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沈从文与两个城市钱理群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而这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这里有三个区域空间，一个湘西是代表了边地的真正的中国乡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的半现代城市，而上海是最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这三个空间几乎概括了转型期的中国的几种主要文化形态，现在都凝结于沈从文一身，这是历史对沈从文的特殊照顾并选择他来做中国转型期的观察者与了解者。
钱理群教授。浙江杭州人，42岁获文学硕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醉心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心灵的探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等。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
为什么选择了沈从文
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在我看来，沈从文是这样的作家，也许他没有鲁迅那样的分量，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可以不断让我们去开掘的重要的可以称为大家的作家。而且，沈从文还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沈从文显然是有更强烈的本土意识，也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更集中地体现了某些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验以及整个社会经验。在他身上有比较丰富的本土经验。从我自己重视本土经验的角度说，当然也就对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予以更多的关注。
因此，我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够对沈从文有更多的关注，恰好我的一个韩国学生告诉我他喜欢的几个作家中有沈从文，我就说：“好，你给我做沈从文。”这样就确定要做沈从文。我让他摸一下沉从文研究到今为止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从中找到自己的新发现。我要求他对沈从文研究一定要有新东西。
这个学生很紧张，他在考虑有没有新的东西，没有发现新的东西他就不敢来见我。后来我逼他近期要有所发现。然后他就战战兢兢地跟我谈了一些，都被我否定了，这时他偶尔说了一句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大家都说沈从文是乡土作家，这恐怕是研究沈从文的一个定论，他给我们文学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湘西世界，这是文学界研究的一个定论。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写的是湘西，但他是在北京、上海写的，是在昆明、青岛写的，他不是在湘西写的，他是在北京、上海、昆明和青岛写的。而且我发现，同样是他写的，在北京写的和在上海写的不一样。”
我一听，当时真跳了起来，我说：“好！你抓住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是产生在乡土、本土，而是产生在都市。我当时对他说：这不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问题，整个乡土文学都有这个特点。这时我就和他两个人讨论，产生了思想的一个跳跃，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他的都市体验和他的乡土回忆的一个融合产物。这个想法使我们两个当时非常激动。但开始定的题目比较大，是谈沈从文和四个城市（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的关系。后来觉得实在太大了，我们决定把另外两个丢掉，就做沈从文和北京、上海城市文化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相遇和相撞———湘西的乡土文化和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的相遇和相撞，这才产生了乡土文学。也就是说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他的都市体验和乡土记忆相融合的产物。
然后我们讨论了3个问题：一个是沈从文和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是讨论沈从文对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以及这两个城市的人和文化，他作为一个湘西的乡下人，在他的观察中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他怎么看待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及城市中的人；第三个就是，在这样一种在北京、上海的都市体验怎么样反过来激发了他的乡土记忆和想象，这样才能呈现出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文学形态。在大体界定了他的研究和写作要回答和讨论这样3个问题后，我说：“你的论文就是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故事。”
讲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
为什么是讲故事？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说，文学史的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历史重现，是今人讲当年的故事，这是我这些年来学术上、文学史研究和文艺史写作上的一个追求。就是把文学史的写作、文学研究的叙述变成讲故事，今人讲当年的故事。这样意味着什么呢？这首先意味着研究者身份的认定。
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者、历史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历史审判者，对作家、作品进行我们的历史判定，判定他的价值等等，或者我们称为历史规律的阐发者。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是历史的审判者，我也不是历史规律的阐发者，我把自己认定为一个历史叙述者。强调讲故事，这是认定方面的变化。
强调讲故事，就比较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强调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去。讲故事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来叙述那一段历史，而且这一叙述要特别注意一些历史细节的呈现。
讲故事是以描述为主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历史细节的呈现，这样才能造成历史的现场感。
但是也要有分析。大家知道，鲁迅曾经有过一个写文学史的计划，你看他写魏晋，是药酒文人。写六朝文学，就是佛女。他就是抓住那个时代一些典型的文学史现象形态，像药、酒、佛某种文学现象的东西，但他这种文学现象又不是一般的文学现象，这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种文学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一个矛盾，某种程度上说是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就是文学是具有感性形态的，是具有模糊性的，是具有多异性的，是混沌的，这是文学的特征；而我写论文，论文比较抽象，必须概括。因此就产生一个矛盾：要么全是感性的东西，你没有概括；要么你有概括，但这些丰富的、多异的东西全没了。这是现在我们文学史研究、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难题。王瑶先生提出一个处理矛盾的办法，就是典型现象，就是它是现实形态，它保持现实形态所应该有的一些感性特征，但同时是典型的，就是它背后隐藏着一些本质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既保持现象本身的形象性，同时又说一些普遍性的东西。所谓讲故事就是讲这些典型现象。所以，我对这个学生要求：你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你必须对历史细节、一些现象要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另外，你要有思想穿透力，你能从现象背后看到一些普遍性的东西。而你的论文就是要从历史细节出发，又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现在就看看这个学生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他说：“本人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而这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典型性在哪里呢？这个乡下人来自湘西，湘西是中国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文化。
北京是个什么城市呢？第一，那里有作为中国文化起源之一的北京山顶洞人文化，明清以来它作为皇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艰难而慢慢地经历向现代城市的过渡过程。传统的本质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又顽强地存在着，因此使得变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种乡土性。但它不同于湘西文化，它是皇城文化，它是处于皇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过程中，所以它有某种皇城的乡土性，这是北京的特点。而上海却是一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它几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难地就和国际接轨，成为“东方巴黎”，一个现代国际大都会，典型的现代大都市，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
这样就构成三个区域空间，一个湘西是代表了边地的真正的中国乡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的半现代城市，而上海是最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这三个空间几乎概括了转型期的中国的几种主要文化形态，现在都凝结于沈从文一身，这是历史对沈从文的特殊照顾并选择他来做中国转型期的观察者与了解者。”这样就确定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沈从文与北京的故事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独特的生命历程和他的文学生涯。沈从文在《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这篇文章中回忆说：“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繁华的街市，还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规模。在那里看见许多大铺子，各具特色，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这使我这个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然后跑到罗马大街就看到某某镖局的大招牌，还有骆驼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想这镖局背后有没有当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没有燕子李三在那儿，因此这些印象让我觉得它像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
这是北京给沈从文的第一印象———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而这一切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经失去意义，开始报废了，因此他看见的北京是一个变化当中的，把八百年建都建立的一切正在加速处理过程中的这样一个北京……
北京一开始不接纳他，像他这样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令北京的绅士们侧目而视。他当年最早的时候是写稿子，到报社去领4块到12块的稿费的时候，要先给门房2毛钱、3毛钱才让他进去，因为他衣衫太褴褛，他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因此，1923年冬天，当郁达夫冒着风雪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青年沈从文住在冰冷的小屋子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钱，没有生炉子，没有棉衣，只有一双冻僵的手在写稿。郁达夫看了立刻把衣服脱下来穿在他身上，拉着他去吃饭，吃完饭把多余的钱都给了他。
但是，慢慢地，沈从文被北京这个城市接受了。他经过现代评论派认识胡适，认识徐志摩，认识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等等，他慢慢地被接纳了，以至于施蜇存先生回忆起沈从文的时候，觉得沈从文“虽然不像个洋绅士，但他也是个土绅士”，以至于到30年代，一些个文学青年来到北京，那个时候首先要拜访的是沈从文，而且沈从文经常邀请这些年轻人到中山公园喝茶，在喝茶当中沈从文是核心人物。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了，他已经被这个城市所接纳了，他已经成了北京城市的主人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以他特有的方式征服了北京城。或者说，北京这个城市以他特有的宽容接纳了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作家。这是乡下人和北京发生的第一个故事。
再看一看沈从文在北京的感受。我们从一个历史细节讲起。1922年他刚住在会馆里的时候，他整天被电车隆隆响声搞得非常烦恼，他不能接受北京电车的声音，他拒绝这个。这使我们想起了张爱玲是从电车的声音中感到了城市的美。但是1925年，他因偶尔的原因到了香山，他突然在香山听到了鸡的叫声，他好兴奋。鸡在那里活泼地跳舞，让他想起了家乡湘西的鸡，但他觉得北京这个鸡还不如湘西的鸡活泼。他对这鸡声就非常感慨。这一细节告诉我们，北京对他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通过这个鸡声的出现，他发现北京的另一面，就是乡土北京的那一面。他拒绝北京都市的一面，但他通过鸡声了解北京乡土的一面，因此北京对他来说既是乡土同时又是异乡，所以北京对他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
因此就勾起他一系列难忘的经历。比如他到北京，半夜里独游北京西山望月。望着那个月亮，他有一段描写：“西山一切，小麻雀的声音，青绿色的天空，山谷中的溪流，晚风，牵牛花附着的露珠，萤火，群星，白云，山泉的水，红玫瑰”都使他“想起了梦里的美人”。“梦里的美人”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家乡。他在北京的西山里发现了他梦里寻求的美人，这些景色就是翠翠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他在北京发现了骆驼，那个骆驼从容不迫地在灰尘仆仆的道路上前进，给他带来一种意义特殊的感觉。他还发现了北京的风沙等等。他到北京的附近看到古老的运河，唤起他对古老的种种温馨的回忆。所以，他对这样一个北京的发现，对北京熟悉而陌生的这样一种发现，或者说对北京具有的乡土性的发现，使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和体验。
大体上说，是三个层面上的感受和体验。首先，北京的风景和古城的人，唤起了他对自己家乡的回忆和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联想和想象。他发现，无论是北京的风景还是北京的人的性格，都和他家乡的风景和人有种内在的相通。因此，他见了所有的北京人，都会引起他的联想，产生说不出的亲切感。因此他的有些小说分析起来很困难，有些细节证明他是湘西人，有些细节让人觉得是北京的，分不清楚了。
另一方面，北京的乡土毕竟不是湘西的乡土，北京是皇城，北京有一种它特有的博大、深厚和精辟，北京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博大的、深厚的、精致的中国乡土文化。这是沈从文所没有的，这是超出沈从文之外。沈从文原来笔下的中国不是这样一个中国，但他慢慢在北京呆久了，他就慢慢浸透了北京这种博大的、丰厚的、精致的文化的影响。因此，他再来写乡土小说，就发生变化了。那个韩国学生就说，在阅读沈从文写在北京的《边城》的时候，就发现《边城》和其它乡土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边城》背后有一种大气，一种阔大、庄严，一种浑厚之感，其它乡土小说境界比较狭窄。他就认为这种博大的、庄严的浑厚之气，是北京精神对沈从文的一个影响的结果，是北京的文化精神先影响了沈从文的精神境界，然后影响到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使得它就不简简单单是湘西文化的复现，而是在乡土记忆中实现了以北京为代表的乡土中国的另一番景象，使得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乡土小说，同时也超越了他自己的乡土小说。
第三方面，沈从文在北京看到他梦里，他如此醉心的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美在意识形态中逐渐消失，他对美的丧失的一种感慨使他立刻就联想到他的湘西，因为湘西同样使他醉心的那种淳朴而粗犷的美也无可避免地在消失的过程中。所以，他对北京文化的思考更加深了他对湘西文化的一些思考一些忧虑，以至就引起了对整个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消失的可能性所产生的一种忧虑，这包括美学忧虑。这样就使得他的乡土牧歌又渗入了哀歌的调子，而这个哀歌的调子既是献给湘西的，同时也是献给北京的。这是沈从文和北京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就是一种乡土的亲近性。同时作为故事中的乡下人，他是不可能完全融入北京城的，即使他完全被这个城市所接纳，他也不能完全摆脱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
沈从文对一种文化的判断，常常是从性的角度去观察。有一篇小说叫《十四夜间》，主人公是北京的一个小官僚，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想找一个妓女，但找的时候，他很紧张，自己是个京官要有架子，他就为这事犹豫不决。有一细节，他叫堂倌去找，一会要找，一会又不找。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他说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人的生命的惰性、怯懦、犹豫不决、无能，比起大胆放肆的乡下人，说明你们生命力的衰落。乡下人的那种热情，要爱就爱，不像你这种犹豫不决。他从这些角度来嘲讽他们。在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种惰性、怯懦，从中他发现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湘西雄强生命力的体验，所以最终他保持了维持了乡下人的自傲和自尊。但有的研究者分析，这种乡下人的自尊和自傲背后还隐藏着对北京文化非常复杂的自傲自卑。这就是沈从文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沈从文与上海的故事
再简略地说一下沉从文和上海的关系。
1928年1月2日，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一个星期之后给北京的朋友写信。他说，他把在上海住的称为“塌而霉、塞”，就是很狭窄很发霉的一个小房间。他说我到上海第一个和出版社的经理见面。暂且说经理以前藐视他是因为他没钱，藐视态度不说，假装亲热的态度真叫人伤心哭泪。他说，明明是瞧不起我，但假装亲热让我更加觉得受到屈辱，我在北京就不一样，问一个博士借五块钱，博士马上借给我了，北京人不把钱看得那么重，上海人怎么这么怕借钱，怕借钱不要紧，但又假装亲热。他觉得非常不舒服。
他住在上海，主人也是讲钱。小小房子，每个月要给二房东13块钱，还外加倒马桶费1块钱、打扫灰尘费1块钱，洗衣费1块钱。他说，北京不一样，北京可以欠钱的。他非常怀念北京，不喜欢上海。然后，他说上海最讨厌的是吵闹，吵得头疼，没有北京的安静。他说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深夜去大马路，每一个人的脸我都仔细观察一遍。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毫不客气地看。上海人最讨厌被人盯着看，但他不管，就盯着看，然后统计。他说，100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中，没有5个够格，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每个人好像都是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他说，我想我是不适宜做上海人的。
他对上海没有好话。更重要的呢，上海也拒绝他。他说，我在上海是什么身份呢？他说，我在上海是一个文化工人。我来上海就是整天写作，上海资本家就整天敲诈我，逼得我成了写作机器，我一天不写就没有钱，没有钱在上海就没办法生存，因此，我只能拼命写。老板只给他很少的钱，逼着他签合同，榨干净他身上的每一滴血，榨干他所有的智慧。在这种压榨下，他疲劳不堪，一点创造兴趣都没有。在上海，他始终是一个文化工人的角色。
因此，他对上海的观察就跟北京不太一样。他说，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阳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湿栏杆上在想另一个窗子里的另一个人家在做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工厂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里总有一些小学徒一边打盹一边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他们大概和我一样没有办法睡好觉，他们是那样的肮脏，走近他们的身边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手上全是油腻和铁锈，头脑又是那么愚蠢。他说这样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吗？但是我想想，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
请注意，他观察上海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这显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观察的城市是贫民窟的上海，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他又不同于左翼作家的那种感受，他觉得工人们蠢；也不同于新月派的那些绅士们的感受，他还想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观察非常独特。他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的感觉，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对上海抓住了两个词：无聊和浪费。我觉得这是相当精彩的、独特的直觉性的感受。而且他用腐烂两个字来概括上海都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金钱渗入，一切都是物质化、利益化，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糜烂，这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都已丧失。他特别讲到了上海的“君子”，他说上海出现了一种“新君子”。“新君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自己还不失为君子，这是很尖刻的观察。他说，上海的这种中间人，他们享有聪明、稳重和尊重文明的命运，就是看起来他们很聪明，很稳重，很尊重文明，有一种迷人的风度，但是却是内在的生命的枯竭。
他从生命立意的角度出发，生命立意是他的一个观察点。他说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生命力的枯竭。他的小说《罗汉》写一个女人，所有男人都拼命追求这个女人，有的用客气的表现，有的用委婉的、压制的书信，有的用虐待自夸的献媚，凡是社交场合所必须有的绅士风度的行为，男人都做过了，但这个女人全看不上，因为她需要利益，需要强壮，这是上海绅士提供不了的，最后她自动跑到了一个军人的身边，因为她追求的是雄强的生命活力。他和上海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紧张，所以他拒绝上海，上海也拒绝他。他对上海是以一种乡下人的角度，认为上海文明是腐烂的文明，非常的精辟。
更使我们想象不到的，面对这样一种上海文化，他产生了恐惧感，产生了自我危机感。他说，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我再呆在这里，我原有的生命力，我的祖先给我的生命力也没了。他向先祖忏悔，说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恐怕都已经荡然无存，我在上海我的生命力要枯竭了。对现代城市文明他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危机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所体验到的这样一种都市文明的撞击所产生的对人的生命的危机感，使他联想起了乡土的恐惧感。沈从文的《丈夫》这篇小说是写在上海的，他从上海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生命的危机感，就是原始生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现代所吞噬这样的危机感，使他想到了他的家乡这样的危机已经出现了。《丈夫》就是写这种精神关系已经渗透到山村，当地的农民把自己的老婆送去船上去卖唱。他就写这个女人从乡下到城里去变成城里人，变成城里人之后她的习惯什么都变化了。这种精神关系渗透到山村之后，他产生一种危机感，是在上海的体验加深了这种危机感。
这很有意思，他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体验有关的。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上海这种他所拒绝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都市文化的糜烂，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在这些小说里面，就和《边城》的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这种平凡的、简朴的、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对抗这种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乡下人的自傲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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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别集》新版印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沈从文次子沈虎雏有《再版序》，说的是这套别集的人事因缘，这因缘，可谓远矣。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27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沈家四口，产生出三个契诃夫迷，只有改了行的沈从文不参与那些不倦的话题。儿子问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新书？他只简单说：“是朋友。”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
而张兆和那套英译《契诃夫小说集》，还是沈从文送的。那是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跑到苏州，看望他以前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张兆和，带了一大包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里说到这件事：“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
那么这套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集》和《沈从文别集》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别人对他的回忆、评论等，分别编到不同集子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沈虎雏说，“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沈从文别集》的编选工作。”
《沈从文别集》的编法，岳麓书社初版的时候张兆和就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不管怎样，这些篇章，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对文艺创作、对文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把它们发表出来，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出这么一套小本子的别集，由张兆和说来，是“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沈从文生前，希望出一套本子小、便于翻阅的朴素的集子，可惜没能实现。
这些在过去作品之外增加出来的各类文字，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举例来说吧，别集中的《湘行集》，包括《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两部分。《湘行散记》三十年代就发表和出版了，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但《湘行散记》的“底本”，沈从文返乡的沿途书信，却要到《湘行集》出版时才以《湘行书简》为题与《湘行散记》合编在一起，给读者一个参照的机会。我不仅以为《湘行书简》为理解和研究《湘行散记》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材料，我更以为，《湘行书简》本身就具有绝不亚于《湘行散记》的文学价值。沈从文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心随情境流转，同时也就落笔把所闻所见所感所想写下来，报告给新婚不久的妻子。这样的写作情景——在一条河上，在河上的一条小船里，一天连着一天，写一封接着一封的长长的信——是稀见的；更为奇妙的是，这条流动不息的河，不仅构成了这些书简的外部写作环境，而且成为这些书简的内部核心成分，不妨说，这些书简就是关于这条河的。所写一切，几乎无不由这条河而起，甚至连写作者本身，其精神构成，也往往可见这条河的参与和渗透。
这部《湘行书简》，本来是“三三（张兆和）专利读物”，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除了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沈从文还写了更多的内容，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私人性质的书简里，就显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
将近十年前，我主要以《从文家书》和《沈从文别集》等为根据，写出一篇《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其实不仅是写出一篇论文，更重要的是，别集所编入的作品之外的文字，给我带来持久的心灵震撼。许多年过去了，现在要研究沈从文，有皇皇32卷的全集，它所包容的材料大大超出了别集；但是对于更广大的沈从文读者来说，我以为，这套20册的小本子别集，是非常适合的。虽然我有《沈从文全集》，却仍然喜欢书架上又有这么一套别集，看着，心里有朴素的欣悦产生出来。
作者：余杰
在湖南电视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幕触动我心弦的细节：一名到湘西凤凰城旅游的外地游客，刚刚走下小船，码头上就有几个小女孩热情地围上来。这些十二三岁的湘妹子，拿着编好的一束束野花，七嘴八舌地说：“买一束花吧，去送给老先生。”
“老先生”是谁呢？
乡亲们口中所说的“老先生”，原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沈从文。
遭受半个多世纪冷遇、排斥乃至迫害的沈从文先生，在最近十几年来却日益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来，他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借助文字获得了永生。沈从文是在凤凰城的水边长大的，他曾经与同龄的孩子们在水边嬉戏。在《自传》中，他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沈从文忠诚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描写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艰苦劳作的人们。他那美丽而哀愁的文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湘西、对凤凰产生美好的憧憬，并动身前来游览、前来寻踪、前来“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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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化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例如普希金、例如托尔斯泰，他们的墓地和庄园虽然在偏远的乡下，后来却都成为了俄罗斯民族朝拜的精神圣地。再比如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的小城萨尔茨堡，那里成了欧洲的“音乐之乡”。这座小城虽然没有善待生前的莫扎特，但是后人却逐渐意识到这位命运坎坷的音乐家身上所蕴含的不朽的艺术价值，他们愧疚地将莫扎特的故居保护起来，他们家家户户都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用这种形式表达着对这位同乡最好的纪念。
寂寞的“老先生”沈从文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半个世纪之后，又逐渐被他的同乡和同胞所认识、所接受。一九九六年，沈从文的侄子、画家黄永玉为表叔在凤凰城边听涛山的陵墓刻了一块碑石，题词是：“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历了好多看不见的硝烟，“老先生”最后还是回归真、回归善、回归美。“老先生”回来了，有遗憾，也有欣慰；有眼泪，也有微笑；有厚厚的文字，也有柔软的心灵。他的坟上，终年都有一束束的野花。怀念从文巴金
一
今年五月十曰从文离开人世，我得到他夫人张兆和的电报后想起许多事情，总觉得他还同我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辩论，他那温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隔一天我才发出回电：“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将代我在亡友灵前敬献花圈，表达我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请保重。”都是些极普通的话。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满信心的欢聚的曰子，那些奋笔和辩论的曰子都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西奔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曰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现在大梦初醒，却仿佛用尽全身力气，不得不躺倒休息，白白地望着远方灯火，我仍然想奔赴光明，奔赴希望。我还想求助于一些朋友。从文也是其中的～位，我真想有机会同他畅谈。这个时候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我才明白过去那一段生活已经和亡友一起远去了，我的唁电表达的就是一个老友的真实感情。
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曰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道，提到女儿小林代我献的花篮，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可是连这短短的报道多数报刊也没有采用。小道消息开始在知识界中间流传。这个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轻烟散去，未必我得到噩耗是在梦中？！一个来探病的朋友批评我：“你错怪了郭玲春，她的报道没有受到重视，可能因为领导不曾表态，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规格发表讣告，刊载消息。不然大陆以外的华文报纸刊出不少悼念文章，惋惜中国文坛巨大的损失，而我们的编辑怎么能安心酣睡，仿佛不曾发生任何事情？！”
我并不信服这样的论断，可是对我谈论规格学的熟人不止他一个，我必须寻找论据答复他们。这个时候小林回来了，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眼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过去了。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平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我说正是这样，他走得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从容地消失在鲜花和绿树丛中。二
一百多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从文的事情。
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择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访我在一家俄国西莱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曰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维》。他当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书局门口分手时，他要我到青岛去玩，说是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报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
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他听说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清等五分钟”。他就是这样开始教课的。他还告诉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徐志摩便介绍他到大学教书，起初到上海中国公学，以后才到青岛大学。当时青大的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杨振声，后来他到北平工作，还是和从文在一起。
在青岛我住了一个星期。离开的时候他知道我要去北平，就给我写了两个人的地址，他说，到北平可以去看这两个朋友，不用介绍，只提他的名字，他们就会接待我。
在北平我认识的人不多。我也去看望了从文介绍的两个人，一位姓程，一位姓夏。一位在城里工作，业余搞点翻译：一位在燕京大学教书。一年后我再到北平，还去燕大夏云的宿舍里住了十几天，写完中篇小说《电》。我只说是从文介绍，他们待我十分亲切。我们谈文学，谈得更多的是从文的事情，他们对他非常关心。以后我接触到更多的从文的朋友，我注意到他们对他都有一种深的感情。
在青岛我就知道他在恋爱。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的消息，我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从文来信要找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没有事情，决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开中学，同我哥哥李尧林一起生活了几天，便搭车去北平。
我坐火力车去府右街达于营，门牌号数记不起来了，总之，顺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从文带笑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就把我接送客厅。又介绍我认识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这里。
客厅连接一间屋子，房内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显然是主人的书房。他把我安顿在这里。
院子小，客厅小，书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静，我住得很舒适。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
我初来时从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他不在大学教书了。杨振声到北平主持一个编教科书的机构，从文就在这机构里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只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这个时期他还为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为了写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经常有来同他商谈。这些已经够他忙了，可是他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国闻周报》上的连载：《记丁玲》。
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到欢迎，得到重视的，一方面人们敬爱丁玲，另一方面从文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作者用真挚的感情讲出读者心里的话。丁玲几个月前被捕，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者赵家璧委托我向从文组稿，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我办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赵家璧拿到全稿，已无法编人丛书排印，过一两年他花几百元买下一位图书审查委员的书稿，算是行贿，《记丁玲》才有机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见到天曰。可是删别太多，尤其是后半部，那么多的XX！以后也没有能重版，更说不上恢复原貌了。
五十五年过去了，从文在达子营写连载的事，我还不曾忘记，写到结尾他有些紧张，他不愿辜负读者的期待，又关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写作通宵。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为她的自由奔走。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曰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诗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我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情形里写下这一段话。但这的确是真话。在一九三四年也是这样，一九八五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在家养病，假牙未装上，讲话不清楚。几年不见他，有一肚皮的话要说，首先就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信上那几句。但是望着病人的浮肿的脸，坐在堆满书的小房间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他心爱的家乡的风景和他关心的小人物的命运，这部中篇经过几十年并未失去它的想力，还鼓舞美国的学者长途跋涉，到美丽的湘西寻找作家当年的脚迹。
我说过我在从文家作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作：写稿、组稿、着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这手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谈，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业发展，自己并不曾得到甚些报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发展为今天所谓的争议，这争议曾经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配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我想起来了，就是在他那个新家的客厅里，他对我不止讲过一次这样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后来他在上海对我、对靳以、对萧干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当时并不同意，不过我相信他是出于好心。
我在达子营沈家究竟住了两个月或三个月，现在讲不清楚了。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在发展，不少的事逐渐走向遗忘。所以有必要记下不曾忘记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为文学季刊社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过去，我便离开了从文家。在靳以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都在附近，我们经常去这两处。从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里，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从文还定期为《文艺》副刊宴请作者。我经常出席。他仍然劝我不要浪费时间。我发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读过，有时也坦率地提些意见，我知道他对我很关心，对他们夫妇只有好感，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我是他们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感到温暖。一九三四年《文学季刊》创刊，兆和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她唯一的短篇集后来就收在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
三
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辨是非，并不争胜负。
在从文和萧干的书信集《废邮存底》中还保存着一封他给我的长信《给某作家》（一九三七）。我一九三五年在曰本横滨编写的《点滴》里也有一篇散文《沉落》是写给他的。从这两封信就可以看出我们间的分歧在什么地方。
一九三四年我从北平回上海，小住一个时期，动身去曰本前为《文学》杂志写了一个短篇《沉落》。小说发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
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因为我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回国以后我还和从文通过几封长信继续我们这次的辩论，因为我又发表过文章，针对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对朱光潜的批评，后来我也承认自己有偏见，有错误。从文着急起来，他劝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责备我：“什么米米大的小事如XXX之类的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还说：“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
。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因为我那封留底的长信在“文革”中丢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没有退回来。但我记得我想向他说明我还有理性，不会变成狂吠的疯狗。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的曰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我回国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到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给房子退租。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干，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同朋友们欢聚的曰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因为我有信仰。” 文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动身回上海，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抗战期间萧珊在西南联大念书，一九四○年我从上海去昆明看望她，一九四一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师节，教书老师普遍受到轻视，连大学教授也难使一家人温饱，我曾经说过两句话：“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书常常给人带来不幸。”这就是那个社会的特点。他的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饭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在昆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不再辩论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连我也感觉得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离开昆明后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写信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我说；“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潜在力量，”又说：“我极赞成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没有能再去昆明，我更想念他。 他并不曾搁笔，可是作品写得少。他过去的作品早已绝版，读到的人不多。开明书店愿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说，他陆续将修订搞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遗失，他叹惜地告诉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后一句不是原话，他也不仅说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主要还是对那种越来越重视金钱、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在这一点我倒理解他，我在写作生涯中挨过的骂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说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并没有让人骂死。我也看见他倒了又站起来，一直勤奋地工作，最后他被迫离开了文艺界。五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后上海解放。六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赵家璧他们去首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各地来的许多熟人和分别多年的老友，还有更多的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艺战士。我很感动。也很兴奋。
但是从文没有露面，他不是大会的代表。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家去，见到了他和兆和，他们早已不住在达子营了，不过我现在也说不出他们是不是住在东堂子胡同，因为一晃就是四十年，我的记忆模糊了，这几十年中间我没有看见他住过宽敞的房屋。最后他得到一个舒适的住处，却已经疾病缠身，只能让人搀扶着在屋里走走。我至今未见到他这个新居，一九八五年五月后我就未去过北京，不是我不想去，但我越来越举步艰难了。 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一个熟人。然而文艺界似乎忘记了他，不给他出席文代会，以后还把他分配到历史博物馆，让他做讲解员，据说郑振掉到那里参观一个什么展览，见过他，但这是以后的事了。这年九月我第二次来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为首都，这次我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我几次看望从文，交谈的机会较多，我才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北京解放前后当地报纸上刊载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还是在香港报上发表过的，十分尖锐。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很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他只好到华北革大去了，反正知识分子应当进行思想改造。 不用说，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仅在今天，在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从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声不响、认真地干他的工作。政协会议以后，第二年我去北京开会，休会的曰子我去看望过从文，他似乎很平静，仍旧关心地问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我每次赴京，总要去看看他。他已经安定下来了。对瓷器、对民间工艺、对古代服装他都有兴趣，谈起来头头是道。我暗中想，我外表忙忙碌碌，有说有笑，心里却十分紧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埋头译书，默默地工作几年，也许可以做出一点成绩。然而我办不到，即使由我自己作主，我也不愿放下笔，还想换一支新的来歌颂新社会。我下决心深入生活，却始终深不下去，我参加各种活动，也始终浮在面上，经过北京我没有忘记去看他，总是在晚上去，两三间小屋，书架上放满了线装书，他正在工作，带着笑容欢迎我，问我一家人的近况，问一些熟人的近况。兆和也在，她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偶尔谈几句杂志的事。有时还有他一个小女儿（侄女），他们很喜欢她，两个儿子不同他们住在一起。 我大约每年去一次，坐一个多小时，谈话他谈得多一些，我也讲我的事，但总是他问我答。我觉得他心里更加踏实了。我讲话好像只是在替自己辩护。我明白我四处奔跑，却什么都抓不住。心里空虚得很。我总疑心他在问我：你这样跑来跑去，有什么用处？不过我不会老实地对他讲出来。他的情况也逐渐好转，他参加了人民政协，在报刊上发表诗文。 “文革”前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动身去越南采访。是在晚上，天气热，房里没有灯光，砖地上铺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从文说：“三姐生病，我们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会，不知怎样我们两个讲话都没有劲头，不多久我就告辞走了。当时我绝没想到不出一年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头上那把利剑，正在缓缓地往下坠。“四人帮”后来批判的“四条汉子”已经揭露出三个，我在这年元旦听过周扬一次谈话，我明白人人自危，他已经在保护自己了。 旅馆离这里不远，我慢慢地走回去，我想起过去我们的辩论，想起他劝我不要浪费时间，而我却什么也搞不出来。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过给添了一些罪名。我的脚步很沉重，仿佛前面张开三个大网，我不知道会不会投进网里，但无论如何一个可怕的、摧毁一切的、大的运动就要来了。我怎能够躲开它？
回到旅馆我感到精疲力尽，第二天早晨我就去机场，飞向南方。
六
在越南我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采访，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每周开会讨论一次，人人表态，看得出来，有人慢慢地在收网，“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场了。我有种种的罪名，不但我紧张，朋友们也替我紧张，后来我找到机会在会上作了检查，自以为卸掉了包袱。六月初到北京开会（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机场接我的同志小心嘱咐我“不要出去找任何熟人”。我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过关，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因为运动打击面广，又感到恐怖。我在这种奇怪的心境之下忙了一个多月，我的确“没出去找任何熟人”，无论是从文、健吾或者冰心。 但是会议结束，我回到机关参加学习，才知道自己仍在网里，真是在劫难逃了。进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渊，别人都把我看作罪人，我自己也认为有罪，表现得十分恭顺。绝没有想到这个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会持续十年。在灵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铁极在我的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还有脸去见他？这种想法在当时也是很古怪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过些曰于它又在我脑子里闪亮一下，然后又熄灭了。我一直没有从文的消息，也不见人来外调他的事情。 六年过去了。我在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千校”里学习和劳动，在那里劳动的有好几个单位的干部，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有一次我给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分会！曰址学习，我同侧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位年轻姑娘走进来，问我是不是某人，她是从文家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处。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我在干校见过。从文一家平安，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曰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连”，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遵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X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
五页信纸上写了不少朋友的近状，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
他还是像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我写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我为什么如此缺乏勇气？回想起来今天还感到惭愧。尽管我不敢表示自己并未忘记故友，从文却一直惦记着我。他委托一位亲戚来看望，了解我的情况。一九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七
等到这个“结论”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渐恢复，我又忙起来了。多次去北京开会，却只到过他的家两次。头一次他不在家，我见着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里连写字桌也没有，只放得下一张小茶桌，夫妻二人轮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经搬家，可是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 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后来在上海听说他搬了家，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子里散步，也曾替他高兴一阵子。
最近因为怀念老友，想记下一点什么，找出了从文的几封旧信，一九八○年二月信中有一段话，我一直不能忘记：“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国人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他说“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谈起他的工作，劲头还是很大。他是能够支持下去的。近几个月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要是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太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那么他的讣告是不是也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应当用什么规格？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和职称吧。”又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关心一个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我无法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动笔更困难，思想更迟钝，讲话声音更低，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我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
倘使真的和从文见面，我将对他讲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九月三十曰
选自《再思录》，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
季羡林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离打电话告诉我，从文先生病危，已经准备好了后事。我听了大吃一惊，悲从中来，一时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诩为倚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过了几天，肖离又告诉我说，从文先生已经脱险回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窃笑自己太性急，人还没去，就写悼文，实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边一丢，从心头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书山稿海之中，从此“云深不知处”了。
到了今年，从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应该写点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懒于动笔，一直拖到今天。同时我注意到，像沈先生这样一个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点不太正常，我也有点不解，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披挂上阵吧。
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求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也许是就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我到欧洲去去住了将近十一年。他在==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彼此音问断绝。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的。
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回到祖国。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年的北平。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终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忆念难忘。有一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就是中山公园之类。我们要了一壶茶。我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先生连忙抢了过去，显诲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吗了？
小事过后，来了一件大事：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这一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我没有资格对这一篇文章发表意见。但是，沈先生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捧，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说不清；他有什么苦恼，我也说不清。然而，沈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学作品不能写，还可以干别的事嘛。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转而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文物来，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凭了他那一股惊人的钻研的能力，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在新开发的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那一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的赞扬。他成了这方面权威。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他手中的写小说的笔被“瞥”掉的时候，从国外沸沸场扬传来了消息，说国外一些人士想推选他作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我在这里着重声明一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奖金，迷信的劲头，非常可笑。试拿我们中国没有得奖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同已经得奖的欧美的一些作家来比一比，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与小丘。同此辈争一曰之长，有这个必要吗！推选沈先生当候选人的事是否进行过，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样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这里提起这一件事，只不过把它当作沈先生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几篇文章中都讲到，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优点？），我不喜欢拜访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师友，比如我的老师朱光潜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非常敬佩，但在他们健在时，我很少去拜访。对沈先生也一样。偶尔在什么会上，甚至在公共汽车上相遇，我感到非常亲切，他好像也有同样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我心里曾几次动过念头：去看一看这一位可爱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终没有行动。现在人天隔绝，想见面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规律。我知道，这个规律是违抗不得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违抗。古代许多圣君贤相，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方设法，去与这个规律对抗，妄想什么长生不老，结果却事与愿违，空留了一场笑话。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生离死别，我又不能无动于衷。古人云：太上忘情。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谓身体尚颇硬朗，并不服老。然而，曾几何时，宛如黄粱一梦，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许多可敬可爱的师友相继离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现在从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死而无憾矣。对我来说，忧思印象实难以排遣。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现在很难找到了。我只觉得大地茫茫，顿生凄凉之感。我没有别的本领，只能把自己的忧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1988.11.1写于香港中文大学会友楼
《月下小景》是沈从文1932年——1933年写成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入《月下小景》，《扇陀》等九篇小说，外加《题记》共10篇，1933年11月曾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1936年5月全书辑入《从文小说习作选》，收入这个选集里的文章，都是沈从文自以为写得很好的。他说：“《月下小景》顶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1]言语之中抑制不住他的自豪。近年来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很多，俨然有形成沈学之势，但这些研究成果却很少提及沈从文自己喜欢的这个集子，即或有也只是泛泛而谈，很少有人能从这个集子中发现沈从文的内心纠葛，无怪乎沈虎雏要说：“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2]要读懂这个集子，我们先得关注一下作品的形成状况，这九篇作品写作最早的是作为序曲的《月下小景》，时为1932年9月12日，最晚的是《爱欲》，成于1933年7月18日，其中《月下小景》等六篇末尾注明是写于青岛，《扇陀》、《猎人故事》、《医生》三篇未署地名，但我们知道，作者写这三篇小说时也在青岛，可以说青岛的海滩成就了《月下小景》。1931年8月，沈从文由徐志摩推荐，到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暑假随杨振声离开青岛大学去北平编教材。作者在1934年12月16日给张兆和的信中说：“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是因为你。”〔３〕张兆和是上海吴凇中国公学的学生。1928年，沈从文得到胡适的聘请，转到中国公学去做讲师，迅速爱上了张兆和，直到1932年暑假张兆和毕业，沈从文追至苏州，张兆和才同意与其恋爱。１９３３年元月，沈从文再次去苏州看望张兆和，并和兆和去上海谒见张父，在张父同意下与张兆和订婚，2月初兆和随同从文去青岛，9月9日，他们在北平结婚。我简要叙述这段耳熟能详的文坛公案，因其与《月下小景》确实大有关系。一沈从文的小说取材除了亲身的见闻和那来自湘西民间的美丽传说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佛经故事。他在《月下小景》中说：他在学校教小说史时想知道六朝志怪、唐传奇、宋人白话小说在形体方面如何产生成长，就从《真诰》、《法苑珠林》、《云笈七鉴》诸书中，把凡近于小说故事的记载，缀辑抄出，分类排比，研究他们记载故事的方法。从这个工作中他觉得那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却常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主题所在，与时代潮流来看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虫豸，故事布局常常恣纵不可比方，只根据材料的手段组织故事的文体而言，实在也可以作为“大众文学”、“童话教育文学”以及“幽默文学者”参考。从这些叙述出发，仿佛作者只是为了研究写作方法，因其恣纵幻美才将佛经故事改写成《月下小景》似的。我不以其然，沈从文在《水云》中说：“把佛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生命中属于情感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于是写成《月下小景》。”〔４〕这放大翻新的方法，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更关心沈从文在这些“恣纵不可比方”的故事中注入了何种感觉，那些想象。写于1932年10月的《扇陀》，是《月下小景》外八篇中创作时间最早的小说。国王触怒了在山中修真养性的候补仙人，国境内三年不雨，举国恐慌，莫有计策，有女扇陀，出身名门，“长得端正白皙，艳丽非凡，肌肤柔软，如酪如酥，言语清朗，如啭黄鹂”。〔５〕她应王征募，前去山中降服候补仙人。那候补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一见女人，就已露呆相，又经扇陀的种种款待，那一颗顽心，全被降服，以至发誓：“从此作驴，驮扇陀终生，心亦甘美，永不翻悔。”〔６〕后随扇陀下山，“住城少久，身转嬴瘦，不知节制，终于死去，临死时还向天请求，心愿死去，即变一鹿，长讨扇陀欢喜”。〔７〕故事辑自《法苑珠林》“欲盖篇”之“诃欲部”。佛经故事的原意是以候补仙人为反例，要求人们禁欲，小说却呈露出欢快的基调，即使候补仙人死去了，但他从未觉得痛苦，且憧憬着死后“能为鹿身，即不为扇陀所骑，但只想象扇陀，尚在背上，当有无量快乐”。〔８〕这生怕再也做不成扇陀奴隶的候补仙人显得极其荒唐。写作这篇小说时，沈从文已得到张兆和的爱，沉醉在爱河中的沈从文写出这样优美的故事当不属偶然，早在1931年8月他在北平达园给张兆和的信中就有这样的的话：
“我近日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到似乎下面的话：‘每个人都有一种奴隶的德性，故世界上才有首领这东西出现，给人尊敬崇拜，因这奴隶的德性，为每一个人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不崇拜首领的人，也得选择一种机会低头到另一种事上去，’××，我在你面前，这德性也显然存在，为了崇拜你，使我看轻了我自己的一切事业，我先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无用，所以还只想自己有用一点，到后来看到那篇文章，才明白，这奴隶的德性，原来是先天的，我们若相信崇拜首领是一种人类自然行为，便不会再觉得崇拜女子有什么希奇难懂了”。〔９〕
显然，那候补仙人对扇陀的崇拜是注入了沈从文自身感觉的，他在另一出写的更明白：
“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的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我所谓的“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粘连。”〔１０〕
于是，我们不难明白，那候补仙人所作所为背后有着沈从文的一片真诚动机。候补仙人虽死了，却体会到他的爱成功了。《弹筝者的爱》则记述了一个恋爱并不成功的故事。那寡妇“在月光下如仙，在日光下如神，使见到她的人目眩神迷，心惊骨战”，许多人渴望得到她的爱，她不为所动。一个四肢五官残缺的废人撞进了她的生活，那粗糙的手抓出的筝声让她丧魂失魄，陶醉在那筝声中的妇人竟无意溺死了自己的孩子，弹筝者害怕那魔鬼唆使的爱，丢下那月夜来献的妇人仓促而逃，妇人为爱缢死在那间小屋里。这爱与死的遐想，曾一度占据着沈从文的心间。1934年7月4日张兆和的日记中记道：
“他还说了些恐吓的话，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的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１１〕
如果在这里提到的自杀有死缠烂打之嫌，在另一处提到的自杀则是心迹的自然流露。1930年6月28日在给美国的朋友王际真的信里说道：
“我仿佛年纪并不小了，一切理智应当缚住当前发生的事，但近来因爱了一个人，我打算死了。”〔１２〕
此外，沈从文在此时间段内多封给朋友的信中都流露出轻生的意向。显然，张兆和对沈从文热切追求的沉默给沈从文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三年后当沈从文沉浸在爱的幸福中来写《爱欲》时，他就借佛经故事的放大翻新来思考他曾有的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可以说，对张兆和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的情感追逐丰富了沈从文对爱情魔力的实体验，《月下小景》的情感根源是应当从作者这种实体验中来寻求的。二沈从文从学校追到苏州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感动了张兆和，她答应与之相恋，沈从文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非常自得，1942年他在上散文名篇《水云》里说道：“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１３〕沈从文在《月下小景》中表达的一个核心主题，正是对这种“意志和理性”的讴歌。写成于1933年4 月10日的《一个农夫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年轻人和他舅舅在饥荒年间偷国王大库藏里的宝物以济贫，被发现后舅舅自愿牺牲，年轻人在严密监视下焚其舅尸并运走其骨灰，国王用公主引诱，结果陪了夫人又折兵，年轻人又化装成卖酒人，拐走公主为他生下的孩子。后来他又在另一国举行的文武考试中俱获第一，被那国王立为太子。他率五百骑士回国向公主求婚，国王为其感感动，就把公主嫁给了他。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年轻人凭着自己的聪慧，不仅娶了公主做老婆，而且做了两国的国君，这种经历正好和沈从文的婚恋经过相合拍。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张兆和的朋友王华莲曾对沈从文说：“不过我所知道的，以以往的为例，像这样的信，有时竞一连来几十封，她都置之不理，终于隐灭了。”〔１４〕张兆和作为校花，追求她的人实在很多，沈从文尽管已小有名气，在张兆和眼里，不过是“他们”一群中很普通的一位而已，而且在张兆和小孩子气般的负气中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爱上沈从文。，如此艰难的事沈从文凭着他那顽强的毅力后来居然成功了。回顾这段传奇性的恋爱生涯，沈从文怎能不为那些靠意志和智慧成功的人赞赏有加呢？《猎人故事》中的猎人，为了寻找那会说话的雁鹅，做了十六年的猎鸟人，把全国各地有雁鹅落脚的地方都跑遍了。《慷慨的王子》中的王子，乐于施舍，被放逐至山中，还将自己的妻子施舍于人，为了一个理想不仅放弃王位，还放弃那其乐融融的家庭。《医生》中的医生，为了训练自己的牺牲精神，含冤任辱，头脸被挞流血，却毫不呻吟。这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物，沈从文为王子须大拿和医生安排了好的结局，并非仅仅是囿于善有善报的佛经教义，而是以自己的成功体验相信他的人物也会成功的，他赞美这些人，更赞美这种为了理想至死不逾的精神，他在《寻觅》中借成衣人之口说：
“我们若要活到这个世界上，且心想让我们的儿子们也活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否认一些由于历史安排下错误了的事情，应该在一份责任和一个理想上去死，当然豪不犹豫毫不怕。”〔１５〕
这种自为的人生观，不仅仅是沈从文的爱情体验，也是他整个的人生体验。他受五四运动余波的冲击，为了寻求理想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身一人从湘西跑到北京，读书不成，从事创作，其间经历种种辛酸，开始五年间每天早上吃两三个馒头就可以在图书馆呆一天，冬天零下十几度仍穿着薄薄的单衣。后来他成为多产作家，在大学里有一教职。在那艰难的处境里，他多次想充军，想自杀，多亏意志和理性的作用才走了过来。《月下小景》中这些追求理想不顾其余的人物形象投射了沈从文自身的生命体验。“我认为，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和生活。我认为，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就那么试着重来安排，因此又写成了一本《月下小景》”。〔１６〕《月下小景》是为人生重新安排一次的结果，理应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沈从文自写《柏子》开始，结束了他小说的创作的探索期进入成熟状态，在成熟期他写了这样几种人生形态：以萧萧为代表的自在人生形态，他们保留了人性的原初状态，在自己的感性里生活，具有善良，蛮强的人性光辉，然而他们是脆弱的，历史安排下来的一些错误往往会毁去他们的生命，他们对于自己的悲凉处境却浑不自知，沈从文欣赏他们的可爱处，却悲悯他们的处境，他觉得这样的人生应该重来一次安排；另一种是被城市文明暗影所扭曲的人生形态，这可以《或人的太太》为代表，他们不能自如的释放自己的生命活力，在各种无形的网中扭曲自己的性灵，最终坠人地狱的深渊，沈从文始终拒斥、批评这种人生形态；第三种为自为的人生形态，这可以傩送、翠翠哦为代表，他们身上不但有原初的人性光辉，而且敢于自主的把握自己的命运。沈从文在《边城》中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明白傩送和翠翠在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压力，因此给故事留下悬念。但在《月下小景》中，那种追求理想的人大多获得了成功，这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实属罕见，仅从这种胜利情绪的张扬来说，我们就应该毋庸置疑地给这个集子以显要的地位，何况这部集子为沈从文一年后写作《边城》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三我相信这种单向度的幸福感我们每个人在阅读小说时都会为其所包裹，新婚的张兆和当然不会例外。但如果仅仅体会到这一层的话，沈从文又会说不了解他。为什么鹿角仙人在获得爱时却死掉了，为什么《女人》中两个男人要苦苦寻找女人被尊重的理由，这恐怕绝非题材的拘囿，这其中包含着沈从文对理性和爱情关系是思考。我们先还是回到小说本身：《扇陀》中的鹿角仙人本是法力无边，当他沉浸在爱情中时，一切智慧和法力，消失无余；作为序曲的《月下小景》中的小寨主傩佑和他的女友为了爱情却以生命为代价，双双服毒死去。理性追求的结果却是泯灭作为理性载体的生命，沈从文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沈从文在1930年7月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说：“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１７〕两年后的1932年2 月28日给王际真的信中又说：“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鬼知道，女人有多大能耐，因为痴痴的想一个女人，就把自己变到这样愚蠢”。〔１８〕显然，他对自己为了爱情丧失理性保持警惕。他在《水云》中这样写到：
“情感难道不属于我？不由我控制？”“他属于你，可并不如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只能说你属于它，它又属于生理上的性，性有属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１９〕
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思考，在这里，他对情感和理性做了区分，把情感的力量提到最高的位置，人是属于他的，理性是属于人，理性当然无法和情感的威力相比。假如情感和理性取得了一致的方向，那当然引导人取得成功，沈从文爱情的成功便是明证，他为了信仰，克服巨大困难，创造出堪称经典的作品，这也是情志统一作用的结果。但假如情志不一致呢？他孜孜以求地追求张兆和，但张兆和却不给他任何希望，理性告诉他这种消耗是不必的，但爱情却拖着他走，这巨大的力甚至让他想到自杀，当然更顾不上他从湘西跑到不北京来的目的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另一纬度上看出沈从文对他的思考。《被刖刑者的爱》作为《爱欲》中的一篇，写与1934年7月。兄弟二人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决定西行到某某国去寻求先进经验，他们带上各自的妻子，一行四人翻越沙漠，弟妇因为爱其丈夫而自杀，死前请求因饥饿快死的其他三人吃掉自己的身体，弟弟有也因为得了当地不可救药的热病死掉了。剩下的夫妇碰到一位因犯罪双脚业已被刖去的乞丐，这跟丈夫历经千辛万苦的妇人居然爱上了那乞丐。因这爱，她设计让丈夫坠入河中被一股黄流卷去，。丈夫侥幸不死做了总督，他依然想着他的妻子，恰巧他妻子和那乞丐进了他的地盘，当他明白那罪恶的妇人的确不爱他后，便把所有的金钱给了那妇人独自回国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内中一出情节逆转超出了读者的期待，即那妇人抛掉西行的目的，放弃理想，置历经患难的爱情于不顾，甘愿同那丑陋的人去乞讨。那乞丐是妇人生命中的”偶然”，他的出现破坏夫妇美满的婚姻。在这里，我愿意追究一下沉从文在《水云》中对《月下小景》写作动因的回忆，他说：
“回来时，我想除去那些漫画印象和不必要的人事感慨，就从用这枝笔，来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感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因此又写成一本《月下小景》”〔２０〕
《八骏图》引出了人事纠纷是让作者意料不及的，那些漫画印象他也并不满意，于是又另外写一部《月下小景》，后者的写作多少保留了一些写作《八骏图》的情绪背景，而《八骏图》的写作，是因为作者经历了在青岛海边跟踪丢掉小螺蚌的女孩，在家中和几个教授招待一个“受过北平高度教育上海时髦教育的女人”后，“到了晚上，我想起偶然和情感两个名词，不免重新有点不平，好象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虽然败还不服输，所以总得想办法来证实一下，当时唯一可以证实我能够有理想照理想活下去的事，即使用手上一点笔写点什么。”〔２１〕于是他给千里外的女孩写了一封信，“这种信写成后却不免使我有些难过起来，心俨然沉到一个绝望的泥潭里了，为自救自解计，才另外来写个故事，我以为由我自己把命运安排得十分美丽，若势不可可能，安排一个小小故事，应当不太困难，我想想看能不能在空中建造一个式样新奇的楼阁。”〔２２〕这两段文字给我们留下很多疑问，第一，为什么“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第二，为什么写信后“心俨然沉到一个绝望的泥潭里”。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八骏图》说起，达士先生先向未婚妻报告同事的七位教授的性变态心理，自己却被海边另一女孩迷住，写信向未婚妻推迟行程，达士先生在报告其他几位先生的情况是，俨然自己是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人，但那海边出现的偶然却把战败了，这种心理像宿命一样是无法抵御的。达士先生的心理变化正跟沈从文在《水云》中对自己的描述相吻合，只是达士先生留下来了，而沈从文只是想想而已。沈从文给远方的女孩写了一封信。该信已无从考证，但沈从文后来说，正是这封信和随同寄去的螺蚌使他获得了那女孩的爱，可推知该信内容一定是向那女孩表示坚贞，而这显然与当天的事矛盾，于是他陷入了情感于理性的冲突之中，理性告诉他这多年的追求应该持续下去，脑中却浮现了另一些女孩的面影，于是他“俨然沉到一种绝望的泥潭里”，他要把这些情绪对象化，写成《八骏图》、《月下小景》，通过着对象化的文字来解救自己，好象这些情绪是另一人的，与自己不相干.我说《月下小景》也有这种情绪背景，《被刖刑者的爱》中那女人生命中出现了偶然，她就跟那偶然走了，这是达士先生在有机会情况下的一种结局，其中当然溶进了沈从文情绪的荒唐散步，为我们展示了他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向度。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沈从文在他的生命中抑制了这一可能性的发生。但他试图探索这一可能性的原因，他在《水云》中说：
“我同样保留了一些印象在记忆里，原来我的心尚空阔得很，为的是过去曾经装过各种各样的梦，把梦腾挪开时，还装得上许多事事物物，然而我想这个泛神倾向若用之与自然对面，很可给我对现世光色有更多理解机会，若用之与和人事对面，或不免即成为我一种弱点”〔２３〕
沈从文的心“空阔”的很，具有泛神倾向，其实可以说他对万事万物包括不同的人都充满了爱，正如他在题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的散文中说：
“山头一抹淡淡的阳光感动我，水底各种圆如棋子的石子也感动着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２４〕
这种爱成就了那被称为经典的文章，那么这种爱用于人事呢？他在1931年4月13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有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走到街市上去，见一个女人都想拥抱她一下，想不到还不到三十，心情就那么坏，那么软，那么乖张。”〔２５〕
我们不能否认沈从文对张兆和是那么深情地爱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颗博爱的心装得下很多人事，《被刖刑者的爱》中那妇人可以移情别恋，《女人》中那两个女人深得美貌尊贵丈夫的宠爱，但一有机会就爱上了别人，沈从文偏爱这些题材是有他的原因的。我们来看看沈从文对这些感情出轨者的态度：《女人》中的王后背着国王和一马夫偷情，这种事情被发现后无论如何都逃不掉被杀的命运的，有趣的是国王发现后并没有追究，而是离开王位去寻求女人被尊重的理由。《被刖刑者的爱》中的女人背弃了丈夫的爱情，对丈夫下毒手，丈夫非但没有责怪她，还把金钱财物全给了她，这两个违背常理的故事体现了沈从文对这类人的宽容，这种宽容在他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明证。抗战爆发他先行离开北平后，张兆和迟迟不走，沈从文11月16日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写到：
“有些人对你的特殊友谊，能引起你的兴味时，还不妨去注意注意，我不是说笑话，不拘谁爱你或你爱谁，只要是使你得到幸福，我觉得爱你，但不必因此拘束你。正因为爱你，若不能给你幸福，别的方面我的牺牲能成全你的幸福时，我准备牺牲，有痛苦，我忍受痛苦”。〔２６〕
这语气，这预备着的行为，跟《被刖刑者的爱》中的总督多么相似呀。也正因为他自己有着这种深刻的体验，当他推己及人时，他就能够原谅别人，宽容别人。
沈从文称丁玲情感散步，丁玲记恨了他一辈子，我通过《月下小景》来观察沈从文对情感和理智的思考，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对理解沈从文的作品比较重要罢了。
注释：〔１〕〔３〕《沈从文全集》第１１卷，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出版〔５〕〔６〕〔７〕〔８〕〔１５〕《沈从文全集》第９卷，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出版 〔９〕《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第３７页〔１０〕《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第１０页〔１１〕《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第１４页〔１２〕《沈从文全集》第１８卷，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出版 版社，第７６页〔１３〕《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社，第２７９页〔１４〕《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第８页〔１６〕〔２０〕 《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社，第２７９页〔１７〕《沈从文全集》第１８卷，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出版 版社，第７６页〔１８〕《沈从文全集》第１８卷，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出版 版社，第１６３页〔１９〕《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社，第２７３页〔２１〕〔２２〕《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社，第２７１页〔２３〕《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社，第２７８页〔２４〕《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第 页〔２５〕《沈从文全集》第１８卷，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出版 版社，〔２６〕《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第８２页
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 沈虎雏 -
我的父亲沈从文，用文字对文艺作品和文学创作，发过许多自己的议论。然而在平时，在生活中，谈论作品，却一向讲得很简短。而且八十岁了，还有点像小孩看电影，爱说“好人”“坏人”那样，简单而直截了当。“好”或“不好”，是他口头使用的最基本评语。
对美术、书法、古今手工艺品等视觉艺术，他会多说几个字：“美极了！”“丑死了！”或加上赞叹：“啧！这才美呐！”“唉！看到都难过！”
优秀的作品，他常说作者“有头脑”，对美术或工艺品，他会归功于“手好”，文学佳作，甚至于会说是“笔好”。但不好的作品，他总是归罪于“不动脑子”、“不肯学”。
他后半生潜心于物质文化史研究，常需要美工专家们配合，摹绘一些古代艺术品：有的要复原、放大，或画成线图，有些丝绸残片能画出逼真的质感，令观者忍不住想轻轻摸一摸。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对这些配合工作的摹绘作品，他拿到时常说：“太好了！”“手真好！又快又准确！”从未听他批评说谁画得不好。
但是，看到重现古代人物、历史场景的现代绘画，某些作品远离了历史真实性，以意为之，或从千年一贯制的戏装取法，或凭画者的品味加以“美化”，这些作品无论看上去多么气势恢宏，赏心悦目，他总是闭上艺术的目光，拿科学尺度去衡量，痛心地说：“常识不过关。”“不学习，怎么能教育观众？”
有一回年历翻到齐白石一幅画，流水游鱼，他停下来看了很久，还是一个字：“好！”请他讲讲好在哪里？他上下打量，只说：“生动呐。”
他去拜访画家吴冠中，在画室欣赏大量佳作，却默默无言，实际上，大饱眼福所引起的兴奋久久难以平静，只得求助文字向画家倾吐感受：“动人处……如肖邦之第一第三协奏曲中壮与秀并处，给人以清心活泼，充满充沛热情和永远青春生命感……”壮与秀并，是父亲题在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唱片上的话。把欣赏音乐的感受用在美术作品，或用到文学艺术、表演艺术方面，在他是毫无障碍，自然不过的，只是这一回太高兴，错安到肖邦并未写出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上了。
他不懂音乐理论，却忍不住在很多文字里谈论音乐，写一些自己独特的说法。在生活中他更乐意闭上嘴，做个默默的欣赏者，对作曲家演奏家满怀敬佩感激之情的听众。并不出名的小作品，有时也能强烈地感动他。一次母亲见他独坐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有位年轻朋友曾送他一盘意大利歌唱家演出的录音带，听过几次后我问他感觉怎样？“声音好，”他停了一会，“韵味差，不如××。”我不知他说的是谁，据解释，那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四十几年前在朋友家听过唱片。父亲晚年因偏瘫，行动受限制，有较多机会看点电视节目。连播《今夜有暴风雪》时，他对描写知青生活的剧情不大懂，却专注地倾听短短的片头曲，问：“谁弹的琴……好……”声音哽咽，别人告他是鲍蕙荞演奏的，只见老人两眼已满含热泪。
有个时期历史剧热，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艺术剧院好几出重要历史剧，都请父亲在服装道具人物形象等方面提供参考资料，一九四九年以来所搞的物质文化史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他不知疲倦，不厌其详地为各剧组服务。其实父亲同话剧结缘很早，在他学习用笔初期，一九二五年就试写过一些从未演出的剧本。一九三七年元旦，他发表了评曹禺《日出》的文章《伟大的收获》……此时，他又和当代话剧的最新成就发生联系，有的戏公演后还认真地修改，他也有机会观看修改前后的不同演出场面。然而，在平日谈话中，几乎听不到他对这些新剧的总体看法，仿佛整个剧作，已从他视野中消失了，看到、说到的，除了他做顾问职务范围内的事情外，只剩下对演出细节的议论：“曹操演得好，有性格，节奏感特别好！”这是指刁光覃的表演。又说朱琳：“念白清楚，懂分寸。”对舞台上表现曹操夫人补被褥的情节，他觉得：“有点做作。”
对于文学作品，他本该有很多话可说，但即便无拘无束在家人面前，也听不到他长篇议论。《芙蓉镇》是他喜欢的新小说，给古华的信里，用文字写了不少，而在家里谈话，还是极简约：
“名词！名词！熟透了，他会用！”父亲指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术语，他羡慕作者掌握“名词”滚瓜烂熟，又能恰当地用到作品里编织人事。他放弃文学事业后，难得看一本新小说。我曾把长篇《沉重的翅膀》塞给他，居然读完了，说：“好！”但是又觉得作者用料过多：“可惜了，知道事情多，用一部分就够。”有部很长的历史小说，他没精力一卷一卷读下去，听不到他的概括评议。但别人谈起这作品得失时，父亲插话说：“问到过我，告他写十万字就好，他不听。”一次闲聊，扯到武松临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生活，一一叮嘱情节时，他说《水浒》里这些部分“写得好，家常，有人情。”又聊到古典名著虽写过很多刚烈鲁莽人物，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给读者普遍留下深刻印象，除了故事曲折动人外，成功的原因，他说是把这些粗人“写得妩媚”。这个通常是描写女性的词，他还用来说过自己的云麓大哥和另一些毫无女性气的男子。
著名京剧演员袁世海在电视上说戏，父亲不是戏迷，却凝神看完这个长长的谈话纪录片，还不时轻轻赞叹：“大手笔！”“这才讲得好呐！”我领会到，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的那些粗汉，的确含有他所说“妩媚”的一面。
“做作”和“别扭”，是父亲对“不好”的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常用的评语。而“好”的作品，他常用“自然”、“素朴”或“家常”来概括。做人也一样，他若说某人“家常”，那是很高的赞词。
他一直使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半世纪以前，在他为这个世界写出自己那批作品时，可能也是源于一些简单明确的意念。
汪曾祺评《边城》请许我先抄一点沈先生写给三姐张兆和(我的师母)的信。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人，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分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怅惘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的眼睛湿到什么样子!……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三三的“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做假，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人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我写《边城》的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子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戴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全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另二个来源就是师母。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水云》) 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是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翠翠难写，因为翠翠太小了(还过不了十六吧)。她是那样天真，那样单纯。小说是写翠翠的爱情的。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样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的非物质。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总体上，是可感的，坚定的，但是开头是朦朦胧胧的，飘飘忽忽的。翠翠的爱是一串梦。翠翠初遇傩送二老，就对二老有个难忘的印象。二老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爷爷，翠翠以为他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以为期侮了她，就轻轻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个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两午后的端午节，祖父和翠翠到城里看龙船，从祖父与长年的谈话里，听明白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的端午。翠翠和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忽然停住了发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这说明翠翠的心此时正在飞向谁边。二老过渡，到翠翠家中做客。二老想走了，翠翠拉船。“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自负”二字极好。翠翠听到两个女人说闲话，说及王团总要和顺顺打亲家，陪嫁是一座碾坊，又说二老不要碾坊，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心想：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这些闲话使翠翠不得不接触到实际问题。但是翠翠还是在梦里。傩送二老按照老船工所指出的“马路”，夜里去为翠翠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极美的电影慢镜头，伴以歌声。事情经过许多曲折。天保大老走“车路’’不通，托人说媒要翠翠不成，驾油船下辰州，掉到茨滩淹坏了。大雷大雨的夜晚，老船夫死了。 祖父的朋友杨马兵来和翠翠作伴，“因为两个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都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后，哭了一个夜晚”。哭了一夜，翠翠长成大人了。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湘行集?泊缆子湾》)。沈从文对写景可算是一个圣手。《边城》写景处皆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遇。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且不说沈从文如何善于写景，只举一例，说明他如何善于写声音、气味：“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下生意人的杂乱的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有哪一个诗人曾经写过甲虫的气味 《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边城》，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总有一天，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录自汪曾祺：《又读〈边城〉》，《沈从文名作欣赏》 (本文已被浏览2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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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集最初拟于1992年5月出版，以纪念沈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和沈先生骨灰安放故乡凤凰，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我心里一直不安。现在别集终于出版了，总算了却了他的一点遗愿，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当含笑九泉否?最后要感谢湖南省出版局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别集就会夭折于无知与偏见的利刃之下，我也就没有机会在这里饶舌了。1993年5月
重读陶渊明
中文系大学生自然是要读陶渊明的，但在改革伊始，人人进取的年代，对这位成天只知采菊东篱、有酒自斟的“中国第一大隐”，着实有几分不屑。不就是官场不得意，跑回乡下说朝市的葡萄酸么？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简直不啻天壤之别。自己发发牢骚倒也罢了，连累后代文人也群起效尤，动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上山，或下乡，或寄迹山水，或结庐而居。清代有个袁子才，居然放着好好的官不做，用官位换来个破园子（随园），在里面娱情养性。这不都是陶老夫子带的头么？观念上的偏滞，决定于生活底蕴的浅薄。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后，在世纪末的今天，重读陶渊明，却如春风化雨，荒漠流过一股清泉，胸中涌出一片绿洲，喧嚣的尘世渐渐远去，清凉之气令人块垒顿消。放逐灵魂，让其在浮躁不安的躯体中逸出，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里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这才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也才知道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皆因不得已而为之。且让我们听听陶夫子的自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一个“性”字，一个“误”字，道出了本质所在。俗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陶渊明依恋山水，旷性任达，应该说是一种禀赋。他自己就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一个天性热爱自然，不喜奉迎的人，置身名利场，无异于笼中之鸟，又有何快意可言？生命的本质在于顺应自然，享受自然，在与自然的亲吻中，生命才释放出无穷的活力。陶渊明因“误落尘网”所失去的，恰恰是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本我。陶渊明也算是名臣之后，曾祖陶侃是晋朝的开国元勋，官居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只是到他出世后，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弱冠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迫于生计，二十九岁时出仕，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一类科级副科级干部，因内心矛盾曾几度中辍。四十一岁时，堂叔陶夔“因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作了彭泽县令（处级）。但到底是性情中人，做不出卑躬屈膝、苟且钻营一类事体，竟然不肯束带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大人，还说什么“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得罪了领导，能有他的好果儿吃么？所以县令的宝座还未坐热（八十多天），就自动去职，回到乡下过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式的农耕生活去了（在世人看来，县令已是难得的肥缺，就是犯了错误，换个地方还可以再做嘛，有官不做，十三点！）。《归去来兮辞》记其回归时的心情：“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奔载欣。”简直就似从牢笼放归一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个“返”字，概括了陶渊明从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非我”，向自然——“本我”的回归历程。陶渊明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退隐，到他六十三岁去世，终身不复仕。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丧妹、火灾、荒年等一系列打击，甚至以乞讨度日，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亦并非如论客们所欣赏的如何日日有酒，如何悠闲适意。但诗人自有诗人的风骨。统治者曾于他四十九岁和五十四岁时两次征他为著作郎，均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也算是礼贤下士了。但陶夫子不买账，将其米肉挥而去之。他也曾慨叹“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他仍“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语），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也无怨无悔，挚着地坚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的本质二元素。“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没有人格与自由地活着，宁可死去。即便是死，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诗人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或曰陶渊明逃避现实，消极处世，不足为训。那么他所生活的东晋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呢？政治腐败，社会动乱，门阀势力飞扬跋扈，地方军阀桓玄、刘裕先后作难，兵火频仍，可谓乱世。俗云乱世出英雄，可陶渊明作不了英雄（文人们恐怕都做不了这类英雄），与其汩其泥而扬其波，做一个帮凶，从权力斗争中分一杯残羹，倒不如守住自我，苦中作乐，也博得个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美誉。江盈科就曾说陶渊明“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的确道个正着。举世攘攘，皆为利往。能超然特立于一个时代之外，真正顺应生命的本质要求，非大知大贤之人不能若此。与陶渊明同时、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不就以讲授礼仪为名，回到统治阶级那儿去了吗？沽名钓誉，贪饵吞钩，似乎是文人积习，君不见奴颜屈膝、卖友求荣之文士乎？君不见“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且整人较“大老粗”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文士乎？至于那些自称圣贤的假道学们就更无足挂齿了。伊人长已矣，唯有古月照今尘。历史是一面镜子。先哲们构成了历史。今天的文人们学不了陶夫子，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陶渊明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及作为伟大诗人的品格，仍然深刻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在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代，世俗的诱惑是无与伦比的，但能洁身自好，守住良知和人格，也算伟大。陶渊明的魅力和他作品的美学价值，我想也正在于斯。当然，那些“上班随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跟着裙子转”，并以“收礼不受贿，跳舞只摸背，进了夜总会，晚上回家睡”自许的雅士们是不甘如此寂寞的。陶渊明是寂寞的，但寂寞也是一种美。1996年7月
作者：卞毓方
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个人倾斜，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而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桌呐喊的是他的乌蓬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是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啼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这个个似乎是从石缝突然蹦出来的，若干年前，我在三湘四水滞留过九载，其间，也曾两次云游湘西，记忆中绝对没有他的存在。他是水面荡漾的波纹，早已随前一阵风黯然消逝；他是岩隙离披的兰花，早已被荒烟蔓草遮掩。那年月，山林镇日沉默，阳光长作散淡，潭水枯寂凄迷；没有一帆风，因牵挂而帐惘，没有一蓑雨，因追念面泄密。
而今，千涧万溪都在踊跃汇注沱江；而今，大路小路都在争先投奔凤凰。站在沱江镇也就是凤凰县城的古城墙闲眺，你会惊讶，泼街的游人，都是映着拂睫的翠色而来，然后又笼着两袖盈盈清风而去。感受他们（其时也包括你自己）朝圣般的净化，饶你是当代的石崇、王恺、沈万山，能不油然而生嫉妒，嫉妒他那支纤细的笔管窨流泻出多少沁心的芗泽？并由此激发感慨：与桃花源秦人洞后那似是而非的人造景点相比，这儿才是真正的“别有洞天”。
不在乎生前曾拥有什么样的高堂华屋，只要这曲巷仍有他的一座旧居就行；不在乎一生动过多少文房四宝，只要这红尘仍有他的文字飘香就行。沈从文自个儿说过：“‘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 。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好眼力。也是好定力。难怪，当我在从文旧居仔细端详他在各个生命阶段的相片，发现，镜框里的他一律在冲着你微笑，而且是他生平最为欣赏、最为自负的那种“妩媚的微笑”；不管换成哪一种角度看，他的微笑始终妩媚着你。
在旧居小卖部买了一册沈先生的文集。随着便翻开，目光落在了一句话“大器晚成”。－－究竟是书上写的有，还是我的错觉？－－说他为大器，嗯，肯定没错。说晚成，就颇费思量。从文其实是早熟的，中年未尽就已把十辈子的书者写完。从文当然又算是晚成的，崛起在他被同代人无情的抛弃之后，被竟争者彻底遗忘之后。冷落并不可怕，时髦更不足喜，沙漏毁了时间未废，抽刀断水水更长流。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从文甫而立、乳虎初啸之际，他就在返乡途中，写给新婚爱妻张兆和的信中断言：“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一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公平自在山川日月。一九八八年，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老家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兼安息地。山是归根山，水是忘情水，石是三生石，倦游归来的沈从文，在这儿划上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
碑的阳面，刻的是他的剖白：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碑的阴面，刻的是他一位至亲的敬诔：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沈从文
作者简介：
（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沈从文论苏雪林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几个作家颇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读者特别倾倒的则推那个年龄最轻而出身又有些奇异的沈从文了。这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屈指他自从事文艺生活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单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曰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２０余种；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如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也还有十来种。我们现在将他的作品总括起来则有以下的四类：１。军队生活，２。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３。普通社会事件，４。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现在先论他第一类作品。沈从文是当兵出身的，所以熟稔军队生活。像《入伍后》，《会明》，《传事兵》，《卒伍》，《夜》，《虎雏》，《我的教育》等篇所写人物都以军人为典型。所记事迹也不过是军队间曰常发生的琐屑。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的生涯，每曰除上操以外，无非看审土匪，看杀头，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节原平淡无奇，不过我们读着时很感觉得一种新鲜趣味。这因为我们普通人生活范围仄狭，除了自己阶级所能经验的以处，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个作家能于我们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自然要欢迎了。所谓富于“异国情调”的诗歌小说得人爱好，也是一个道理。但沈氏在军队中所处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优异。据《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个亲戚军官领率的队伍中当学习兵，与营长连长儿子同居一处，正如世俗所讽嘲的“少爷兵”的资格是。他没有受过刻苦的训练，没有上过炮火连天惊心动魄的战线，也没有经验过中国普通士兵奸淫杀掠升官发财的痛快，也没有经验过他们饥渴劳顿流离琐尾的惨苦。所以所写军队生活除了还有点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动。近来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战线上》，颇为文坛所称道。他的军队生活经验较沈氏丰富，所以他虽显明地受了沈从文这类文字的启示写成，却有出蓝之誉。韩侍桁批评沈从文这类文字道：“带着游戏眼镜来观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结果使其变成了滑稽。”这话说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诚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过军队生活，原属于后者一类，教他怎样捏造呢？黎锦明有《水莽草》，《黄药》等篇，论者谓足以表现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写故事为首要目的，表现地方色彩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至于沈从文则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后》，《夜》，《黔小景》，《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往事》，《还乡》，《渔》，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蛮惨厉，可以使我们神经衰弱的文明人读之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时和同伴四个军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讲自己离奇的经历。一个同伴说自己从前曾和一个在沙罗寨的苗族妇人恋爱。妇人虽黑却甚美丽，她的丈夫是一个巫师。这军人每夜必邀一个朋友去那巫师屋后树林中与妇人相会，有一夜因为有点事不得早脱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妇人，自己事毕立即赴约：到了那里，凭借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缠红巾同魔鬼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鸱枭，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儿，这是他应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来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又像《渔》的那一篇写两个家族间械斗的情形道：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以相互流血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在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小块，用香料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据说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边境一带有许多苗瑶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惟其生活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沈从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边军队混过几年，对于苗族生活比较别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关于苗族生活的描写要占一部分。这种描写，许多人称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观其常引“龙朱”二字可知。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则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绍似逊一筹。我们现在以《龙朱》与《神巫之爱》为例。这两篇故事大致仿佛，可说是姊妹篇。龙朱与神巫同是苗族中的美少年；同为许多青年妇女所倾心而庄矜自持；后来同为一个极美少女所感而陷入情网；同有一个愚蠢而颇具风趣像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里的山差邦诧的奴仆。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像《神巫之爱》里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愿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许时的一段对话：仆：“主人，差遣你蠢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主：“你是做不到这事的，因为我又不愿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五羊喋喋不已，坚欲充任斯役，主仆又有一段对话：主：“你舌头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为大五倍。”仆：“主人，说金子是在火里炼得出来的，仆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神巫既见所思慕的女子呈现于前，便向她求爱道：“我的主人，昨夜里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曰光下你却美丽如神了。……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是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是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个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行为如果引起了神圣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狱去吧。”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路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恋爱时喜作歌辞互相唱和，其歌辞虽非我们所能知，但想也不过和《楚辞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间乐府，刘禹锡所拟《竹枝词》；以及今曰所采集的《蜓歌》，《狼情歌》，《岭东恋歌》，《客音情歌》大同小异。不意在沈从文笔下写来，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像神巫所唱：瞅人的星我与你并不相识，我只记得一个女人的眼睛，这眼睛曾为泪水所湿，那光明将永远闪耀我心。又：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曰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记得从前读过法国１９世纪大作家夏都伯里阳（Ｆ。Ａ。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的名著《阿达拉》（Ａｔａｌａ）、《海纳》（Ｒｅｎｅ）等关于美洲北部未开辟时土人生活的描写，颇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亲赴美洲游历，对北美蛮族的风俗习惯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书虽然富于浪漫气氛，实非向壁虚造的故事可比。至于沈从文虽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别；能够描写神巫做法事的礼仪；哪能够知道他们男女恋爱时特殊的情形。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非洲艳情电影抄袭而来，虽然另有用意——解释见后——初读尚觉新奇，再读便味如嚼蜡了。最近发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曰谈序曲》，还是以苗族中间英雄美人做题材，意境也没有超过《龙朱》和《神巫之爱》，不过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诗体裁，使读者陶醉于故事的凄厉哀艳的情绪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实性”，以文笔论，这倒可算沈从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绍之中最优秀的一篇。关于第三项作品题材，极为复杂，以中上阶级而论则报馆的编辑，官厅的小科员，大学教授，大学男女学生，亭子间里潦倒文士，官僚，军阀，资本家，土豪，下台后终朝拜佛念经而又干着男女秘密勾当的政客，假作正经暗地养着姘夫的太太，争妍取怜妖淫百出的姨太太，骄贵如太子公主的少爷小姐……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间留下了一幅剪影。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Ｑ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上下两卷。这是根据英国加乐里（ｃａｒｒｏｌ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写作的。上卷写阿丽思与兔子约翰傩喜先生到中国游历，发现中国许多腐败情形。下卷则写阿丽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乡，看到湘西许多野蛮风俗。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浅保”又说：“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风趣，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这算是他还有自知之明的话。新近称为改变作风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曰谈》——体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曰谈》，借一群偶然聚集某处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长夜或无聊光阴的方便谈出一个个故事来。题材取之唐释玄晖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论》，《大庄严论》，《生经》，《长阿含经》，《树提伽经》，《起世经》，《五分律太子须大拿经》，《杂比喻经》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写成完全；或把几个并非同出一经的小故事连缀一处成为一个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变了赋以现代人的灵魂血肉。里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寻觅》，《一个农夫的故事》，《爱欲》，写得都很动人。不过作者存心模仿《十曰谈》体裁，把每个美丽如诗的故事，放在骡马贩子，珠宝商人，市侩，农夫，猎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很有些勉强。但这还可恕，最不该是故事中间往往插进作家自己的议论或安上毫无意义的头尾，将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Ｓｔｙｌｉｓｔ），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唐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以无意义。《月下小量》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像《寻觅》那篇，Ｘ地青年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家财和娇妻远赴朱笛国。朱笛国王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王位而远赴白玉丹渊国，二人努力的结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远没有“满足”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乐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叙出起见，又把那个国王和青年打发上“寻觅”的道路，并把他们一生的运命支配在到处飘泊之中，这岂不成了蛇足么？或者我们的作家以为“知足”是东方懒人思想，永远追求真理，才是现代人精神，所以要给故事这样一个结束。不知道文章的结构是要前后相称的，像裁制衣服一样，你起头既裁成一件宽袍大袖的东方式衣服，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洋式尾巴，便弄得不伦不类了。又如《猎人故事》把《五分律》乌龟鸿雁迁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鸿雁变成人和猎人谈话，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爱欲》那篇《被刖刑者的爱》，全文既侧重妇人与刖者发生恋爱那一点，则前面兄弟为求学之故携带眷属旅行沙漠以至弟妇自杀等等描写都成了累赘。我考《法苑珠林》前后两段本属两个故事，作者将它们连接一起，又不肯使它们互相照应，所以到底还是两橛。我们既将沈从文四部分作品讨论完毕，不妨再将他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来观察一下。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２０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中国民族以年龄论并不怎样衰老，我们只须将中国民族组织的历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历史虽比较久远，代之而兴的楚秦民族却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若说现代欧美民族是个２０左右的少年，我们也不过３０来岁的壮年罢了。说起竞争，我想我们的力量并不见得比他们逊色，不过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文化像水一样流注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质。我们血管曰益僵硬，骨骼曰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曰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曰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加之东汉以后，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长热带衣食无忧的圣人，终曰危坐森林：竖则恒河沙劫，阿僧劫；横则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将精神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将心灵陶醉在冥想法悦中。实际生活，永远闭着眼睛不看。这思想流传到中国来，与我们固有的老庄无为哲学结合，于是我们的文化便更酵发一层毒素了。胡适曾说印度人曾赠给我们两种有害礼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鸦片烟。这话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文化不但富于沉淀质而已，后来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秽不堪的死水。无论你是一个怎样勇敢有为的青年，到这死水里洗个浴，便立刻变成恹恹不振的病夫。许多新民族入了这老国以后，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七八十年没有不腐化的，便是铁样的证据。我们生长在这文化里，生存竞争，引为大戒。乐天安命，视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利。我们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栗然以惧！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记得一个曰本学者曾说中国人比之曰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种野兽气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或者就是为此。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他极力介绍苗瑶的生活，虽然他觉得苗瑶是被汉族赶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们没有沐浴汉族文化，而且多与大自然接触，生活介于人兽之间，精力似乎较汉族盛旺。所以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维纳斯一样。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猎人故事》等等皆是。沈从文文字能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为他文字中具有这种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学思想吧。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也有点意见想倾吐。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虽然高过他，但丁玲文体却显然受过他的影响。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好像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像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渺仙国。第二，结构多变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千篇一律，可见茅盾所说的困难打破之不易。沈从文小说题材既极广博，结构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难办到。但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很显了些手段。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ａ ｑｕｉｃｋ ｔｕｒｎ）。像《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死妇尸体；《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间》那篇，Ｘ女士之投海；《入伍后》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岚生同岚生太太》那篇，太太闻女校学生烫头发出而掷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外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听说沈氏常以此自夸，则这种文笔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曰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这似由一首旧式儿歌变化而来，句法则似《月令》。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像“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个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第四》）“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爹爹》）诸如此类的言语，沈氏作品中几于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别说这是容易，一个性灵尚未被旧文学格式压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这样自由的想象，才能作这样有趣的譬喻。沈从文创作的缺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ｔｅｒ的笔法来写小说的。他曾自己解释道：“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到。也像有意这样做，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去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石子船跋》）本来用随笔体裁写故事，在法文有所谓“Ｃｏｎｔｅ”①者之一体。如佛郎士《我友之书》（ＬｅＬｉｖｅｒｄｅｍｏｎａｍｉ），都德的《磨坊尺牍》（ＬｅｓＬｅｔｔｒｅｓｄｅｍｏｎｍｏｕｌｉｎ）、《曰曜故事》（ＬｅｓｃｏｎｔｅｓｄｕＬｕｎｄｉ）就是这类文章，这与小说（Ｎｏｖｅｌ）是大有分别的。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用Ｃｏｎｔｅ体裁来写故事亦未尝不可，不过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讨厌了。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像。在这一点上他与王统照初期作风倒有相象处。据赵景深说，王统照的文字“都是经过若干次的修改和锤炼的”，然而我们读了他的《春雨之夜》，《黄昏》，《一叶》等作只觉得它们“肉多于骨”，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令人厌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话，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毫不着急，思想到了哪里，他的笔锋也就到了哪里。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夹杂不清的，所以文字的体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作者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未曾读过多少书，然而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那怕在一个平凡人生经验上，一篇书上，一句普通朋友谈话上，都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得来，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阿丽思中国游记自序》），大约不是一句夸诞的话。为了他有这样能力，所以拼命大量生产，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有时甚至不惜捏造离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实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像《都市一妇人》和《医生》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Ｒｏｍａｎｃｅ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这时候他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了。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红红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只要他以后不滥用他过多的想象力，将作品产量节制一点，好好去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他的文笔，还有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等着他在前面！原载《文学》，１９３４年９月，第３卷第３期
作者：王晓明--------------------------------------------------------------------------------
按照既定的读书计划，我最近通读了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因为事先就带着所谓“研究”的功利目的，所以在逐页翻阅的同时，不免随时记下一些即兴的体会。其中有一些似乎是可以用来勉力编织，组成一种对沈从文的系统认识的；但更多的，却显然是那种突然而起的随想，既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也来不及接受作品的验证，我甚至不能肯定，它们是否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整理和发挥。干脆，就这样把它们一段一段地抄出来吧，即便是山间道旁草丛中的一瓶一纸，有时候不也能获得匆匆行路者的好奇的一瞥么？
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有一位哲学家甚至断言，生命就是由无数个现在所构成。但是，在感情上，我们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说来奇怪，我们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我们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我们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你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你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我们更不会忘记自己跨入成年时的那种兴奋，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第一次按照自己内心的命令去投入人生，第一次试着给自己选定跨步的方向，整个世界都仿佛变了样子，那些紧张和欣喜，犹豫和欢乐，你真是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的。更不要说我们的初恋，我们对异性的第一次隐秘的钟情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想象，那和意中人擦身而过时的战栗，甚至那周围的一草一木，都会不断地在你脑中重现，使你禁不住要发生新的陶醉。当然，在这些记忆中也有失望，有凄惶，有愤怒，甚至有悲伤，但是，那毕竟是我们生机最旺盛的岁月，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即便是痛苦，那也是因为生命力的跃动才引起的痛苦，就在使你不快的同时，它也让你重新体验到了昔日那些不可遏止的生命的冲动。因此，我们越是远离那一段岁月，这痛苦的记忆就越是变化，种种令人不快的因素仿佛经过了重新的处理，最后汇聚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和那些单纯使人欢愉的记忆相比，这种淡淡的惆怅显然更容易使你心醉。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对于自己青春年华的深切眷恋，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体验这种激情。也许，是因为只有在那个年龄上，我们的感觉能力才最为活跃，它已经生长健全，却又还没有遇到成见的过分干扰，因此，它这时候摄取的印象就特别鲜明？也许，是因为这些印象渗透了我们自己的青春气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是远离青春的阶段，在感情上就越是要对它们发生迷恋？也许，这里面还有某种更为深层的种族乃至人类的遗传心理在发生作用？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为这些解释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太对。我只能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对自己少年岁月的无法抑制的亲切感情，正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美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它充当了人类艺术的接生婆。如果没有它，恐怕许多伟大艺术品的产生都将是难以想象的。这套《沈从文文集》给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和这种美好情感的血缘联系。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我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这种动人的情感里去了。
一九八五年初夏，我在北京听一位研究沈从文的专家闲聊，才知道沈从文原来还有那样一个苗族文化的背景，他不但生长在湘西苗族人最集中的区域，而且自身就有着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我不禁深感兴趣。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对其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我是从老舍身上就已经看出了的，我相信沈从文的创作肯定会再次证明这一点。这回重读他的小说，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迹象；还真让我想对了，在沈从文的笔下世界里，你简直到处都能感觉到苗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最触目的，自然是那些直接描述苗族生活的作品。无论是写于二十年代晚期的《阿丽丝中国游记》，还是三十年代末问世的散文集《湘西》，只要一谈到苗族的历史和风情，沈从文就立刻会改变那种惯常的含蓄态度，毫不掩饰地夸赞苗人如何纯朴，怎样善良，同时更愤慨地数落历朝历代的中原统治者如何对苗族人民肆行压榨，看那口气和姿态，简直像一个苗族的代言人。至于那些描绘苗族青年恋爱故事的小说，譬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和《神巫之爱》，就更是不遗余力，仿佛把世间一切美丽的形容词都堆到人物身头，他都还嫌不够。每当读到这些地方，我都忍不住要暗暗发笑，作家为苗族人民唱颂歌的心情，未免也太急切了。
但我说他的艺术世界处处体现出苗族文化背景的影响，却主要不是指这些天真的颂歌。你仔细端详他的抒情姿态就会发现，正是在这里，才更鲜明地闪射出苗族传统心理的折光。仅从我翻阅的少数几本介绍苗族概况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经受了多么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狂悲大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化外之民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
我上面的这一番概括当然是片面的，可就是依这样片面的角度望过去，也已经能在沈从文笔下看到不少与之契合的例证了。那渗透他几乎全部创作的对于都市文明的反感情绪，那总是将沉痛隐蔽起来，而以平静的语气出之的叙述态度，那烘托诗意的神来之笔和冗长乏味的分析文字之间触目的不协调，还有那经常会溢露出来的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傲气：仅仅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窥见了那苗族文化心理的暗中牵制呢？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批评对象的客观性的怀疑与日俱增，“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的响亮口号，已经传遍了整个文学批评界，甚至还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以所谓“创造性误解”的说法，博得了不少中国同行的赞同。但是，尽管如此，我对沈从文的小说读得越多，却越是禁不住想从另一方面来作个补充：我们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终究只能说出一家之言的大前提下，恐怕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贴近我们的研究对象，努力体会作家打量世界的独特眼光，掌握他从事创作的基本出发点。①也许我是太固执了，我总以为，批评家无权空悬一把标尺去衡量作家，严格说来，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尺寸建造起来的，批评家只有在初步掌握了建造者的那一套独特尺度以后，才可能比较准确地看出，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是最精巧，哪些地方又有缺陷。如果连这第一步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到，就一头扎进自己的主观理解当中去，那就很可能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弄出许多并非创造性的误解来。
就以沈从文为例吧，我们看他的身世、自传就能够知道，他的全部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作证：他是一个颇为独特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认真描绘现实景况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而和那些对自己的印象世界有明确分析的作家又不同，吸引他的主要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如薄雾般飘忽的心境，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绪，他极力想捉住它们，在稿纸上绘出它们，却又总是捉不牢，绘不清，看看像是把握住了，写出来却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常常为此苦恼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他都不敢说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种苦恼。他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当然有许多原因，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我却愿意指出，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用来建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基本材料。不论我们预备从怎样的角度去评判他，最初的分析恐怕都应该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开始。
也正因为这样，我很难赞同过去对沈从文的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在我看来，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你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的那种神往和迷醉感情，你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你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我并不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就十全十美，对于有些过于亢奋的溢美之辞，我虽然能够理解，却也并不赞同。我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我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在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我接连不断地获得各种彼此矛盾的印象。他分明一直主张作家不要去管政治，可他自己的小说中，却有好几篇都是在刻画革命者的英姿。他早期也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描绘都市里的各种人物，不用说，他的脸色是不大好看的，几乎篇篇都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敌意；可有时候，他又会一反常态，以一种暗含欣赏的态度来描绘都市青年，如果不看署名，我还会怀疑这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当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如果我们转入纯粹艺术形式的领域里，那矛盾的现象就更多了。他分明是一个讲究含蓄的作家，可你读读那一篇《哨兵》，那对鬼魂的渲染多么用力。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点像散文，似乎他并不怎样注意结构的锻炼，可你看看《灯》那样的小说就会明白，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摆弄结构的。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不擅长凭空虚构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自己的亲历或耳闻作底版，可你如果真把他对自己的许多描述当作实事，却又是上他的当了，那分明有许多是他编造出来的呢。
但我真正感到沈从文的复杂，还是在读完文集的最末一本。掩卷回想之后，我越来越认真地感觉到，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我不怀疑他对绅士阶级的憎恶，他对那班教授先生们的尖刻的讽刺，也无疑是出自真心。可是，他自己不就在努力加入绅士阶级的行列，也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了吗？他那样热烈地赞美乡下人单纯朴素的性爱关系，可在自己的恋爱生活里，他却不也像那些遭他白眼的知识分子一样，寄出过一封接一封美丽动人的情书吗？倘说他在感情上始终和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实际的行为上，他却越来越和那都市的精华——知识阶级融合在一起了。在许多时候，他似乎仅仅只在笔下倾心于过去，一旦离开写字台，他倒还是愿意获取现在的青睐的——如果我这样说，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吧？
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矛盾。它必然会贯穿他的整个文学活动，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文学成就。我不禁想，如果抓住这一点分析下去，说不定有可能获得若干意想不到的结论呢。我为什么不这样来试一试？
这一次的阅读经验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试图去分析作家内心状态的研究者的困境是多么严重。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阅读感受，其他一切材料，实际上都仅仅只有参考的价值。可是，一个人阅读时的感受是一回事，他事后对这感受的归纳又是一回事；每一个新的印象都会改变原有的感受，而你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每个新的印象本身又是那样地充满了矛盾：如果研究者最终凭借的，竟只能是这样一种微妙多变的东西，他能不陷入困境吗？如果他干脆就是在借题发挥，那倒省事，放手挥洒就是了。可如果他偏还要想显得客观一些，想使自己的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学术性，那他简直就是困难重重。在把自己的感觉确定为分析依据的时候，他必须特别小心，稍一恍惚，就可能滑到以意为之的歧路上去。①说句实话，以我们目前的精神准备，究竟能否摆脱这方面的困境，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的研究到底能达到多大的学术性。堆在书桌上的这十二卷《沈从文文集》，就在赫然地向我作着严峻的挑战。
一九八七年二月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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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28日凌晨，湘西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之家降生了第五个孩子。他学名岳焕，20余年后改名为沈从文。沈家原为簪缨世家，至祖父一辈入了军籍，父亲沈宗嗣曾是驻守大沽口炮台的一员裨将。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沈从文具有苗族血统。年幼的从文十分聪颖好动，他因经常逃学而不得不多次转学，逃学被发现时还要受到学校与父亲两方面的处罚。然而家乡的自然风物深深吸引着他，他与童年的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总是积习难改。
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与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高小毕业后，沈从文还不满15岁，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读一本大书”。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沈从文这样谈到家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1921年，沈从文脱离军队去北京，“找理想，读点书”。他先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未被录取，此后一边去北京大学旁听，一边练习写作。1924年，他的习作初次在《晨报》发表，从此沈从文便步入文坛，辛勤笔耕几十年。在离开故乡将近10年之后，他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这些印象写成小说，为自己也为读者复现出湘西生民朴素的生命形态，使我们了解中国现代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像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沈从文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作品对于美国南部政治情况的体现显得更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1923年，沈岳焕改名为沈从文，并开始用休芸芸、懋琳、甲辰、窄而霉主人等笔名陆续发表作品。沈从文共创作了40余本书，其中，重要的短篇小说集结有《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新与旧》、《主妇集》等，中长篇小说有《边城》、《长河》等；此外，还有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烛虚》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北平那些举目无亲、贫困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笔耕不辍，有对家乡的眷念，现实生活的逼迫，也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成就的鼓舞，“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此外，沈从文还得到了郁达夫、徐志摩以及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帮助。1926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而后，他改执教鞭，曾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1933年9月，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报业日趋兴旺，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抗战爆发后，沈从文辗转赴西南联大任教，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等几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在云南生活期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杂文式的随感录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云南看云》、《黑厣》等散文作品往往在琐记式或漫忆式中，借景抒情、寓理言志，把抽象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具体化、形象化，进行“抽象的抒情”。这段时间的作品显示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新的追求。他提出了他的三个基本概念：“生命”、“美”、“爱”，力图以此统一从个体生存到社会文化建构的宏大体系。悬置一切文化存在、社会现象，从个人体验出发，确立或发现一个抽象而永恒的“生命”本质，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全力以赴的总主题。解放战争期间，沈从文认为自己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开始长期从事古代文物研究。他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投入新的事业。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之外，他基本上中断了文学创作，慢慢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80年，沈从文应邀访美。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这部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作者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究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对读者的预设，似乎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对于《边城》之后的《长河》，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更加明确，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来提到20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正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边城》的艺术魅力
江南晚报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离开上海，到青岛的山东大学执教。这是他生活沉静，精力旺盛，创作多产的时期。青岛的山东大学花木掩映，景色宜人。授课之余，他常常独自走出校门，沿着海岸走过浴场、炮台、海湾石滩，看浪花翻腾，云起云飞。面对大海，面对自然，激发了他更多的写作热情。
1933年夏，沈从文偕未婚妻张兆和到青岛崂山游玩，在风景秀丽的一条溪的对岸，他们看到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孝服，在岸边哭着烧了纸钱，便在小溪中汲了一罐水，提着回去了。这一个看起来十分寻常的情景，勾起了作家对故乡一种“起水”的古老习俗的联想。在湘西，当长辈去世时，小辈要到附近的河里或井里去取一些水，象征性地洒在死者脸上身上，表示洗净他在尘世间的污垢，进入天堂。看着这位孝女远去的身影，沈从文对张兆和说，他准备根据她写一个故事。不久，他回到北京便与张兆和结婚，定居于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因院内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遂取名为“一枣一槐庐”。就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开始了《边城》的写作。他将长期积累的故乡的“哀乐人事”，巧妙剪裁加工，结构了一个曲折哀婉的爱情悲剧，他“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展现了川湘边界小山城茶桐人们的生活。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小说乡土文学之作，是它奠定了沈从文在3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地位。它通过对已经逝去的一段往事的追忆，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框架，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它是沈从文所营造的众多的“希腊小庙”中最“精致、结实、匀称”的一座，而“庙”中所供奉的“神”——人性，充满了永恒的生命与活力。故事是围绕翠翠的爱情纠葛展开的。70岁的老船夫勤劳淳朴，为人热诚，他撑船摆渡50年如一日，深得乡民的拥戴。但他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忧郁，他不能不经常考虑他唯一的亲人——外孙女翠翠的将来。17年前，他的独生女悄悄爱上了一个屯防军人，也曾想双双逃走。但那男子不愿损害军人的名誉，便首先服毒死去；船夫的女儿生下小孩后，到溪边故意喝了许多冷水也死去。留下外孙女翠翠和老船夫相依为命。随着翠翠长大成人，老船夫也日益心事重重，他深悔过去对独生女心思的疏忽，力图在外孙女身上补救，以防悲剧的重演。
作家用他那充满灵性的笔，着力塑造了天真活泼的少女翠翠的形象。她透明纯净，天真未泯,却又情窦初开，逐渐成熟。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他，而翠翠却只爱傩送。
翠翠和傩送的恋爱过程，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沈从文调动多种表现手段，细致入微地揭示一个少女内心的隐秘。但是爱情的结局却是悲剧：哥哥天保因为得不到翠翠的爱，就主动退出，驾船下辰州，中途船破人亡；弟弟傩送爱翠翠，心中却抹不去丧失手足的凄凉，他对老船夫既有误解，又不为别人拿一座碾坊的财产引诱而动心，在心情的矛盾痛苦中离家外出。在一个风雨雷电的夜晚，小溪边的白塔倒了，老船夫也死了，翠翠成了一个孤雏。
翠翠的悲剧是哀婉动人的，他失去了外祖父和傩送，却得到了傩送的父亲顺顺、杨马兵等许多人的温爱。她执拗地留下，等待着遥远的情人。傩送“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未来的命运如何，作家没有写，只让女主人公在孤独中期待着。
沈从文先生编织的故事明丽、简练。他的思想内涵和美好意蕴却是深邃幽沉，耐人寻味。《边城》绝非古老的伊甸园，也不是虚幻的桃花源，它是现实的人生图。小说描绘的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古朴炽热的风土人情是真实可信的，那发生在湘西边区山民中的哀乐故事是那里人民的真实写照。茶桐山城两代人的爱情遭受不幸，造成悲剧的主要根源是封建制度和父母包办的封建买卖婚烟。小说的中心事件是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故事，而爱情故事的结局却是一场悲剧。尽管沈从文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作家内心的痛苦却是十分沉重的。
沈从文在这部小说中所传输的道德观或文化观，渊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作家着力描写的祥和的社会气氛、融洽的人际关系，克己礼让的道德观念，都是儒家倡导的“仁”的思想反映，而表现人性的自由则是作家接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可以说充满了一种牧歌情调，剧作家和翻译家李健吾说：“《边城》简直就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司马长风着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此也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边城》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坎坷，可是却表现了不平凡的美’。”他还说：“《边城》仅约七万字，可能是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则是一部最长的诗。全书21节，每节两千到三千多字，每一节是一首诗，连起来成一首长诗；又像是21幅彩画连成的画卷。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沈从文先生把爱和美的描写贡献给了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他所传递的美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
边城，诗意的安居（当代文学评论）
昔日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状束之态”，所言极是。今日读沈从文先生《边城》一着，不禁萌生同感。叹其中言情写景之工，浑归璞玉。小说充溢无所不在的诗意，读后不免醉人耳目，痴人心肠，于浮躁之中长出几丝宁静的向往与思索。
《边城》中的诗意，首先表现在地方特点上。边城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四周环有武陵山、雪峰山与云贵高原。其中水酉水等河流也汇集于此。青山，绿水，如此自然环境，本身便是诗意盎然。与世隔绝，更增添了几分诗意的神秘。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边城》有“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眇。”的确，《边城》虽是现代文学作品，可字里行间又无一不显露着古典的诗歌美。文中“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难道不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吗？“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的明明白白”，又何尝逊于“池塘生春草”的精巧？边城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社会，这里拥有的是淳朴、自然、宁静的生活，每个人都安于现状，满足自己的生活，正如《诗经》中的“适彼乐土”。沈从文自己也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这点纯粹的诗即是《边城》中表现出来的诗意——和平，自然与宁静。
其次，诗意还体现在人物性格上。地方有了诗意，如何表达出来，这时需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物了。假若地方充满诗意，人物却肮脏卑鄙，那么这些诗意也会显得单薄甚至多此一举。沈从文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能容忍自己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有一丝龌龊与硝烟，于是《边城》中的人物便就此感染着诗意，共同创造着边城这一诗意的神话世界。翠翠这个人物是最完美的诗意结晶，她依水而生，傍山成长，“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她明慧温柔，体贴乖顺，“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些淳朴性格轻盈纯洁，像一首不忍凌辱的诗。就连她心中的爱也无不充满诗意，自从见到二老之后，便让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甚至摆渡也不时想起遇见二老的场景，挂念着，如桨下的水流哗哗而动，似“不见君子，忧心忡忡”；见到二老之后，故意装作不在意，其实心中怦然而动，又似“既见君子，我心则降”。
还有翠翠的祖父，终生摆渡，毫无倦意，不收人的钱财，就是收了也将钱买些茶叶，砌茶让渡船人解渴解疲。他深深的关心着翠翠，希望她可以有个好的归宿，然后他自己才可安心的死去，这样充满人性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一首美丽的诗。除此之外，《边城》中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的包含着几些诗性，沈从文先生更是在文中明确写出二老具有“诗人性格”，什么是诗人性格？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二老土生土长于乡间，习于水性，染于山情，在自己的故乡安守乐土，从无大都市的天真幻想，对于爱情更是一如既往毫无邪念，这便是他的“诗人性格”。正是这种诗人性格，才造就了边城中的人性美，才吸引了翠翠那颗透明的心。
值得注意的还有《边城》中的妓女。沈从文并没有反映出她们的罪恶与淫乱，相反倒多了几分同情与欣慰。她们不唯财是首，也不水性扬花，更多的是“浑厚”，“感情真挚的，痴到无可形容”。作者在文中写到：
“她们生活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从这里，不难读出这些妓女们的痴心与天真，她们越过道德的边境，走过爱的禁区，勇敢执着的天性，分明是一首风骨俱秀的诗。不欢快，不轻柔，却也像极了青山绿水，富含情愫。
老子《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是至善的代表与象征。读完《边城》，感觉全文前后到处都浸染着清水，润了肌肤，湿了心田。这种水便是《边城》中又一诗性的代表了。沈从文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由此可见，作者在小说中无时不写水，也是极有寓意的。文中渡船、溪水、深潭、浪滩，宛然如一张淡抹素描的山水画，其中人物当然也因袭了山水一样的美。水的本质是流动、柔韧与包容，又兼之谦和、低下，却又极具韧性，这又何尝不是《边城》中人物真实写照呢？从翠翠到祖父，从二老到水手们，无一不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的道理，《边城》山水环依，竹翠树郁，习惯都市习性的读者，又怎忍心说翠翠他们“不知”、“不仁”呢？
最后，我将《边城》中人物的生存形式也理解为一种诗意。《边城》描写的是一个乡村式的民间世界，其中的生活状态或者寂寞，或者落后，何以有一种诗意呢？不妨引用海德格尔的一段话：
“其实，在这里（乡村）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种特别原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出了一种“乡村孤独”生存，“孤独”本身也是一个诗意十足的词汇，忍受不了孤独的诗人不算是个完整的诗人。沈从文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你还有个你自己”。正是如此，农民在孤独中认识了自己，由此便派生了不悖乎人性的生存形式。一如《边城》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过节时欢乐，求爱时投入，对每件事都怀了不可言说的铭记。兴许，农民的记忆天生便有其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作品中翠翠对二老的记忆，兄弟二人对翠翠的钟情，以及祖父对翠翠母亲的难忘与妓女对水手的等待，都有一种人性的美丽与诗感。就连其中的求爱方式也是如此，《边城》中的爱没有世俗中的性爱，那里的爱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是淳朴、山歌式的。文中二老夜晚唱歌给心上人听，难道不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吗？在那里，人们似乎有所不为，然而正是这种无为，才创造了简单与自然，才有了文中的“逍遥游”。《庄子》中“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道出此中真义也。
但是，诗意又是否意味着一切皆是亮丽美好的呢？当然不是。诗意除却浑厚淳朴，自然也夹杂着一丝忧郁的感伤。只有这样，才算是完全的诗意。倘若全文都是欢快亮丽的，那就不是诗意，而是唱赞歌了。《边城》中最具有感伤情调的莫过于翠翠父母的爱情与死亡。自古爱与死便是许多文学作品的主题，为爱而死，向死而生，其中伤感自然有之。翠翠母亲是苗族人，父亲是汉族人，两人的爱情悲剧其实也暗示着苗汉文化的不对等与冲突。后来，祖父很担心翠翠也会走上和它母亲同样的道路，这在作品中时时感觉的到。最终，翠翠没有和二老顺利结合，留给她的只是一个漫无边际的等待，这个等待是孤独的，是惆怅的。读到这里，诗意中的忧伤呼之即出。然而，读者并不会感觉这有碍于文中美的表达，反而更增添了另一中难言的美，增添了诗意，增添了心中的希冀与向往。
中国是山水画之乡。读《边城》，不妨将它看成是一幅山水画，里面的风俗美，人情美，可一一细品。读久，便会怀上一种莫大的欢喜，仿佛吹着一支牧歌，在都市之外的桃花园里诗意地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