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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负责人：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科研团队成员：刘培林、肖庆文、许伟、俞建拖、王子豪、蔡俊韬、钱胜存、宁婧、刘一驰
从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以下简称GFP）视角出发，通过跨国比较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路径。GFP概念是在对现有统计体系中的支出法GDP进行重新划分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界定为支出法GDP当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按此定义，GFP具体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其中，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部分服务业投资。GFP框架基于支出法GDP框架，但与后者相比，在中长期增长研究方面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优势。
GFP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与消费者更具有“亲近性”，能够直接反映广义的消费变化及其结构升级进程。从支出法角度看，GDP由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组成，用以度量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新增价值。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的、被“消费”的，只是GDP当中的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则重新返回了生产过程，属于生产性投资，只是发展的手段。此外，把住宅、基础设施列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消费属性形成矛盾，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悖。因此，从统计角度看，GFP涵盖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测度的是一国居民在衣食住行、文娱教卫等方面支出。更为通俗地说，GFP体现了经过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
GFP是出发点和最初的驱动力，能够更好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规模、质量和效益动态。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流程中，GFP具有源头性质。GFP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将会带动长短不一的投入产出链条的变动。反过来看，每一类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也都最终追溯到某一种终端产品。也正是GFP驱动庞大的投入产出网络，演绎出了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一个经济体或经济体系，其增长实绩集中表现在终端产品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上。把握住GFP，就从源头上把握住了经济增长的可能路径。
GFP与不同经济体在竞争优势、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关系不大，因此在国别之间的可比性比生产结构更强。一个国家呈现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特别是在全球化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从生产侧分析增长潜力或者潜在路径，通常只能寻找一组产业体系、发展路径类似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范围相对狭窄。而GFP直接反映广义消费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各国广义消费结构相对产业结构而言，趋同性更好，规律性更强。隐含的主要逻辑是，各国居民都是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升级的路径更为一致。因此，从GFP角度出发，研究受样本的局限性减轻，国际比较研究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和灵活。推而广之，这种分析框架既适合于国别比较，也适合于国内不同省、市乃至更小的行政单元的比较。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9.0（Penn World Table 9.0）公布的数据，测算出中国2016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在14000美元左右，并预测中国2025年、2035年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将分别达到25000美元、35000美元左右。