在变动中，新的历史场面上领导者，容易给人一个“英雄”印象。于是一部分人谈及抗战时，谈及国家问题时，便不免要用英雄气分来解释现象，这种联想自会牵强附会到通俗小说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来人民对于国家观念之觉醒估计得太低，对“读书人”感到不满。陈先生文章，在这一点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读书人情形，陈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当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他要你死你必乐于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义，以及其他，有些话不能自圆其说，还不碍事。至于对群众教育，以及从“教育”上得到教训，未免太隔膜了。事实上近三年来国内两百万壮丁的征调，应用如何手续，有若干省分，如何由万千青年学生下乡作民训社训，其次又如何用挑选方法选出送到各地师团管区编训。编训期满，再如何转移到各个应当补充部队去训练，送到前线时，至少都得经过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中与火线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与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尽，只变成集体中一个小小分子，方能作战。明白这些，就会觉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义，对于目前战争又影响多大，不至于说外行话称赞他们不受教育了。三年来的抗战，前方百万壮士的流血，后方数百万妇孺老弱在风雨饥寒中完成的几条国防交通线，支持这个民族作战气概和胜利信心的，决不是英雄崇拜，实完全靠广大群众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这觉醒工作，便整个寄托在各种有形无形广泛教育原则上！

　　陈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辞不达意处，实容易被妄人引为张本，增加糊涂。官僚文化人中还不缺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为在国家变动中可作政治投机，且习于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宠取信。这种人正附于中国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种种活动。所以中国谈改造运动，实离不了制度化和专家化，正因为如此一来，这种人方无所售其技。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

　　在这种事实下来谈英雄崇拜，如象陈先生那么谈，有点近于“抒情”，不是“说理”了。不知多数读者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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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与愚

　　一
到双十节，使人总忘不了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由之产生，是一件事。我记起的却是，因为他在三十年前即明白，中国问题在“穷”和“愚”。社会的腐败与退化，无不由之而生，因此言建国，即针对此两大病根下手。必去“穷”与“愚”，方能把那个外来压力所形成的“弱”去掉，否则无可望。中山先生不幸于二十二年前即作了古人，国人失去一思想深刻、眼光远大、性情宽厚的领导者。然而一切国家重造的理想，还保存在他的学说中，待后来者熟读深思，并理会其用心所在，克服一切困难与挫折，矛盾与两歧，慢慢实现的。

　　治穷自然为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好好认识地面所生长、地下所蕴藏，加以运用处理。在分配上复有个制度使之比较平均，或有种政策使之渐趋于平均，国民生活有个转机，整个国家也方有个转机。治愚则为开发头脑，推行个广泛而长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数人知识加多，加深，使人人对于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能有个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去适应，普通人民既感觉到自己是个主人，同时也就是个公民，对国家关系，权利义务分明，因之知自爱也能爱国。政治家既有政治家丰富广博的知识，且有兼容并包的气度，知道珍重国力，不作无意义浪费，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战争以外方式调整一切社会的矛盾取得平衡。换言之，也可说他得艺术、他懂艺术！—— 象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或想法发扬光大，弱点则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恶疮，国家还会不进步？ ？

　　然而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

　　这活结且若出于一条绳索，彼此牵缠。不论你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论是“中国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挣扎，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越缚越紧。这个抽象阻力，不仅来自敌人，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强作用。俨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都无从着手，无从生根。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把这个很自大的国家，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弱点紧紧拖住，从而崩毁了。但对我们自己这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直到如今，却真是一个惨败！

　　我们责谁恨谁都无意义。我们只应当承认这弱点是一种有年分的老病，与全体民族体质多少有点关系，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我们得弄明白，想办法。这悲剧是中华民族全体的，这责任也就不是少数人可负的！

　　这挫折惨败的主要原因，从远一点说，我们的历史太久了。帝国新旧交替大一统局面，就延长了二十来朝，还有个偏霸分崩割据的较短时期不算。改朝换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这个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就有个“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延续了二千五百年。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从近一点说，恐为由张香涛起始，即只知道救穷，枝枝节节来动手。仅记住管子所说的一句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他的全不在意。革命轻轻松松推翻了一个帝国。旧的毁去，新的未能建立，属于历史上另一弱点，自然在另一 群人生命中又得到抬头机会，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识。因之有帝制，有复辟，有军阀割地而治的督军团。直到大小书呆子将国家重造观念注入多数年青人头脑中，经过八年，与少数武力情绪相结合，革命成功了。然而又分裂，又内战，……在这么一个不安定局势下，支持到九一八，东北完了。也幸而东北热河的完事，真正敌人势力一直侵入平津，我们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惧与觉悟。福建的人民政府的结束，两广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变的良好解决，都可见出有兵者亦未尝必需用兵。大智若愚，其实不愚。

　　然而我们还得收另外一种“苦果”，即由教育疏忽得来的另外困难。我们的家长从办新教育起始，比如说，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范静生先生，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传授知识，还容许有个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抽象愿望在内。愿望虽抽象，却能于另一代证实。可是到军阀时代，书呆子办的教育，即连点缀性也缺少了。一省一县小些地方，学生的用处，还可排队持旗到郊外欢迎将军镇守使的凯旋，这些伟人也还可就中挑取绅士人家的女学生作第几房姨太太，逼得那家长不能不允许。大至于北平，似乎从民五六以后，即已与政府完全游离。虽然照例还有个教育部长，除了做官外，中国有多少国立大学，多少学生，就绝不在意。因为只要稍稍在意，就会明白教授有好几年是无从靠公家薪水活下去，关于薪水一定要集团请愿闹了又闹，才在逢年过节时，从什么银行借一笔钱点缀点缀的！大至国家财政小至个人收入，穷既然是种事实，因此革命成功后，到读书人来作部长时，教育政策不知不觉便成了张香涛总督的继承者，解决穷，提倡理工。另一面或且以为可以使英雄人彀，转入笃实，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乱。一切针对现实，可就决想不到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即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上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只除了现代政治作成的中国，不明白那些成就的价值和意义，不特不知尊重，还常常作成不必要的摧残，其余就决无相同的一国，对属于足以教育人类情感的一切，有这样忽视现象的！我们不知可有教育家能想得到，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由于教育者的无知，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一面却在文史课只背诵历史上伟人名字，一直到现时伟人为止，即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在中学时代，学生不知文学和美术，而居然有个吃政治饭的打算，引诱他们习于不思不想。到大学，资质好发展比较平均的，入理工，和社会隔绝游离，自成一体。资质中平，或少年时代即有孤僻性情的，拣文史。而中学时代即准备吃政治饭的，学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企图由一小单位扩大而成为一个大据点，十年过去后，这些活动朋友上了台。只想想我们这个中层的组成，我们就接触着这个问题全部了。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怎么能希望这个国家上轨道，有秩序，得进步？无怪乎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到处是有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到处是公文八股，而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弄得个社会国家恹恹无生气？我们一提起官僚，就觉得厌烦。而作官僚的，他们的一切，却是从小学教育即起始的。若国家的教育政策，还在那么一个公式中衍进，到我们第三代，才更是悲剧！

　　最近，各国使馆设“文化参赞”的消息发表了。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参赞，至少是对于所在国“文化”和本国“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人始能胜任。这种人我们当前有几个？照目下教育设计说来，国立大学就很少开文化史或美术史的共通课程。而近二十年习惯，习文史者不仅难望如五四初期所望，从认识传统建设一新的道路，即当时所诋毁的会哼哼唧唧人材，亦已十分感觉缺乏，而一般趋势，只不过是从字义章句间着手，从不让学生从欣赏入手涵泳古人性情人格于历史记载与诗歌表现中，对传统的精神情感毫无理会机会。这种学生从什么方面可望接受传统，淘深生命，作出新的创造？若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参赞也就只能象目前许多特种机构一样，得将援留用技术人员例，借材异邦。这多可怕，多可耻！

　　以个人私见说来，我们物质上的穷有办法，易解决。我们的愚似乎还得一些有心人对于教育有个崭新观念，重新着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若这件事得从明日“人之师”入手，大学教育近二十年中所无形培养的“愚”，得稍稍想法节制了。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

　　从这些问题上看，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还有个新的运动待生长，待展开，事极明显！这运动没有罢课或游行，没有呼嚷哭泣或格杀勿论，只是一些不曾硬化僵化的头脑，能从深处思索，能反应，能理解，能综合，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在一时一事现象上兴奋或绝望，却可以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作个尝试。嵩公府有个蔡孑民先生的纪念堂，孑民先生的学说，似乎值得从此起始，来从教育上扩大它的时候了。还有个文学运动，我们也还有些事可做，为十年二十 年的后来者做点试验。我们这一代本身所经验的悲剧，也许只能用沉默来否定现实忍受下去了。可是生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

　　一
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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