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而且是鲁迅最器重的弟弟。鲁迅留学日本时，尽自己之力把周作人办到日本留学。与如今兄弟之间互相担保，办成留美一样。鲁迅学矿出身，周作人学水师出身。两人的学问都不正统。在日本期间，两人一起去听章太炎的中文课，回国后又都弄文。不论谁来排列当时中國的优秀散文家，周氏昆仲都能首屈一把，——进入前五名之内。
周氏兄弟在北京时合资买下八道湾的房子。后来兄弟失和，鲁迅搬了出去，然后便是北京、广州、厦门、上海，到处迁移，居无定所，最后客死沪上。周作人却是不离故居，连北平沦陷都不撤离，直到文革死在八道湾。
兄弟失和以后，鲁迅在向外国记者介绍当代中國散文家时，仍赞乃弟。周作人在解放后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的文章，也赞叹乃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俩人到死都没说过一句。外人胡乱猜疑，总是不得要领。
单从文章的激烈程度上看，周作人有时超过鲁迅。比如他愤恨于处决女共產黨员时，争看光膀子女人挨刀的幸灾乐祸；愤恨于知识分子“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了”的无耻等，都比鲁迅的言辞激烈得多。对于日军侵华，周作人曾著文怒指：日本文化源自中國，现在中國衰败了，日本却如此残杀中國人；西方文明源自希腊，希腊也衰败了，却从未见西方人如日军残杀中國人般地残杀希腊人。周作人通希腊文，故有此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指责日军侵华暴行最为深刻的用语。其他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都属现场鼓动的口号，没什么文化层次。
很多人都知道芦沟桥事变，但只闻中國军队奋起抗战，却从未闻北京是如何陷落的。其实中國军队打不过日本。几仗下来，不但损兵折将，如佟麟阁、赵登禹等相继阵亡；而且装备和士气的不足也都显露了出来。于是一天下午忽然宣布中國军队在南苑打了个大胜仗。和今年的抗洪抢险一样，正在拥军抗战高潮的北平市民闻之都很高兴，－－劳累多日，这下可以睡个安生觉了。谁知一早醒来，只见城门大开。日军兵不血刃，浩浩荡荡开了进来。中國军队早已借著夜暮“战略转移”了。
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國政府陆续撤走了故宫博物院里的大批文物和撤退各大学。北大任教的周作人不肯搬迁。于是校方便指派他留守，看护校产。——就如文革下干校时，各校留人看守一样。
北京沦陷后，周作人出任了伪教育总署的督办。据曾在北平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人回忆，周作人的这个职务还是中共地下组织帮他搞来的。原伪教育总署督办，清末与钮永建同被推为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的汤尔和死后，该职出缺。当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积极反共的缪斌想争这个职位。当时的北平地下黨认为，教育总署督办的职位由周作人出任，比缪斌来当要好得多。于是地下黨便搜集缪斌平时的反日言论（可见也非甘心媚敌），写成材料设法送到日本占领当局，免了缪斌的官。地下黨成功了，却把一位优秀作家推进了“汉奸”的火坑。
周作人和中共两大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同事，都是北大教授。在李大钊被杀后，周作人撰文，笔调沉重地称李守常是“求仁得仁了”。周作人更出钱接济李大钊遗属。据北京大学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９０年版）载：“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著名“胡风分子”贾植芳说：“我的嫂嫂李星华，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的长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北平后，定出严苛法令：凡离京外出者，均需有人作保，如发现有不轨行为或反日行迹，连同保人严加惩处。李星华想去延安，但无人敢作保。周作人当年与李大钊在北大任教授，二人曾是学术好友。他毅然为李星华作保，并且资助路费。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你一路多加小心。我在延安，没有什么熟人，只认识毛澤東，你见到他，代我问他好。“那年，是我在陕西接应嫂嫂，把她送到延安。”（见《民主中國。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贾植芳访谈录》）
《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三联。９８年版）书中的严薇青“北大忆旧”一文说周作人“拒不接受老朋友钱玄同、马裕藻、胡适等人等人的一再忠告，听从日本老婆的话，丧失民族立场，出任伪职……（４８６页）。”
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受过高等教育，对中國文化深有研究，性情也算温顺，就是花钱有点大手大脚。她并不赞成日本侵华，为丈夫著想，曾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周作人在“更生中國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收到１８名文化人士的联名信，遂与妻子商量。羽太信子再次劝他：“你已经一脚下水，文化界议论哗然，如再不撤离，日本人请你出任职务，你就是最后丧失气节了！”可见“日本老婆的话”是反对他丧失民族立场的，而他却并未听从。不能因为太座是日本人就把周作人的汉奸案都怪罪到她头上。
中國文武兼贤的军事学家，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百里）的妻子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看护长，也是日本人。在奉派看护蒋百里时，两人相互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蒋英是钱学森的妻子。蒋百里抗战期间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倒戈将军冯玉祥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非说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针毒死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打电报否认其事。但１９８０年再版的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仍在坚持此说。左梅追随丈夫终生，跟从他抗日，早就自行断绝了与日本娘家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本话。蒋百里死后，她忍受著因是日本人而遭人白眼的炎凉世态，一直留在中國守寡，直到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在北京去世。《北大忆旧》关于周作人“听从日本老婆的话”之说，大概又在师冯涣章故智。
嫁给前清皇弟溥杰的日本郡主嵯峨浩，在溥杰出狱后也仍回到婆家团聚，并最后死在中國。她回娘家日本时期坚决反对大女儿自由恋爱：“你父亲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的女儿，应该按照中國人的礼节，遵父命嫁给中國人。”结果竟造成大女儿和日本男朋友双双自杀身亡。周恩来知道后还过问过此事。
被郭沫若停妻再娶遗弃的日本妻子安娜也到中國来居住，——“离婚不离家”，直到在中國去世。笔者幼时的邻居兼小学同窗小华的母亲也是日本人。我眼见她比大院里所有的阿姨都含蓄内敛，礼貌淑贤，德言容工兼备。嫁到中國来的日本媳妇所守妇道比中國人还严。“礼失求诸野”；——妇道失，求诸日本。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北方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等都迁到昆明办西南联大去了。北方沦陷区人民的教育问题怎么办？当然了，我们可以按照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式的无产階級爱国主义革命逻辑宣称：沦陷区人民宁可集体当爱国文盲，也不能在汉奸政府办的学校里学文化。
都铎的小说讲到小佛郎士上法语《最后一课》的故事。割让给德国的法国领土将不再教授法语而代之以德语。但日军占领下的中國沦陷区不是这样。因为日本文化源于中國，日本人对中國文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莫名崇拜。日本文人更以能成为“中國通”而骄傲。故沦陷区的学校除了增设日文课以外，仍是讲授中國文化。
周作人当的是教育督办。日本人端是不会到中國人当督办的学校里来受教育。故周作人当督办的教育系统只能是为沦陷区的中國人民服务。若不按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的逻辑，就只能承认周作人所任伪职是在帮助沦陷区的中國人，而非帮助日本人。梅兰芳可以蓄须明志不演戏，齐白石可以不做画。沦陷区人民八年不看梅戏齐画，损失不了什么。况且还有其他人的戏画可看。文革十年全国人民只看了八个戏，不也过来了嘛。可若是八年不开教育，那将是什么样的损失？
华北日军曾逮到过一些从北方沦陷区投奔大后方的学生青年。审问时他们明言，我们去大后方是求学的，沦陷区的大学太少。日本人还真就把他们放走了。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岗村宁茨大将主政时曾破获一个北京市小学教师组成的抗日情报网。岗村宁茨离任时也把他们都放了。
抗战胜利，周作人名列汉奸，遭到逮捕。在候审调查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的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北大也出函证明复校后查点校产和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沈兼士、俞平伯等１４位大学教授，更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为之讲情。钱著《周作人传》还提到１９４６年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黨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确有掩护和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些即便是周作人在预留后路，总也不是坏事。
周作人的刑期后来由原判的１４年改为１０年。待到解放大军渡江在即，国民黨监狱里人满为患。这才把周作人这样的“汉奸”放掉，以腾出地方关押刚逮到的中共地下黨。
抗战初胜，沦陷区人民刚欢迎完国军光复，随后就是惩办汉奸。所有在国军弃守后任教的大学教员一律以“附逆”论，全部开除教职，不得任用。这些保证了沦陷区人民的教育没有中断八年的北平大学教师一下子没了生计，只好自己组织起来办了一所中专。这所中专的水平之高，不亚任何大学，出了一批很不错的人材成为国营重工业的技术骨干。而新中國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部署之下，全国大学教育真给中断了十年。工农兵学员未必有中专水平。文革遗害今犹在，即使当年沦陷区没有周作人当督办的伪教育总署继续办学，文革割断文化的十年浩劫肯定也会在沦陷区出现。
国民黨在抗战胜利后仅仅四年就丢了江山，除了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失策以及贪污腐败以外，滥杀滥捕汉奸是其失去沦陷区民心的重要环节，—— “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敌人来时，平日耗尽人民血汗豢养的国家军队不负守土之责，弃城而去；把满城百姓丢给敌寇任凭奸污屠殺，当然更不会管沦陷区人民的教育。等敌人被友军击败投降，那些当年弃守的国军反而以“老子抗战八年”的荣耀回来劫收，－－“五子登科”；还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由于他们弃守而造成的沦陷区里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人，甚至教师，都统通打成汉奸。
另如张爱玲、苏青等沦陷区作家也被指为文化汉奸。若说在沦陷区写小说也罪列汉奸的话，那么经商也有流通资敌之嫌，做工也有劳务资敌之嫌，种庄稼更能直接以军粮资敌。除了集体绝食自尽，你让沦陷区人民怎么个活法？谁能有梅兰芳、齐白石那么多的私人积蓄可以坐食八年？更何况若论汉奸作家，先该审判国家军队的弃守之罪。军队若不弃守，人民安能陷敌？
二战结束之际，挪威只杀了一个挪奸，就是卖国贼吉斯林。挪威在欧洲最北端，然后一路杀下来，各国杀的“汉奸”由北往南越杀越多。中國杀的汉奸更在所有欧洲国家之上。川岛芳子被处决时，北京那些因辛亥让国而沦落的满人市民不乏唏嘘者。而明星李香兰却因为说出了自己是日本人，就被当堂释放。须知，若无日寇，何来汉奸？！对日寇“以德报怨”，对沦陷区忍辱负重的中國人就该“杀无赦”、掘墓鞭尸、一竿子统通打翻。若要处死川岛芳子，先该处死岗村宁茨。 “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大将就被处死了。
《上饶集中营》里讲到一个女犯被判了死刑。临刑前夜，看守来说，你要让我睡一回，我便救你一命。女犯让他睡了。第二天照毙不误。别人骂那看守缺德。他却振振有辞地反驳说：“这是废物利用”。川岛芳子刑前已遭多次“废物利用”。弄到后来，其求死之心已胜过求生。当然，“利用”过的人，反而更要让她成为“废物”。
沦陷区人民一下子被杀寒了心。因为在“老子抗战八年”面前，所有沦陷区的人民都有汉奸之嫌。从此北方人民唾弃了国民黨，结果被长征逃到北方，深入敌后发展的共產黨所用，打下了江山。
共產黨打天下除却階級斗争理论之外，还以“爱国”相号召。所有被国民黨打成汉奸者，共產黨也都继续承认其汉奸身分。这回不再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了。接济和掩护了中共创始人兼一号烈士李大钊遗属的周作人，在中共政权下，仍戴著国民政府给他扣的汉奸帽子。“三年困难时期”的１９６１年４月８日，７５岁的羽太信子在北大医院病故，遗体运东郊火葬场火化。文革暴发，当过汉奸的周作人自是在劫难逃。红卫兵小将把他拉出来批斗了一通，不久便死了。李大钊的儿子，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李葆华也被打倒。
开放以后，周作人遗属全部移民日本。连鲁迅的孙子都由日本去了台湾。周氏昆仲本意在警世，唤醒闷在大铁屋子里沉睡的中國人。最后自己和后代竟这么了局。
作者:马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